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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涛:评述、反思与整合:西方学界当代“民族史学”观

更新时间:2020-09-11 22:48:13
作者: 刘海涛  

   【摘要】自西方“民族史学”(ethnohistory)这种学术现象出现以来,国外学界在有关其学理价值、学科属性、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论,也取得了一定的共识。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的一些知名学者开始对“民族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评述与反思。凯琦(Shepard Krech III)的有关见解,汇集和涵盖了诸多西方学者的论断,对西方学界不同历史阶段有关“民族史学”的争论与共识进行整合,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对“民族史学”的总体认知状况,一定程度上展示出西方学界的当代“民族史学”观。本文主要基于一手英文文献材料,尝试对此进行系统集中揭示,以促进国内学界对西方“民族史学”的全面深入理解,为加快建构中国特色民族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体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民族史学;历史人类学;凯琦

   国内外学界在如何评判西方“民族史学”或“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这种学术现象的学理价值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台湾人类学家黄应贵在《历史与文化:对于“历史人类学”之我见》中,在述及“民族历史学”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时指出:“在美国鲍亚士历史学派理论的影响下,有关被研究民族的历史之探讨,一直是民族历史学的工作。虽然,民族历史学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上,并没有重要的成就与影响力,但其悠久的研究领域,终究累积出一些具理论意涵而属抽象层次的研究提纲,成为历史人类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这正可见于该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孔恩(Bernard S.Cohn)的研究上……孔恩虽然集民族历史学研究的大成,提出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之研究领域的提纲,但这些想法,必须等到萨林斯发展出文化结构论的理论观点来处理库克船长造访夏威夷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才开花结果。”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自己在《别了,忧郁的譬喻:现代历史中的民族志学》中则明确提出,“民族史学已经构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paradigm)”。事实上,单就国外学界而言,自西方“民族史学”这种学术现象出现以来,尽管对“民族史学”的认知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但在其学理价值、学科属性、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上一直争论不止。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民族史学”就是在这种争论和共识中不断演变和发展的。

   西方学界对“民族史学”的理解和认知,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原初使用、20世纪50年代初步共识、20世纪60-70年代传统共识、20世纪70-90年代对传统共识的反思与新的主流释义等不同的阶段。可以说,在西方“民族史学”的发展历程之中,不断有新的争论产生,又不断形成新的共识。

   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的一些知名学者在这些争论和共识的基础上,开始对“民族史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评述和反思。最有代表性的专文讨论是1991年凯琦(Shepard Krech III)的《“民族史学”的现况》,以及1996年他为《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撰写的词条“民族史学”。

   凯琦(Shepard Krech III)曾先后在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和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执教,任《民族史学》(ethnohistory)期刊主编长达10年之久(1983-1992),2005年任“美国民族史学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thnohistory,ASE)主席。

   《“民族史学”的现况》由《“民族史学”、“历史人类学”、历史学:差别是什么》(“Ethnohistory Anthropological History and History:What Are the Differences?”)修改和扩充而成,发表于1991年《人类学年度评论》(AnnualReview of Anthropology)第20卷上。《“民族史学”、“历史人类学”、历史学:差别是什么》系凯琦1990年11月1-4日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首府多伦多举行的“美国民族史学学会”第38届年会的参会论文。1996年,经过新的充实和完善,凯琦关于“民族史学”的总括性学术见解清晰镌刻在他为《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所撰写的词条“民族史学”之中。

   在这些专文讨论中,凯琦主要对“民族史学”的战后勃兴进行了学理分析,对民族史学的研究类型给出了系统总结和新的划分;在此基础上,重点对“民族史学”的标识问题进行了揭示和反思,并由此给出了有关“民族史学”未来定位的新思考。

   凯琦对“民族史学”的总结、评述与反思,汇集和涵盖了诸多西方学者的论断,对西方学界不同历史阶段有关“民族史学”的争论与共识进行整合,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对“民族史学”的总体认知状况,一定程度上展示出西方学界的当代“民族史学”观。本文主要基于一手英文文献材料,尝试对此进行系统集中揭示,以促进国内学界对西方“民族史学”的全面深入理解,为加快建构中国特色民族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相关学科体系提供借鉴。

   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界、民族史学界对于西方“民族史学”这种学术现象已有一定的研究和认识,但相关研究仍然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就国内的世界史学界而言,张友伦、丁见民等在早期印第安人史研究中曾涉及“民族史学”,孙丽萍在国外史学名刊介绍中对美国的专业学术刊物《民族史学》进行了简介。其中,丁见民的《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美国早期印第安人史研究》在分析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学界有关早期印第安人史的新进展的过程中,从印第安人史的角度对民族史学的兴起进行了揭示,并将ethnohistory译为“族裔史”,认为这种翻译“可能更符合20世纪50年代以后族裔史作为一种研究路径的实际情况”。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若与ethnology翻译为“民族学”进行比附的话,ethnohistory宜翻译为“民族史学”。本文将ethnohistory翻译为“民族史学”,并从学科史视角系统揭示西方学界的“民族史学”观,由此事实上也为深入理解“20世纪50年代以后作为一种研究路径的族裔史”提供了一种宽广的学科史背景。

