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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事”与人的存在

更新时间:2020-08-25 00:10:40
作者: 杨国荣  

   作者简介:杨国荣,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学系教授。上海 200241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第20197期

   内容提要:作为人的广义活动,“事”不仅展开于人存在的整个过程,而且内在于人存在的各个方面。人通过“事”创造新的天地,并由此重塑存在。“事”既与行动相联系,又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并关乎情意的参与,行动的印记和情意的负载在扬弃“物”的本然性而赋予其以现实性的同时,又使“事”获得了多样品格。“事”不仅改变对象,也影响人自身,在“能其事”的过程中,人又进一步“成其德”。做事的过程既作用于物,也与人打交道,人与物互动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的展开,则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背景,并构成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形成的现实之源。人的存在与价值关切和意义追求无法分离。作为人的活动,“事”也具有价值内涵,并与意义的追求相联系。

   关键词:“事”/存在/价值/交往关系

   标题注释:本文为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基于事的世界:从形上的视域考察”(17GZGX03)阶段性成果。

   何为人?这一问题虽由康德明确提出,①但从更广的视域看,它同时又在历史中不断地被追问。人在反思自身时无法回避以上问题,人的存在之多方面性则规定了对以上问题理解的多方面性,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语言的动物、人是运用符号的动物、人是制造和运用工具的动物等,便从不同的方面注意到了人的特点。然而,从更为本源和综合的视域看,对人的理解难以离开“事”。“事”既关乎现实世界的生成,②又与人自身的存在相涉。以人与物之间的互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形式,“事”从不同方面成就人,并赋予人以多重存在规定。通过做事,人形成多样的社会关系,“事”的展开既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又使人的社会关系获得现实的品格。与本然的对象不同,人的存在内含意义之维:人既追问世界的意义,也追寻自身之“在”的意义,这种意义的追求同样与“事”难以相分。在其现实性上,“事”同时构成了意义生成之源。考察“事”与人的以上关系,可以更具体地理解人及其存在处境。

  

   一、人之“事”与人之“在”

   在实质的层面,人因事而“在”。这里所说的“事”,泛指人所从事的多样活动。它既关乎日用常行,也涉及更广领域中人与物之间的互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一意义上的“事”因人而有,并与人无法分离,“作焉有事,不作无事”,“举天(下)之事,自作为事”。③人的存在伴随着人的活动,“事”则由此而生。世间本无“事”,“事”源于人之“作”。就人与物的关系而言,本然之“物”既不同于“事”,也未涉于“事”,其形态主要与尚待人作用(“俟用”)或可能为人所作用相联系,唯有当人实际地作用于“物”,相关之“物”才进入“事”。“事”发生于人之“作”,这同时表现为“事”不同于“物”之所在。从人与人的关系看,当人仅仅在空间上彼此并存,而没有发生现实的交往关系之时,人与人之间也就彼此无“事”。离开了实际的交往行动,则无论是正面或积极意义上的“事”(好事),还是负面或否定意义上的“事”(坏事),都无从发生。因人而有之“事”,同时又成为人的存在方式。卡西尔在谈到人时,曾指出:“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④尽管卡西尔关注于人运用符号的特点,但这里所注重的,乃是以“人类活动”为内容的“劳作”,后者同时可看作是广义的做事形式,将其与“人性”联系起来,则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事”之于人的意义。

   作为人的广义活动,“事”既展开于人存在的整个过程,也内在于人存在的各个方面。凡人之所“作”,均可视为“事”;人之所“作”方式不同,“事”之形态也各自相异。从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到制天命而用之、赞天地之化育的过程,人存在的多样方式与“事”的多重形态呈现某种一致性。相应于人的个体之维,“事”呈现为个体之所“作”;与人的社会性规定相联系,“事”则展开于超越个体的社会领域。“事”的意义既可以主要呈现于当下,也可能影响未来较长的历史时期。与“朝夕之是”⑤相关的,主要是前一类“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则属后一类“事”。

   从具体的形态看,“事”呈现出结构性。以目的性为出发点,“事”既展开为一个过程,也形成一定的结果。目的的确认,过程的展开,结果的形成,表现为“事”在时间之维的基本结构。结果可以视为目的的实现,其实质的意义则在于合乎人的不同需要。过程的展开既基于相关目的,又构成了结果形成的前提,并规定着结果的实际内容。作为“事”的具体展开,做事的过程涉及规范、程序、方式,“达到什么”(形成何种结果),不仅关乎“事”由之出发的目的,而且与“如何做”(以何种方式做事)相联系,“事”的结果及其性质则相应的无法与做事的手段和方式相分。然而,哲学中的效果论往往未能注意做事过程与结果的关联,其关注之点常常仅仅指向结果。威廉斯已指出这一点:“具有内在价值的是事态(stateof affairs)而不是行动,这一主张几乎就是效果论的一个重要特征”。⑥这里的“事态”也就是人所作之“事”的结果,单纯地肯定“事态”的价值而悬置行动,意味着做“事”过程与“事”之结果的分离,这一看法虽侧重于伦理之域,但也涉及对宽泛意义上人所作之“事”的理解,它对“事”的结构性以及不同方面的相互关联,似乎未能给予充分注意。从现实的形态看,不仅“事态”(“事”的结果)对人呈现不同的价值意义,而且做事的过程也渗入了多样的价值内涵,做事的过程及其结果从不同的方面制约着人的存在。

