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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晴 陈怡:法律关系理论的传播脉络与争议焦点

更新时间:2020-08-21 08:58:43
作者: 唐晓晴   陈怡  

   作者简介:唐晓晴,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怡,澳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法律关系理论源于康德哲学而由萨维尼构建成型,随即向欧洲各国以及英美地区传播,并在前苏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转化。在传播的过程中,法律关系的本体理论曾在不同层面引起争议,其中最著名的论题包括法律关系是否必须为人与人的关系、法律关系是否必然约化为权利义务关系、不同的法律关系是否基于不同的社会生活关系等。这些论题的深入讨论不仅澄清了一系列模糊的概念,更丰富了法学的说理框架。

   关 键 词:法律关系/生活关系/权利义务关系/人与人的关系/Jural Relation/Life Relation/Right and Duty Relation/Human Relation

   作为法学理论中最基础亦为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或术语),法律关系脱胎于康德哲学。康德以其高超的概括能力与抽象思维从庞杂的罗马法中提炼出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等概念。后经过萨维尼的阐述与诠释,法律关系理论的内容进一步得到充实。继萨维尼之后,法律关系更逐渐成为法学领域一个经久不衰的论题,其本体理论在东、西方法学家的探索与论战中亦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与深化,进而从不同层面对法学实践产生影响。本文尝试以时间为主轴,对一些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进行梳理,勾勒出十九世纪以降法律关系理论在欧美等国家的传播路径,并展示后萨维尼时代法律关系理论在不同语境中颇受关注的若干重要议题。

  

   一、法律关系理论及其附带的哲学争议向欧洲传播

   (一)从德国开始

   法律关系理论源自德国,可是在后萨维尼时代的德国民法教科书中,虽然很多都在标题或内容上使用了法律关系这个术语,但更多是将之当为已证概念,而没有作深入的理论阐述及探讨。稍微例外的是普赫塔(Puchta),他关于权利与权能的论述补充了萨维尼理论的一些空缺;①可是普赫塔同时也将焦点从法律关系转移到权利。在其学术成熟期出版的《潘德克顿》(Pandekten)一书中,②确实有一章以《法律关系(Von Den Rechtverhltnissen)》为标题,但是一进入内容就直接论述人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对法律关系理论展开解释或说明。另一位著名的潘德克顿法学家邓恩伯格(Dernberg)也只是在法人的标题下设了一个小标题《法人的法律关系》,③可是同样不讨论法律关系的概念、结构、特征;瓦赫特(Wchter)的教科书有一章以《主观私法权和私法关系总论》④为标题,但内文一开始讲的就是私法的本质,再没有关于法律关系理论的本体论述。二十世纪法学文献在谈到法律关系时引述最多的可能是温德莎伊德(Windscheid)的《潘德克顿法教科书》,然而他对法律关系本体的论述大概只有两处,首先是在主观权利概念的标题下论述了一小段,定义了一下法律关系是由法律界定的关系,然后又定义了一下什么是法律制度。⑤真正让温德莎伊德在法律关系这个论题上受到后来者关注并不是其内容特别丰富或优秀,而是基于其他原因:其一,其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威性吸引了后来者的目光;其二,该著作的意大利语翻译本在脚注所引的文献[托恩(Thon),比尔林(Bierling),索伊菲特(Seuffert),诺伊内尔(Neuner),彭莎尔特(Puntschart)等从法理上解构法律关系或以专文专著论述法律关系的作者]为二十世纪以后的欧陆法学家提供了一条较清晰的研究线索;其三,因为他对与物有关的法律关系⑥的界定以及其关于一切权利都是人对人的权利的论断⑦早就声名远扬,而这一论题又与法律关系有关。

   在萨维尼之后,对法律关系理论本体有贡献的德国学者其实并不是这些著名的潘德克顿教科书或民法大全的作者,而是一些法哲学或法理学家(例如托恩,比尔林,鲁道夫·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以及少数以法律关系作为专题研究的学者(例如彭莎尔特)。

   托恩虽然不是以法律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他的作品中甚至一直都没有把用法律关系这个术语作为焦点),但是他的规范理论、他对权利性质与分类的研究均是后来的法律关系理论深化的基础:⑧法哲学家阿道夫·梅克尔(Adolf Merkel)则创立了单一法律关系与复合法律关系的区分;⑨另一位法理学家比尔林延续托恩的理论,从规范角度解释法律关系中的各种权利、权能与义务以及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关系;⑩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彭莎尔特,他从罗马法中找出法律关系理论的根据,(11)指出罗马法的juris nexus或juris vinculum就是法律关系概念的根源。他又认为,十九世纪末的法学界(除萨维尼外,他认为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有机理论与罗马法相符)将权利视为整个民法甚至罗马法的支柱是错误的;权利只是法律约束关系中的一个环节。整个罗马法及现代民法的核心概念是法律的约束关系(Juris vinculum)。(12)

   二十世纪初,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在其赫赫有名的法哲学著作《正义法的理论》(《The Theory of Justice》)中也对法律关系作了一番深入的讨论。与萨维尼的法律关系理论一脉相承,施塔姆勒进一步阐释了生活关系这个概念,正如他书中所述,所谓的生活关系是正义法所需的质料。(13)每一种社会生活关系都包含着规则与合作……不存在不受行为规范约束的社会生活关系。(14)其言下之意是,关系是规则创造的产物,法律关系不能脱离法律规则独立存在。谈到权利时,施塔姆勒则进一步指出,个体的权利与义务源自法律关系,不论我们是将法律关系一开始就视为我们与其他个体之间关系的调整抑或是与受法律约束的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因此,当我们从根本上思考某个法律内容是否正义时,都必须要回归到具体的法律关系。(15)显而易见,施塔姆勒对法律关系本体的讨论继受了萨维尼的理论,但又有所发展。在《正义法的理论》中,施塔姆勒对法律关系的讨论与正义理论紧密结合,除了对静态的法律关系本体进行论述,他还花了不少笔墨来探讨动态的法律关系,其中包括法律关系之正当实现方式(在此处,施塔姆勒特别引入了权利滥用的概念,并从该视角来探讨权利正当行使的尺度问题(16)),以及法律关系的正当终止问题。(17)

