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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海汀:西方学界视角中的苏联政治学(20世纪50~80年代)

更新时间:2018-09-11 00:47:45
作者: 费海汀  

   内容提要:苏联政治学是反映苏联政治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参照系。1990年以前政治学并不被苏联官方承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自20世纪50年代起,苏联就建立了政治学学会,并将政治学的部分研究与教学课题分散于其他学科中。政治学以一种实质存在的方式在苏联得到了发展。同时,苏联政治学对苏联政治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从1950-1990年这40年间,西方学者对苏联政治学的发展保持了高度关注,并在一个“观察—判断—发现矛盾—重新认识”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苏联政治学发展模式的理解。同时,他们还试图从外交决策、中央理论、地方实践等多个层面解读苏联政治学与苏联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对西方学者研究苏联政治学的作品与过程进行分析,既有利于对苏联政治研究提供更多理论模型的参考,也有利于对苏联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借鉴。

   关 键 词:政治学  政治思想  苏联政治学  苏联政治

  

   苏联解体至今已逾25年。这一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与政治价值,并且它的影响还远未结束。

   25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国学者都在努力寻求理论模型试图解读这一偶然却又充满必然的政治现象,期望通过解释苏联的历史更深入地理解俄罗斯政治的现状,并对俄罗斯政治未来的发展做出前瞻性的判断。

   那么,对苏联—俄罗斯的转型过程进行研究,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切入点?

   这一过程是由苏联领导层通过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发起的,而改革计划却既不是简单替代,也不是一蹴而就,它的背后潜藏着苏联政治思想长时间的探索与酝酿。因此,苏联—俄罗斯转型前后的政治思想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也成为俄罗斯转型研究者所必须解决的课题。这其中,苏联政治理论和政治学的发展与演变及其与苏联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又显得尤为重要。

   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学者就开始对苏联政治学保持高度关注,并且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介绍与研究。他们致力于考察西方政治学概念与理论在苏联政治学界的接受与传播,并借此探讨苏联政治学与政治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同时,西方学者对苏联政治学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观察—判断—发现矛盾—重新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对我们认识苏联—俄罗斯的转型过程与政治思想演变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西方学者的视角从三个方面进行综述,概括苏联政治学发展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矛盾,苏联政治学与苏联政治间的关系与互动模式,以及对苏联政治学发展前景的一些基本判断。即主要回答三个问题:苏联是否存在政治学?苏联的政治学与政治是什么关系?苏联的政治学未来会怎样发展?

  

一、苏联的政治学


   探讨苏联政治理论及政治学的发展与演变,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苏联是否存在政治学?而观察它的基本情况后则不难发现,在这一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潜藏着两对基本矛盾:苏联政治学形式上不存在但实质上存在;苏联政治学学会存在但政治学科并不存在。回答苏联政治学是否存在的问题,必须首先解释这两对矛盾。

   1.学科的判断标准

   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立,西方学者有着不同的界定标准。对此,拉尔夫·西恩给出了西方学界的三个判断标准:学科为官方所承认,在中学及高校设置相关课程,在这一学科名下有着相关的研究①。阿奇·布朗则认为,西方学界通常是按照是否存在专门研究机构、是否在高校授课、是否具有专业期刊三个标准来进行界定②。与上述二者不同,尼尔·马尔科姆虽然也赞成应该综合是否具有专业教学研究机构、是否具有研究生培养计划来判断一个学科是否成立,但他认为西方学界更重视的是这一学科是否具有相应的学术评定标准及系统③。

   很显然,按照以上任何一位学者的标准,苏联都不存在“真正的(genuine)”政治科学④。在1990年以前,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noлитичeскaя нayкa)一词从未被官方所接受,因此也不可能存在以政治科学命名的教学研究机构、高校课程。同样,直到1990年秋,苏联最高学术评定委员会(Bыcшaя aттeстaциo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才正式建立第一个政治学专家委员会,这标志着政治学在俄罗斯正式独立为一门学科。因此在1990年前的苏联,学术评定标准及系统也是无从谈起。

   虽然始终没有冠以政治学名义的机构、课程、期刊与学术评定机构,但政治学研究在苏联却一直存在。这一情况可以从加拿大学者戈登·斯基林的研究中得到佐证⑤。他发现,苏联的政治学研究主要力量及活动还是集中于科学院及高校系统。科学院系统中最初的研究机构包括国家与法、经济学与哲学三大部门。国家与法的理论、地方苏维埃建设被归于国家与法研究所。经济学研究分为三个部门:经济所专攻苏联经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所专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所专攻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哲学研究最值得注意的是开始进行社会学研究,但这一部分的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政治社会学。此外,科学院还逐步设立了一系列区域国别研究机构。1956年设立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所,1960年设立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所,1961年设立拉美所,1966年设立远东所,1967年设立美国所(1974年改为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以下简称美大所)。这些机构除了对外国经济、社会、政治状况进行调查研究之外,另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介绍国外(包括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理论动态。其中,尤以美国所的研究工作最为典型。尼尔·马尔科姆认为,甚至可以将美国所看作是苏联引介美国政治学理论的主要机构。

