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周展安:儒法斗争与“传统”重构

——以20世纪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所提供的历史构图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6-06-03 00:18:12
作者: 周展安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以20世纪70年代的评法批儒运动为中心,重探儒法关系在共产革命的历史脉络中的呈现形式,从特定的政治语境和政治决断的需求出发,考察运动的参与者们如何把握儒家和法家的知识传统,特别是如何尽可能地去唤起这些特定知识传统的政治潜能。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参与者们并不是无条件地、孤立地肯定法家,而是在儒法对立的动态架构中来把握法家的。在儒法两大传统之外,参与者们还特别梳理了人民的实践活动这个更大的传统,并将人民的实践活动和创造“新生事物”这一目标关联在一起。所有这些做法,或将对我们观察今天的各种传统复兴论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儒法斗争 传统 人民 新生事物

  

   一、引言

   向“传统”复归是当下舆论场的一个基本走向。这和执政党自身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角色调整特别是对“传统”的重视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执政党的角色调整正构成当下舆论场走向的基本动力。但这一调整是充满挑战的。这中间,首当其冲就是如何处理革命和传统的关系。20世纪中国革命特别是共产革命是在对于传统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进行深刻批判的历史脉动中推进的。这决定了今天我们无法将“革命”和“传统”做简单相加,传统需要在20世纪历史的内部得到说明。由此,在对“传统”阐释之前,首先需要对“革命”做深度阐释,建立起消化传统的坐标。否则,在革命话语的有效性逐步褪色的今天,本来希望以“传统”来弥缝破损的意识形态构图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导致“传统”吞噬“革命”。另一方面,传统又是多维度的,而今天的各种传统复兴论,有意无意落入以儒家代替传统的窠臼。儒家在历史上自有其地位,但这种地位既需要在和其他学派的横向关联中来认识,也需要纵向地在历史演变中来摸索其意义的损耗,特别是在经历由子学到经学的演变之后其生命力的僵固。①

   历史地看,在儒家和其他学派的关联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儒家和法家的关系。这是由儒法两家作为中国思想的源头性地位所决定的。如蒙文通所言,“儒家之传本于周,而法家之术大行于战国而极于秦,则儒法之争者为新旧两时代思想之争,将二家为一世新旧思想之主流,而百家乃其余波也。”②就笔者所寓目,在学术史上,儒法关系大致可概括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在儒法对立且扬儒抑法的格局中来看待儒法关系;③第二种,是肯定儒家的统领地位,但并不将儒法对立,而是将法家表述为儒家的发展和完成;④第三种,是将儒法并置,但以儒家为王道,以法家为霸道,以王霸杂用为中国历史文化之主干;⑤第四种,是儒法并置,但尤重法家之地位,且有将法家置于儒家之上的倾向。如章太炎早就指出,“儒者之道,其不能摈法家,亦明已。”⑥

   本文试图以20世纪70年代的评法批儒运动为中心,重探儒法关系在共产革命的历史脉络中的呈现形式,从特定的政治语境和政治决断的需求出发,考察运动的参与者们如何把握儒家和法家的知识传统,特别是如何尽可能地去唤起这些特定知识传统的政治潜能。“评法批儒”是这场历史运动的一个一般概括,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参与者们并不是无条件地、孤立地肯定法家,而是在儒法对立的动态架构中来把握法家的。在儒法两大传统之外,参与者们还特别梳理了人民的实践活动这个更大的传统,并将人民的实践活动和创造“新生事物”这一目标关联在一起。所有这些做法,或将对我们观察今天的各种传统复兴论提供一些启示。1976年之后,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动,评法批儒运动被作为一场闹剧而不断受到批判,这是可以理解的。如很多论者所指出,运动的参与者对于儒家和法家的解释多有断章取义的做法,这一点即使在当时也有人批评过。⑦笔者尊重这些纠偏的工作,并且愿意进一步指出,到底是儒家还是法家跟中国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更契合,这是一个有待于继续开掘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研究“老三篇”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本,会发现里面包含了和儒家特别是心学一脉更为接近的地方,在“德性政治”的导引中可以摸索更多的历史连续性。但本文认为更重要的是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不是泥于章句,以某种后见之明指摘当时的解释错误,也不是用经验性的权力斗争的视野抹消所有“知识-理论”论辩的意义,而是去分析运动的参与者们之所以那样解释和发言的历史逻辑,去捕捉“儒家”和“法家”这些知识系统在变动的“政治”这个界面上的存在形态。

  

