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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贞晔:全球化“熔断”及其历史大转折

更新时间:2020-08-11 08:02:10
作者: 刘贞晔  

   内容摘要: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全球大流行病的自身特性及其非常态应对措施使本已陷于困境的全球化发展迅速“熔断”,并进一步加速了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大转折。

   作者简介:刘贞晔,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理论研究”(18VSJ002)的成果之一;

  

   一、 疫情是“熔断”全球化前所未有的强制性力量

   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迅速蔓延为全球性大流行病,使人类遭遇了过去40年来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大熔断”。新冠疫情之所以成为“熔断”全球化的前所未有的强制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新冠疫情的自身特性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抗性”。

   观察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病的特性,至少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大流行病暴发的突发性和危机性、应对的被动性和非常态性、巨大破坏性和不确定性、病毒源头的不可控性和暴发时刻的不可控性等。

   具体分析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病的这些特性,可以看到:第一,突发性全球大流行病超出了国家平时的行政应对能力和市场反应能力;第二,全球大流行病的治理在资源的可获得性上要求具有即时性、在地化,时间上要求不可迟延,可获得性上要求在当地即可获得紧急医疗资源,可以说“远水不解近渴”成为疫情危机的重要特征;第三,在治理应对措施上,应急状态下的全球疫情治理导致国际交往和市场网络的隔离、断航、断供、断网和断链;第四,全球新冠疫情病毒源头、暴发时刻的不可控性加剧了危机的“持续性”和不确定性;第五,应对疫情举措政策部分常态化。疫情的持续性导致各地区都在建立常态化应对机制,并把应对疫情的部分应急举措和政策常态化。

   从以上疫情自身特性和应对疫情手段的特性可以看出,全球新冠疫情的突发危机性和应对手段的超常规性已经成为影响和打断正常社会秩序运转的强制性力量。在被强制打断和冲击的秩序中,全球化秩序首当其冲。在全球疫情暴发的短暂时间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持续发展的全球化被全球疫情及隔离措施迅速“熔断”:全球人员交往“断航”,全球供应链“断供”,全球产业链“断链”,全球贸易市场网络“断网”。全球化进程的“熔断”和“停摆”预示着人类历史已经开启某个侧面的大转折,各种全球系统性风险已经由几十年来的“预言性”和“潜在性”状态实实在在地演变为全球系统性超级强制力量降临到人类头上,成为人类在21世纪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 疫情对深度发展的全球化踩下了急刹车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发展向着纵深化方向持续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贸易市场以及跨国传媒、全球教育、全球公民社会网络等向主权国家内部纵深方向拓展,国家日益被嵌入(embedded in)全球化网络之中。面对深度嵌套发展的全球化,如何保持国家的自主性和抵御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这些新的挑战引发了主权国家明确的不安全感。例如,中美贸易赤字和谷歌等跨国数字媒介、非政府组织网络、尖端科技等在全球化进程中深度嵌入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分别成为美中两个大国日益加深的安全关切。中美贸易赤字几乎是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开始出现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只是暂时缓解了美国的焦虑和关切,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从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全球化发展不平衡的一种扭曲的强制性调整。伴随着全球化向着纵深化方向发展,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网络媒体等日益深度嵌入中国社会,同样引发了中国日益强烈的安全关切。在科技领域,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增大,中国经济对世界尖端科技的高度依赖从更深层次上引发了中国的不安全感。因此,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开始,谷歌离开中国,中国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加强立法和管治,科技领域推出“中国制造2025”等,这都反映出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并在经贸、科技、社会、文化传媒领域出现深度嵌套的情势下,主权国家特别是大国对系统性风险与生存危机的敏锐嗅觉和本能反应。

   这次全球疫情大危机及其造成的全球化“熔断”,恰如是在向纵深化和嵌入化方向发展的全球化做出的紧急刹车,先是中国在疫情初期采取断然隔离措施给全球供应链带来的急刹车,再是全球疫情大暴发高峰导致的全球医疗资源供应链的全盘断裂,随后呈现的是疫情期间各种“熔断”措施的常态化,全球疫情犹如巨大幽灵降临在一路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给深度发展的全球化套上了重重的锁链。

   曾几何时,“世界是平的”“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相互依赖等等,组成一幅幅人类克服领土主权国家局限的理想图画,但是,疫情大暴发给主权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界限敲响警钟,并以各种极端的疫情应对措施切割了二者间的关系。这种切割只是短暂的痛苦还是持久性的断裂?此次疫情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暂时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回答。

  

   三、 疫情打破了对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盲目乐观主义”

   在全球化发展史上,这次全球范围内的疫情大暴发,可以看作是一场模拟两次世界大战阻断全球化效应的预演或者推盘演练。在全球化发展史上,两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国家间宣战的客观效应造成了相互间的断航、断供和断链。今天,各个国家在应对疫情紧急状态下所采取的断航、断供与断链,客观上对全球化具有相似的阻断效果。在回顾全球化发展史时,人们总是乐观地认为,只要不再暴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世界性大战,全球化就不可阻挡。但是,新冠疫情的暴发充分表明,即使不暴发世界性大战,也有可能出现断航、断供、断链等导致全球化与全球相互依赖“熔断”的现象。

   再退一步来看没有世界大战的冷战史,全球化与相互依赖在某种程度上的“撕裂”也是一个客观历史事实。冷战期间这种被“撕裂”的全球化也被很多人描绘为“半球化”,即两大阵营之间事实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断航、断供与断链。因此,今天当人们审视新冠疫情给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效应时,会面临一个新的挑战性问题,即如果全球化体系中的关键性国家走向对抗,最终会不会导致类似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某种程度的断航、断供、断链?