   不同于科学院系统,高校系统的主要任务则是从事教学。在欧洲传统的法律、经济与历史学学科分尖基础上,苏联高校设置了一些研究政治学课题的教研室及课程。以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为例,一个法律系学生的培养计划中除法学外,还包括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的历史、苏联史、政治学说史等课程⑥。

   2.苏联政治学学会与政治学科

   相对于政治学科,苏联政治学学会(Cовeтскaя accoциaция пoлитичeских нayк)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1925年。它正式组建于1960年12月,并于1979年在莫斯科承办了国际政治学学会第11届世界大会。因此,可以认为苏联实际上长期处于有政治学学会而无政治学科的状态。

   对于苏联政治学学会,波兰裔加拿大学者博赫丹·波希基乌在1964年即有专文论述⑦。他指出,苏联政治学学会的前身可追溯至建立于1925年的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的经济、哲学、法学部。1946年这一分部成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mocratic lawyers)会员,并参加了一些国际会议。1955年举行的国际政治学学会第3届大会予以接纳。

   但波希基乌同时也指出,苏联政治学学会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组织而建立的。它的建立有着两个主要动力:外交斗争的需要及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苏联需要这一平台,以便第一时间了解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动态,宣传自己的外交政策,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批判。西恩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总结说,苏联政治学学会的主要功能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武器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其成员也毫不关心学会或者学科的发展。

   西恩的结论仅仅是对苏联政治学学会在国际事务中的活动进行描述。学会不仅没有对政治学科的发展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反而在阻碍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65年1月10日,哲学博士、苏联政治学学会执委会委员布尔拉茨基(Ф.M.Бypлaцкий)在《真理报》撰文,呼吁建立一门独立的政治学科。这一呼吁不仅引起了巨大争议,甚至遭到了政治学学会内部多数成员的反对。仔细观察1965年前后的苏联政治学学会会员构成情况,这一异象就不难理解了。此时绝大部分会员是法学学者,而政治学学会也基本依托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开展活动。直到1966年,学会6位副主席中仍有4位是法学学者,19位执委会委员中法学学者也占据了17席⑧。

   尼尔·马尔科姆指出,在英语国家接受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之后很长时间,法律与制度的研究方法依然在欧洲其他许多国家起着主导作用⑨。而分析反对布尔拉茨基提议的学会成员态度后,美国学者鲍威尔与舒普指出,他们主要分为两个群体:一方是苏联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者,另一方则是法学学者。前者拒绝将某一个学科归类为“政治的”,而其他学科归类为“非政治的”;后者则谴责布尔拉茨基试图将法学政治化或社会化。即便是温和的反对者,也仅仅是愿意扩展国家与法的研究范围以囊括政治学的课题⑩。

   同时,除了对苏联政治学科与政治学学会的观察,这一时期许多西方学者还倾向于运用分析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的极权主义模型来看待苏联的政治学。罗纳德·希尔将弗雷德里克和布热津斯基的理论被用来分析苏联政治学时的模型概括为:“一个完全不受外来影响的社会。这个社会中有严格的、统一的意识形态,通过对媒体与教育系统进行严格的审查,遏制所有批评意见。”(11)

   因此根据鲍威尔和舒普的结论,对政治进行研究需要一个允许自由提问与讨论的环境。而在苏联,任何独立的探索与客观的讨论都是不可能的。因此苏联的政治学远远称不上“真正的政治学”(12)。

   3.政治的科学、政治科学与政治学

   另一部分学者,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发表的作品中,则表示了对这种简单结论的强烈反对。

   尼尔·马尔科姆指出,任何了解苏联政治学发展情况的学者都不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13)。而阿奇·布朗则将西方学界的这种偏见归咎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本身控制的加强,以及苏联到西方的移民对苏联现实片面的转述与夸大(14)。罗纳德·希尔则提出,苏联的审查机构并非简单地否决一切批评,而是区别对待极端批评与温和批评,对两类不同批评者的态度也有所差异。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样的区别让忠诚于苏联体制的、有着良好声誉的温和批评者及其作品更易出版(15)。

   他们认为,苏联的政治及政治学有着许多不同于西方政治学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的政治学就不值得关注。同时,直接运用分析苏联政治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苏联政治学是一种自设前提的循环论证。这样先入为主的偏见自然无法得出客观准确的结论。恰恰相反,正是必须对苏联政治学的这些特点进行解读,才有可能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苏联政治。

   对此,最早博赫丹·波希基乌在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中认为在苏联“政治学”与“国家与法”两个概念可以相互指代(16)。但西恩70年代文章中的判断可能更接近实际情况。他们认为,苏联政治学实际上处于一种“实质存在”(de facto)的状态(17)。值得注意的是,西恩文中引述了一位苏联学者的评论:

   “他笑道:‘所有学科都是政治的。’之后他补充说,‘但是我理解。你感兴趣的是国家与法、政治经济学以及——他转换成英语说到——政治行为方面的问题,就像你们说的那样。’”(18)

显然,对于苏联是否存在政治学这样的争论,其核心在于对“政治学”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在西方政治学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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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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