   二、评法批儒运动的历史脉络及其性质

   20世纪70年代的评法批儒运动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批林反修”的特定语境中,由毛泽东所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这场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但和前期“文革”的展开脉络不同,评法批儒运动如其名称所示,是将斗争的场域设置在中国传统的知识、思想和政治脉动当中,经由对儒家和法家两大思想体系的取舍评骘来回应当时的政治危机的结果。

   “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林彪的批判是在“批林反修”的口号下展开的,并没有立刻连接到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直到近两年以后,即1973年7月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和王洪文的一次谈话中,才借由对郭沫若《十批判书》的批评,明确将儒家、法家、林彪和修正主义等词汇关联在一起,强调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⑧同月,毛泽东在和杨振宁的见面会上,又肯定法家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⑨同年8月5日毛泽东在同江青关于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谈话中指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并读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称赞“祖龙魂死秦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而“孔学名高实秕糠”。此后,《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等报刊便陆续刊登评法批儒的相关文章。到1974年1月,中共中央在转发王洪文和江青报送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时通知说: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由此开始,评法批儒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中展开了。

   从知识和思想脉络上说,评法批儒是其来有自的。众所周知,批评儒家特别是批评孔子,肯定法家特别是肯定法家对法治的强调,这是处在激烈革新当中的晚清知识版图的一个重要内容。⑩位于这一革新潮流之核心地位的,可以说是章太炎。这位以“神经病”自居的思想家,站在“生民”的立场上,以“重估一切价值”的勇气对于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字、道德、官制、法律等做了几乎是全新的论述。经他之手,孔子跌落成只是和刘歆比肩而立的“良史”,11而商鞅、秦始皇、王充、曹操乃至盗跖等历来被贬低的法家人物才是历史上真正的圣贤。12而运动的参与者们,特别是其代表人物毛泽东正是这个革新了的知识版图的重要继承者之一。早在1912年读中学的时候,毛泽东就写出了《商鞅徙木立信论》,称赞商鞅之法是“良法”,而商鞅则为“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之政治家”。1958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放言:“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不是杀掉了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13在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同样借对《十批判书》的批评表达了自己对儒法的不同看法:“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在这一点上跟郭老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14

   但是,评法批儒成为一场波及全社会的政治运动,却主要是由“九一三”之后特定的政治土壤催生的。如上所提及,评法批儒是“文化大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深化了“文革”在发动之初就提出的“思想革命化”的目标,深化了在整个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一斗二批三改”的主题。在革命深化的意义上,可以说“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向深入的一个收获。而毛泽东本人也正是这么看的。但同时,因为“九一三”事件的严重影响,即作为“我党路线斗争中最严重的一次”,“文革”又不可避免地因其而受到抑制,这在1973年、1974年毛泽东多次发出“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等指示上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在这个意义上,评法批儒运动绾合了“文革”的前进方向和“文革”自身的危机两个方面,构成了理解“文革”的枢纽,笔者认为,这也是为何“批儒”会和“评法”链接在一起的最根本原因。因为,不避孤立地说,“批儒”是和深化“文革”一开始就具备的逻辑和提出的要求相关联的,而“评法”或者说对法家的统治经验的重视则是和“文革”所逐渐暴露出来的政治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文革”后期,参与者们所面对的最核心问题,大概也正是无产阶级如何统治国家这个问题。因为政治决断的需求,儒家、法家这些貌似中立的知识传统都暴露出或者说焕发出自己的政治潜能。

  

   三、唯心论、“仁政”、“上智下愚”与复辟——评法批儒运动中儒家的面相

   儒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脉络中,一直处于受批判的位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评法批儒运动承接了这个脉络,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这里所说的新的历史环境还不只是“九一三”事件本身,而是自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就启动的一个历史进程。

   毛泽东在1957年曾经指出这之前所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经过充分辩论,没有在思想意识层面被充分认识,他说:“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内,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虽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15没有经过充分辩论的社会主义革命遗留下了“人的改造的未完成”这个问题。这是50年代后期“觉悟”之重要性被反复强调并成为新的政治实践之基础的重要背景16,是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难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17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用“文化”来命名,首先就因为它是承接着所有制改造而来的人的思想意识层面的革命和改造,就是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去除旧思想的影响。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正是剥削阶级的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66年12月,毛泽东在同波兰共产党同志的谈话时就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任务之一,是清除孔子在各方面的影响。因为正如当时所反复提及的那样,孔子是旧的上层建筑的精神支柱。

因为批儒是承接“人的改造”的主题而来,所以在评法批儒运动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9975.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