   总之,全球疫情大暴发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人们对全球化的盲目乐观主义情绪,促使人们对全球化采取一种更加理性、审慎的甚至可以说是有限的乐观主义。

  

   四、 疫情应对考验着世界各国处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一体化互动的能力

   自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向深度发展,全球性议题日益渗透到国家治理议程之中,同时,国家治理议题及其效应也通过全球性联结而日益外溢到全球治理议程中去,因此,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日益形成一体化互动的格局。在今后的治理议程中,应如何驾驭和应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一体化互动的进程?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及其应对提出了新的考验。

   应对疫情采取的非常态措施,如“封路”、“封厂”、“封城”乃至所谓的“封国”等,在常态生活中显然是一系列极端措施。世界各国针对新冠疫情扩散和传播采取的前所未有的隔离和封锁措施,直接导致了全球市场和人员交流层面的断航、断供和断链,全球化和全球性相互依赖的紧密网络段(network segment)极速地出现“熔断”。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贝娅塔·姚沃尔奇克(Beata Javorcik)在接受《外交政策》杂志采访时所言,“中国的一个省份进入了隔离状态,世界各地的工厂突然都没有供应了”。这说明,在疫情应对中,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作为全球市场和产业链中的一环突然断掉,与之相关联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就会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随之崩溃。在全球化发展深度嵌套和全球性相互依赖如此深刻的今天,任何国家治理进程中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特别是疫情应对所采取的极端措施,必须考虑到其给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一体化互动进程所带来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的联动效应。否则,各国的国家治理进程就会被任何其他国家的治理外部性效应强制打断。

   因此,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是否需要一个或模糊或明确的边界,以便使国家治理在被深度嵌入全球治理进程的同时,有一个自我保护的弹性空间?如果这是必须开展的一个新的治理体系建构进程,那么,全球化与全球性相互依赖的未来发展趋势是要经历一个“再领土化”和“再国家化”的新进程吗?如何在“再领土化”和“再国家化”新进程中既能够继续享受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益处,同时又能够确保主权国家治理进程的自主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项复杂的治理体系再构造议程都考验着主权国家处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一体化互动的能力。

  

   五、 全球化的逆转可能会使部分国家主动或被动地选择“部落化”的一体化

   面对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所带来的全球化“熔断”和停摆,不少学者提出,有选择地重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链条,同时走向地区一体化。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的全球化是不是在走向一种“条块化”的全球化?面对疫情中的全球化“熔断”,各国开始选择精心营建一种“条形化”的全球供应链与产业链,或者采取区域一体化模式的“块型的全球化”,以规避各种潜藏“熔断点”的全球化风险。这会是今后主导性的全球化形态吗?如果这样一种有选择的“条形”和“块型”的全球化是可能的,甚至是在不断升级的大国对抗中,成为一种必须的和无奈的选择,全球化中的关键性大国就是走在主动屏蔽或者被动屏蔽以往相互依赖关键链条的道路上,全球化会否因此就重新走向冷战时期那种“部落化”的一体化?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离开了全球化体系中的系统性力量,一种“部落化”的全球化路径究竟能够走多远?

  

   六、 疫情期间世界主要大国的治理立场分歧表明全球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治理经历了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主导大国合作和推动全球治理的历程,它也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全球内嵌的自由主义治理,其中包含着美国霸权治理的影子。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美国霸权主导地位基本没有受到挑战,大国合作在全球治理中实现历史上少见的“和谐世界”局面,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一路高歌猛进。但是,进入21世纪后,这样的好景持续不长。2008年金融危机给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和霸权治理能力带来巨大冲击和削弱。与之相反,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新兴大国迅速崛起,其迅速提升的实力为其拓展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日益增强的自信,变革和重塑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其雄心勃勃的大国政治目标。于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巨变带来的大国竞争,全球治理体系中塑造与反塑造的针锋相对的角力由此迅速展开。

   回顾几百年来国际关系史上大国竞争和对抗的历史,今天的超级大国必须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学会管控大国对抗的烈度,并着力为大国合作的滑坡设立底线。这不仅是现实中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大流行病的需要,也是超级大国吸取历史上极限对抗所带来的教训和灾难的需要。因此,今天的全球治理正在经历30年(冷战结束)以来,甚或说40多年(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总统启动的全球新自由主义治理)来前所未有的大转折。

全球治理并不只有一种逻辑秩序,而是至少有两种逻辑秩序——新自由主义秩序之外还存在以所谓“北京共识”为代表的逻辑秩序。这种有别于西方的治理秩序有一套与西方相异的关于国家与市场的不同逻辑,关于国家角色与工业化战略的不同逻辑,关于发展的优先性及环境和劳工标准等不同于西方标准的逻辑。当今时代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这些不同逻辑秩序如何和平共处,且避免上升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对抗层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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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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