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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中扬 张娜:手工艺的“在地同业”与“在外同行”

更新时间:2020-07-22 08:09:20
作者: 季中扬   张娜  

   【内容提要】 历史上传统手工艺的聚集性发展离不开“乡土空间”。它们往往先在某个地方逐渐发展起来,形成“在地同业”现象,然后利用血缘、地缘等人际关系网络,在外发展商业销售,以“在外同行”的形式大力拓展经营空间。传统手工艺这种同乡同业模式以“在地”与“在外”的互动发展为突出特点,“在地”与“在外”之间有着主从关系,其实是“前店后院”模式在空间上的延伸,“在外”拓展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地方,而不是带走地方资源“在外”发展。这种同乡同业模式立足“小地方”,放眼“大世界”,在乡村与城市、地方与世界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对于系统解决当代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产业、人才、文化等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启发性。

   【关键词】 手工艺,同乡同业,特色小镇,乡村振兴

   传统手工艺往往“基于运用地方特色的材料和资源,依赖于地方传统,解决地方生活的需求”。①因而,“地名”加上“手工艺”的组合成为人们习见的命名方式,比如宜兴紫砂壶、杨家埠年画、东阳木雕、景德镇瓷器,等等,不胜枚举。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与某个特定的“地方”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意味着人们对传统手工艺地方品牌的认可,也反映出传统手工艺发展总是或多或少体现出地方(尤其是乡村)聚集的特点。传统手工艺在乡村的地方聚集现象,我们称之为“在地同业”。发展较好的传统手工艺往往不仅满足地方生活的需要,诸如杨家埠年画、景德镇瓷器、宜兴紫砂壶等手工艺品还销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海外。传统手工艺在商业流通环节的行商或坐贾大多来自手工艺产地,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在外同行”。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与“在外同行”不仅有着事业上的关联,还有着更为重要的相通之处,即“在地”与“在外”都离不开本土人情关系网络的支撑。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与“在外同行”是一个很普遍的历史现象,也是传统手工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色。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地同业”与“在外同行”紧密地沟通了地方与世界、乡村与城市,深入探究其历史现象、内在理路、发展逻辑以及当代状况,有助于我们思考乡村振兴过程中遭遇的一些难题。

  

   一、手工艺“在地同业”何以可能?

   中国古代社会是极其重视手工业的,《中庸》甚至把“来百工则用财足”②作为治国“九经”之一。由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手工业极其发达,不仅品类丰富,而且工艺超绝。到了宋代,手工业已经普遍发展成为商品生产③,此时,如陶瓷业,在一些乡村地区就已经出现了“在地同业”现象。据元代蒋祈的《陶记》所言,宋代景德镇已经有瓷窑三百多座④,呈现“村村陶埏,处处窑火”的景象。其时,耀州窑烧制规模也很大,沿黄堡镇漆河上下十里都是烧瓷的,有“十里瓷窑”之称。⑤到了明代,手工艺的“在地同业”现象更为普遍,如松江的棉纺、宜兴的紫砂、福建连城四堡的雕版印刷、安徽泾县的宣纸等。在乡土社会中,手工艺“在地同业”何以能够形成?也就是说,这种现象的产生需要哪些条件或因素呢?任何手工艺聚集地的发展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内因与外因、先天与后天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特别是“在地同业”现象遍及诸多手工艺门类,形成原因复杂多样,难以统而概之,亦难以将其归结为单一的因素。不过,一般来说,某一特定手工艺“在地同业”的形成基本都有主导因素,在其影响下带动整体机制造就聚集现象。且不论总体性的社会历史条件,手工艺在地聚集的突出因素要而言之主要有三点。

   其一,独特的原料产地。中国传统手工艺向来重视选材。《考工记》在其“总叙”中就提出:“天有时,地有气,工有巧,材有美。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⑥而且强调了材料的地方独特性:“燕之角,荆之干,妢胡之笴,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⑦考察明清时期“在地同业”的手工艺,很多都基于独特的地方材料,如宣纸离不开泾县的青檀皮与沙田稻草,歙砚离不开婺源龙尾山的石料,湖北广济竹编离不开当地优质的竹材。就拿宜兴紫砂来说,烧制紫砂器所需的原料只能在宜兴丁蜀镇的青龙山与黄龙山陶土矿中发掘,此地紫砂陶土不同于他处所出,其性能具有可塑性强、透气性好、吸附力强、色彩鲜艳多样等特点。此外,这种紫砂陶土的加工过程较为简单,从矿泥到熟泥不需要借助复杂的机械操作,只需粉碎矿泥、调水捶打,即使制造花器⑧或绞泥⑨陶器也不需要添加其他成分,只需调和几种矿泥即可。材料的独特性、易加工性为紫砂的“在地同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在清代前期,丁蜀镇、青龙山南北麓、蠡墅、任墅石灰山、川埠宝山寺以及上袁、潜洛、汤渡等乡村就有龙窑四五十处,形成了“家家做坯,户户业陶”的局面。⑩《重刊荆溪县志》称赞说:“商贾贸易廛市,山村宛然都会”。11

