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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贞晔:新中国70年外交哲学进路——革命、平等与引领

更新时间:2020-07-31 02:27:59
作者: 刘贞晔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外交哲学演进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以革命哲学为主导的阶段,改革开放后30多年以平等哲学为主导的阶段,以及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引领哲学的价值指引更为突出的新时代。革命外交哲学的核心价值是以新的国际秩序代替旧的国际秩序。它起始于“一边倒”方针,中间经过万隆会议、中苏大论战以及“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的探索,最终使中国找到了新的独立身份。平等外交哲学既受毛泽东时代革命哲学探索的启迪,同时也是在批判革命哲学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强调国家间一律平等的工具价值服务于中国发展和崛起的目的性价值,成功推动了中国国内发展,并使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深度参与者。引领外交哲学萌生于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深度参与阶段,在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中得到凸显。它强调中国在外交上的引领者和塑造者角色,与平等哲学和革命哲学共同构成了新时代的外交哲学内涵,中国有望在此哲学价值指引下走向一个新的大外交时代。

  

   关键词:中国外交70年/外交哲学/革命哲学/平等哲学/引领哲学

  

   作者简介:刘贞晔,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钱端升讲座教授,北京 100088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理论研究”(18VSJ002)的阶段性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交哲学经历了“革命哲学”“平等哲学”和“引领哲学”的演进过程,这些哲学理念所包含的价值取向对中国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外交实践都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三大外交哲学演进中所包含的大国意识、理想主义、立足自身以及认知偏差等值得我们今天总结和反思。考察和总结70年来的外交经验,不能不深入剖析每一个外交历史时期的主导性外交哲学。

  

   一、革命哲学

  

   革命外交哲学的核心价值是以新的国际秩序代替旧的国际秩序,而不仅是国内革命意义上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革命。

  

   革命外交哲学始于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今天我们对于“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合理性大都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解释。这种利益观解释虽然也能说得通,但还是有一些勉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从根本上说是革命外交哲学的价值理念的外化。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而其向外延伸的必然就是中断旧外交关系和外交秩序,建立起新的外交关系和外交秩序。“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这一逻辑的典型写照,由此逻辑推衍,新中国在外交上对美苏两大对立阵营也必然就是“一边倒”地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选择。

  

   “一边倒”外交方针在当时新旧政权转换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确有助于解决迫在眉睫的新生政权安全需求,有助于获得苏联支持和帮助,缓解来自美国及其支持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安全威胁。当然还不止于此,新中国在外交上倒向苏联,加入苏联阵营并与苏联结盟,也是革命哲学逻辑的题中应有之义,即国内革命的逻辑也要求在外交上实现打破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的革命。这一逻辑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头30年中反复呈现并维持了较长时间。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国内完成了夺取政权的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任务,并在党的八大上宣布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就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外交作为内政的延续,显然也要从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革命的需要出发进行调整,历史的演进也恰恰说明了中国的“一边倒”外交方针和外交行为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新变化,并在新的独立自主需要的基础上展开新探索。

  

   (一)参加万隆会议的探索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并在大会上表明了中国作为亚非地区众多曾经遭受殖民压迫的“独立民族国家”一员的立场,提出了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处理矛盾分歧及和平相处的“求同存异”原则,阐释了中国支持亚非国家反对殖民压迫,争取和维护国家独立,促进亚非国家团结的主张。特别是在大会上针对许多亚洲国家对于台海局势高度紧张将会引发战争的担忧,周恩来总理发表了愿意同美国谈判的重要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这一声明表达了中国的和平意愿,改变了众多国家对中国的偏见和看法,赢得了它们的信任和支持。

  

   万隆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大国参与的会议,其目的就是反对西方殖民国家的殖民统治和压迫,同时也反对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干涉和“输出革命”。中国作为以“一边倒”为外交方针的苏联同盟国参加万隆会议,说明中国在外交实践上开始寻求摆脱“一边倒”的束缚,争取更多的外交主动权。在万隆会议最初的酝酿阶段,中国就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国代表团在参加会议过程中虽然遭遇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恶劣阻碍,但是仍然成功参加了会议,这说明中国已经下定重大政治决心和做了充分准备。事实上,在万隆会议召开前的1955年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就参加万隆会议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方案进行了认真研究,确定了“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的与会总方针。在这个总方针中,参加万隆会议的核心任务是“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和“促进民族独立运动”,而非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这说明中国在外交上要摆脱苏联的世界革命目标和苏东阵营圈子的束缚,同时也尝试用西方阵营和苏联东欧阵营之外的亚非拉世界的“革命”范式——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理念与目标,来指导中国的外交。