   一、崇尚实证主义与观念主义的叠加:民族史学战后勃兴的学术环境

   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多西方学者对“民族史学”进行了探讨,逐渐形成了“民族史学”的诸多理解方式,其中既有共识,也有争论。针对这种状况,凯琦给出了明确的总结:“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学界对‘民族史学’的构成,可以基本达成共识;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共识不再保存——除了都认可‘民族史学’是一种方法、不是一个学科之外。有学者犹豫地称之为‘民族史学’,其他人则把它简单地称作历史学。‘民族史学’家以及局外的人们,都能发现这种令人困惑的局面,但从中可以反映出民族学与历史学关系在战后的较大变化。”凯琦进一步强调指出,“对许多人来说,‘民族史学’并不会停止存在(因为如果说‘民族史学’有什么特色的话,它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学科);相反,对某些人而言,‘民族史学’并不存在,因为‘民族史学’的研究范围太过宽泛。”

   如何界定“民族史学”,“民族史学”是何种发展状况(state),在凯琦看来,需要加以揭示,这就需要讨论民族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由此也就需要以科恩(Bernard S.Cohn)的《历史学与人类学:进展情况》(History and Anthropology:The State of Play)为基础展开新的评述和反思。这也正是凯琦撰写的《民族史学的发展状况》(The State of Ethnohistory)一文名称的由来。

   总之,在凯琦看来,要揭示“民族史学”战后勃兴的现况,梳理及澄清以往学界在“民族史学”理解上的诸多分歧,需要以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点,需要从学理上分析传统史学研究范式的特点,以及战后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关系的新变化。

   20世纪上半叶,在英美学界,这两个学科实际上是互斥的。20世纪80年以来,这两个学科明显汇合了。这种深刻的转换意味着在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中“民族史学”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家,崇尚的是规范的历史主义(rule historicists),进行19世纪流传下来的观念主义(idealists)与实证主义(positivists)之间的争论,用学者自己的术语来理解时代,即多关注政治史,以独特事件为基础(unique-event-based),是一种表意的(ideographic)、特殊主义的(particularistic)、非理论的(atheoretical)、直觉的(intuitive)、现实的(factual)、真实的(truthful)叙述史(narrative histories)。一方面,有些学者寻求有关过去的真理,分别建立各自的历史解释,由此存在竞争性的历史理解;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强调历史的自然特性、历史叙述、历史客观性。实际上的形势可能更为复杂,因为这两个方面虽然总是互斥,但并非永远互斥,往往混合在一起,而且并不仅限于这两种方式。

   当然,对20世纪上半叶主流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反抗早就存在,但直至二战后,这种反抗才渐成潮流。这些反抗,主要来自以布洛赫(Marc Bloch)、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史学家。他们推崇的是科学(scientific)而不是直觉(intuitive),注重的是比较(comparative)而不是特殊(particularistic),书写的是社会史而不是政治史,描述的是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大人物。在他们看来,历史是由长时段的地理和气候结构、短期的经济和人口变化、以及短暂瞬间的政治战争史组成的。它是分析性的(analytical)而不是叙述性的(narrative),是理论的(theoretical)而不是乏理论的(theory-less)。近年来,象征人类学在如达恩顿(Robert Darnton)、戴维斯(Natalie Davis)等一些文化史学家的著作中不断显现。尽管学界对史学的这些新变化评价不一,但足以表明传统史学范式已逐渐出现了改观。

从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来看,直到20世纪中期,它们之间的界限依然十分明显。对很多历史学家而言,许多人集中在叙述上,对社会科学理论持有敌意,很少人对人类学家所独尊的研究对象——土著及其历史感兴趣;对许多人类学家而言,这一时期主要集中在现在时田野调查上,对土著历史也缺乏足够关注。当然其中也有例外。例如,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对社会变化和历史感兴趣;在美国,也有对文化涵化、文化变化过程感兴趣的人类学家;在法国,年鉴史学派对人类学概念保持了浓厚的兴趣。这些例外,为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对话的扩展提供了基础。近年来,这种对话加快了步伐。在人类学中,把历史整合进人类学分析之中的研究在数量上获得了很大增长;在历史学中,传统的政治和传记叙述的研究方式被削弱,出现了所谓的新史学。目前,人类学家多用传统的历史材料和方法来使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有意义,而历史学家也多用传统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和视野来使他们的问题有意义。埃文斯-普里查德接受了梅特兰(F.W.Maitland)的见解——人类学要么是历史学,要么什么也不是,并认为这也可以倒转过来,即历史学要么是社会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在凯琦看来,20世纪后半叶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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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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