   (二)向欧洲各国传播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德国法学日渐强势,欧洲其他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等有深厚法学传统的国家)的法学研究均前所未有地对德国学说趋之若鹜,普遍地迎来一股泛德国化的潮流。

   法律关系理论框架的争议在德国虽然一进入二十世纪就戛然而止,但是在其他欧洲国家方兴未艾。从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到二十世纪中后期,法律关系理论均吸引大量法理学家与民法学者的关注。除了罗古因(Roguin)、皮卡德(Edmond Picard)、卡比当(Henri Capitant)等学者在其法理学或民法著作中以大量篇幅阐述法律关系理论并产生巨大影响力外,法、意、西、葡等拉丁国家的一些法学家也对萨维尼的法律关系理论提出挑战,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与诠释法律关系,(18)随之亦产生不少大部头的研究法律关系的专著(例如:齐卡拉1909年出版的《法律关系》,希尔·法戈阿加1918年出版的《法律关系》,卡斯特罗1933年出版的《国际私法的法律关系》,迪布恩1936年出版的《法律关系理论》,齐库1944年出版的《论法律关系结构》,曼努埃尔·安德拉德1944年出版的《法律关系的基本理论》)。其中,意大利人齐卡拉(Cicala)的专著在拉丁系学者之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19)与传统上将法律关系视为法律主体与外界之关系的理论不同,齐卡拉在其著述中指出,(20)某些权利中(如人格权),主体与外界之间并不存在关系。因此,以萨维尼为代表的传统法律关系理论存在一个弊端——无法解释权利主体与主观权利之间的关系。在齐卡拉看来,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将法律关系视为主体与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21)法秩序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整,当主体出现在法律规范的生活情境里时,法律关系让主体与生活情境留下法律印记。(22)在此基础上,齐卡拉还对法律关系的构成提出了自己的另一番见解,认为法律关系包括主体与法律秩序两个要素。(23)

   (三)附带的哲学争议:法律关系是否必须为人与人之关系的争论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的欧洲,民法教义既因法律关系理论而呈现新的面貌,也因为它而产生新的争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属“法律关系是否必须为人与人之关系”(24)的问题。(25)此论题在法学上受到较大的关注缘于十九世纪行将谢幕之际(1896年),著名法国学者普拉尼奥尔(Planiol)在论述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时,以激烈的言词(胡说、荒谬等)批评将物权视为人对物关系的所谓传统理论,(26)并断言:

   ·法律秩序上的关系不能存在于人与物之间;

   ·一切权利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上事实是“一切法律科学的基础”。(27)

   也许普拉尼奥尔所用的言词比较激烈,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对于以上论断的质疑与反驳很多都指向普拉尼奥尔。既然普拉尼奥尔将这些论断上升为“一切法律科学的基础”,而又以法律关系“能不能”“是不是”这样的句式表达,那么自然就将讨论引向法律关系理论的本体了。由此而生的涉及法律关系理论本体之追问的核心在于:法律关系是否必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而,即使是同样在论述物权与债权区分或描述绝对权与相对权结构的狭窄语境下,普拉尼奥尔也很难说是第一个提出上述论断的人。从事法学教义考证的学者很早就指出。其实这些论断更早见于温德莎伊德,而不久之后又经罗古因传到其他拉丁语系的欧美国家。(28)但是,卢伊斯·里高德(Luis Rigaud)却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些学者都以法律关系理论作为其论辩的基础。(29)

   于是,论题被拉升回法律关系理论的本体,从而又很容易被追溯到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萨维尼的以下两段话(30)被认为从源头上引发疑惑:

   其一,“对于我们而言,所有的具体法律关系就是通过法规则而界定的人(Person)与人之间的联系(Beziehung)”。

   其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全部,或者全不,或者部分属于法领域或需要由法律规则支配。第一类的例子是所有权,第二类的例子是友谊,第三类的例子是婚姻,婚姻部分属于法领域,部分不属于法领域”。

   确实,在这两段话中,萨维尼的意思是清楚明确的:一切具体法律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并不是一切人与人的关系都与法律有关。当然,要继续深究的话,萨维尼还不算是上述论断的源头;正如本文一开始就指出,萨维尼的论述很直接就会将读者引向康德。康德在描述权利的概念时,将之表述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外在和实践关系”。(31)对于这一论题,康德与萨维尼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康德的重心是权利,而萨维尼的重心是法律关系。

   于是,质疑或反驳“法律关系必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路径一般是:首先,质疑或反对普拉尼奥尔,温德莎伊德等在权利架构的层面将绝对权或物权描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质疑或反对萨维尼在法学的一般层面将法律关系限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质疑或反对康德在哲学层面将法律上的关系限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质疑的声音中,有人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康德不是法学家,所以并没有像法学家一样巨细无遗地建立或描述一个体系;(32)也有人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普拉尼奥尔以及萨维尼都不是哲学家,所以在没有搞清楚一些基本哲学范畴的情况下,从错误的前提出发。(33)

由此可见,上述话语非常混乱。本文认为在正式对“法律关系必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一论断进行分析之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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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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