  

   (二)中苏大论战与中苏关系破裂过程中的探索

  

   追踪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由联盟走向分裂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早在1954年9月底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时,双方就开始出现利益纷争的苗头。当时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当面向赫鲁晓夫正式提出苏联援助中国搞原子武器的要求,被赫鲁晓夫委婉拒绝。而赫鲁晓夫提出中国加入经互会的要求也被中国领导人当面拒绝。此后在1958年4-7月,中苏又围绕赫鲁晓夫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展开斗争,再加上当年第一次台海危机中苏联的不支持态度,以及1959年6月苏联背离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制造原子弹的材料和样品,同时在当年8月发生的中印第一次军事冲突中偏袒印度,等等。这一系列矛盾和冲突使得中苏关系开始走向恶化,也导致中国对于苏联意欲控制中国的一系列做法产生了强烈的警觉和抵制。同时期发生的波匈事件则更让中国认识到,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意图保持核垄断地位,并欲将中国纳入其整个争霸战略。

  

   后来的中苏大论战虽然主要是围绕意识形态斗争来展开,但是其中争论的核心议题如时代问题、和平共处政策、战争与世界革命等,其实质是争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问题。

  

   中苏大论战主要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其中在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之间达到高潮,与之相伴随的是两党和两国关系走向破裂。早在苏共二十大上,苏联就提出“三和”路线,主张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搞缓和。但是在双方论战达到高潮的1963年7月,苏联一边与中国进行最后的两党对话,一边与美国展开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苏联的这种外交行动和立场显然很容易被中国理解为是要联合美国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至此,新中国确立的“一边倒”外交方针下的革命哲学价值所指向的与苏联共同推动创建一个世界社会主义新秩序的道路就此终结了,中国在论战中也逐渐明晰和强化了一条更加激进的外交路线。这种激进外交路线既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反对走苏联式的修正主义道路。其中所蕴含的国际革命秩序观既反对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世界秩序,也反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苏关系决裂和中苏论战将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外交引向了典型的“反两霸”道路,这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范式看来是缺乏理性逻辑的,但是在革命哲学的实践理性逻辑上却证明了万隆会议后中国摆脱苏联控制,在两大超级大国之外探索独立外交路线和国际秩序目标的合理性。只不过众多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上形成的共识是以中间路线和不结盟运动的方式抵制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争霸战略和控制,而中国则采取了更加激进的对抗性的外交哲学和外交路线。这种激进的对抗性外交路线在20世纪60年代曾一度将中国的外交带到极为紧张的境地,中美持续对抗,中苏关系破裂,中印爆发边界冲突,印尼与中国断交等,一时间中国外交全面绷紧,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和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中国外交才渐渐地走出困局,找到一种政治上能够融合平等哲学价值的外交哲学道路。

  

   (三)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围绕“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开展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上“反两霸”和更加激进的革命主张所造成的紧张对国家安全带来极为不利的局面,国家领导人对于这种不利局面相比国内政治变化要敏感得多,因此1964年毛泽东提出了“第二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其实,“中间地带”的说法早在1946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时就提了出来,不过当时主要是指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夹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获得独立后可能选择中立的“第三种立场”。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两类矛盾”“三种力量”观点,开始把美国与英法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中期,针对西方阵营出现的大分化大组合新情况,毛泽东进一步将50年代提出的“两类矛盾”中的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予以突出,将其中的日本、加拿大以及大洋洲和整个欧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称作“第二中间地带”。并指出以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为核心的“第一中间地带”和“第二中间地带”有一个共同立场和诉求,即反对美国的控制、干涉和欺负。1969年中苏发生军事冲突之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给中国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再加上苏联在全球和中国周边地区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敌人由一个变成了两个。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中国的国际战略构想,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时正式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将全球争霸的美苏看作第一世界,一般发达国家看作第二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看作第三世界。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正式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并明确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从“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理论的探索,表明了中国的革命外交哲学中的价值内涵和中国自身的革命身份都发生了极具革命意义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间地带”到60年代中期的“第二中间地带”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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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展望》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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