   日常表述每每将闲适与“事”区分开来。然而,在广义的视域中,即使休闲、消遣,也难以与“事”截然相分,这不仅在于从有张有弛的角度看,休闲为做事提供了前提,而且作为人之所“作”,休闲既不同于对象意义上的“物”,也有别于纯粹的观念,而是可以看作“事”的特定形态。通常所说的“闲事”,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闲”与“事”之间的关联,而“管闲事”本身则构成了“事”的一种形式。引申而言,与休闲、消遣具有相关性的艺术、体育等活动,包括艺术领域的创作与欣赏、体育方面的训练与参赛,都表现为人之“做”意义上的“事”,现代体育活动中所说的“赛事”,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在否定的意义上,有所谓“无事生非”,这里的“无事”,指本来未发生或不应发生之事,“生非”则是指引发那种本来不应发生之事。不难看到,“事”总是与人相随,即使无事,亦可生事。

   从人与物的关系看,作为人存在方式的“事”具体展现为人对世界的变革。荀子曾指出:“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无君子则天地不理”。⑦这里的“君子”可视为人的象征,“理天地”则表现为人改变物的做事过程,这一意义上的“事”可以视为制天命而用之、赞天地之化育的具体化。基于自身的合理需要与对象的内在法则,人从不同的方面作用于外部世界,开物而成务。在以人与物的互动为形式的这一做事过程中,一方面,人“因而建事”,⑧其创造活动(建事)以遵循存在法则(因)为前提;另一方面,人在赋予对象世界以人化形态的同时,也使本然的对象成为合乎人需要的存在。从以上视域看,人既通过“事”创造新的天地,也通过“事”重塑存在。在此意义上,所谓“事在人为”,具体便表现为“世在人为”——人生活于其间的现实世界,本身由人所做之“事”而成。

   当然,以人之“做”为前提,“事”虽异于“物”,但又与物呈现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事”可以改变“物”,并使之进入“事”;另一方面,“物”也能够存留“事”,并使“事”中展现的人的本质力量及“事”中形成的意味内含于“物”。进入知行领域的对象,如人所开垦的土地、种植的树木、建造的大厦等,首先表现为经过人作用的“物”,但它们又不仅仅是单纯的对象,而是在“事”的展开过程中与人的生活、实践形成多样的关系,并处处打上了人的印记。进而言之,这种人化之“物”不仅表征着人的本质力量,而且承载着人的情与意:人亲手所栽之树、装饰并居住过的房子等,对相关个体便有着独特的意味。进入“事”的这种“物”,也可以视为既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又内含情与意的存在。就以上方面而言,“事”不仅通过行动而展现人的本质力量,而且渗入了人的情与意,行动的印记和情意的负载既扬弃了“物”的本然性而赋予其以现实性,又使“事”获得了多样品格。

   人在通过“事”而改变物的同时,也形成和发展了把握世界的能力,并由此逐渐认识对象世界。马克思曾指出,人们首先“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在进一步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人们的需要和人们借以获得满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后,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已经同其他外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这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的”。⑨这里的“活动”,也就是以作用于物为形式的做事过程。从最本原的方面看,这一意义上的“事”构成了人满足自身需要的前提。物不会自发地满足人,唯有通过人作用于物的做事过程,物才能成为合乎人需要的对象。在“事”(活动)的重复中,人逐渐分别地把握“物”的不同规定,将能够满足需要的对象与不能满足需要的对象区分开来,并分别以相应的名称(概念)来表示,由此形成知识经验。从这方面看,“事”既制约着本然之物向为我之物(合乎人需要的存在)的转换,也推动着知识经验的生成。

   知识经验的生成,关乎人自身的成长。作为知识经验之源,“事”不仅改变对象,也影响人自身。就做事本身而言,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成功完成相关之“事”,而且在于做事者内在精神的提升,所谓“唯(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⑩便表明了这一点。这里的“能其心”,指形成和提升与“事”相关的综合素养。人之“事”与人之“心”无法相分,“心”既制约事,也在“事”的展开中丰富、深化、发展,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历事以练其心。“事”作为人之“作”,可以视为人之“心”的外化形式,“心”则表现为人的内在存在规定,在做事、处事的过程中“能其心”,相应地意味着提升人自身的存在规定性,而“事”本身则构成了人实现这种提升的前提。以战争中的指挥才能而言,仅仅熟读兵书、纸上谈兵,难以真正把握战争艺术,唯有同时实际地经历战事,才能使自身逐渐成功地应对和驾驭战争。

   与“能其事”相关的“能其心”,首先与人做事的能力相关。能力与事的以上关联,在日常的语言中也得到了某种体现。有能力,常常被表述为“有本事”,能力强,则每每被视为“本事大”。能力之体现为“本事”,既从一个方面折射了能力形成于做事过程,也表明了能力的作用乃是通过做事过程而得到确认。引申而言,能力的差异也体现于不同的做事或处事过程:变革自然的能力,源于从事改造自然的活动;社会领域的交往、处事能力,来自参与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此等等。

当然,在现实的层面,人的能力与人所作之“事”又往往相互作用。一方面,人的能力既非先天而成,也非一蹴而就,其形成基于人所作之“事”,其发展同样无法离开这一意义上的“事”。另一方面,人所作之“事”也受到其能力发展的内在制约,“事”的展开形态往往相应于能力的状况。广而言之,作为具有目的指向并内含“心”之引导的人之所作,“事”固然不同于自发之举而具有自觉的向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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