   其二,带头艺人的推动。传统手工艺不仅要求“材美”,而且讲究“工巧”,其发展离不开心灵手巧的手艺人的技艺创新。手工行业的“带头人”与“能人”往往深刻地影响着该行业的发展走向,“在地同业”现象大多起于某个杰出艺人的“带头”。就拿宜兴紫砂的发展来说,除了独特的原料产地因素,带头艺人的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与瓷器相比,紫砂器透气性能较好,但色泽之美终究不敌青瓷、白瓷、青花瓷、五彩瓷、珐琅瓷,可以说如果没有供春、时大彬、陈鸣远、陈曼生、邵大亨等杰出艺人在造型方面的不断创新,宜兴紫砂也许将一直泯然于一般陶器之中。正是有了这些杰出艺人一代又一代不断革新宜兴紫砂的制作技艺,提升其审美理念,才带领和推动了宜兴紫砂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在地同业”现象。尤其某些对独特原料依赖性较弱的手工艺门类,有杰出艺人带头,才可能形成“在地同业”现象。以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为例,溯源可发现,潍坊地区本来并不从事年画生产,其从无到有的过程跟杨氏家族密切相关。据考证,杨家埠始祖杨伯达出身四川梓潼县雕版年画世家,是当地有名的木工画师,擅长绘画、刻版和印刷技术,明朝初年迁入山东潍县后,结合山东当地的风俗民情,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杨家埠木版年画。12正是在杨氏先祖的带动下,当地人纷纷做起了年画生意,逐渐形成制作年画的风气。到明朝末年,杨家埠年画已经呈现出“在地同业”的景象,有堂号的画店就有20个。13到了咸丰年间,杨家埠年画作坊最多达154家,出现了“画店百家、画种上千、画版过万”的盛景,年画不仅销往国内州县,还远销俄罗斯、日本、朝鲜及南洋诸国。14

   其三,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除了独特的原材料、杰出的艺人这些条件,手工艺形成“在地同业”现象对社会关系网络也有一定的要求。因为“在地同业”的前提是从业者能够较为充分地共享原材料、技术与市场,这就需要他们之间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用社会学的概念来说,即当地要有较高的社会资本存量。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5在乡土社会中,信任、规范和网络可能主要基于血缘与地缘,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16,主要还是基于血缘的亲属关系。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作为一切商业关系之基础的‘信赖’(vertrauen),在中国总是奠基于纯粹(家族或拟家族的)个人关系上”。17在乡土社会中,虽然普遍重视血缘与地缘关系,但实质上很多地方家族之内、姻亲之间有着极其复杂的矛盾与冲突,因而,适宜发展“在地同业”的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不普遍。

   如果说,人的因素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比如官营作坊,可以通过行政力量征调手艺人实现手工艺的聚集发展,那么,原材料产地以及基于风土人情而形成的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却具有突出的“在地性”,很难迁徙。可以说,这种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恰恰是造就手工艺“在地同业”现象的关系基础,能为手工艺在乡村的聚集发展提供低成本、高信任、强渗透的组织优势。事实上,“在外同业”的手艺人格外珍视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例如,处在“打金业 ”中心的福建孙村,每逢重大节庆,如春节、清明、中秋,以及自家或者亲缘关系圈家庭的婚丧嫁娶、寿庆满月,人们总是不惜时间及花费,不远千百里返乡或设宴或赴宴或二者兼有,吴重庆认为,这种貌似非理性的人情消费,实为一种通过维护乡土社会关系网络积聚社会资本的生产性开支。18总而言之,由于乡村能够提供充足的生产资料与人力资源,以及较强的人际信任关系与较低的组织成本,除了官营作坊,传统手工艺的聚集发展往往离不开“乡土空间”,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实质上就是特殊的乡土资源与特定的乡土关系联结、再生的产物。

  

   二、“在地”与“在外”:手工艺同乡同业历史现象的互动发展模式

   传统手工艺的“在地同业”意味着其具有突出的“在地性”。所谓“在地性”,也就是说它不是外来的,而是内生的,它根植于“乡土空间”,依赖乡土社会的自然环境,遵从乡土社会逻辑,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这似乎在指涉一种封闭性,其实不然。在乡土社会中,社会空间本身并非如人们想象中那样封闭、隔离。刘永华指出,15世纪中叶以来,越来越多的乡民或为了商业利润,或为了养家糊口,纷纷离开熟悉的故土,远走他乡,一些外出做小买卖的乡民,活动半径居然达到两百多华里。19诸多案例表明,传统手工艺在乡村聚集发展并非仅仅是地方的,还蕴含着“外向”的动力,呈现为“在地”与“在外”的互动性。下面将以福建连城四堡雕版印刷为个案详细讨论这种互动发展模式。

   据《范阳邹氏族谱》所言,四堡雕版印刷业始于清代初期,康熙年间蓬勃兴起,仅邹氏就创办大书坊十多家20,这些书坊基本上都是家族经营,已然呈现“在地同业”现象。“在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坊刻盛极,印坊栉次鳞比,印版汗牛充栋,从事雕版印书的男女老少不下1200 人,约占当时人口的 60%”。21可谓“家家有藏版,人人会刻书”。22四堡雕版印刷业“在地同业”的规模何以达到这么大呢?很显然,地方的需求是无法拉动这么大的生产规模的。其关键在于,四堡雕版印刷业并非仅仅供应地方市场,事实上,他们不断开拓周边市场,乃至全国市场,不仅在乡村以“行商”的方式建立销售网络,还在城市设立书铺。诚如清代杨澜在《临汀汇考》中所言:“城市有店,乡以肩担”。23谢江飞认为,四堡有三种主要销售方式:一是在周边地区和大中城市设立固定书肆专卖,据统计,书肆遍及全国50多个地区和城市;二是肩担手拎,走街串巷,上门服务,流动出售;三是设立书市。24所谓书市,就是乡村集镇在特定日期设立卖书的专门市场,方便各地下游书商前来订货。据包筠雅 (Cynthia Joanne Brokaw) 研究,每年元宵节前后书坊在四堡举办书市,来自江西、湖南、广东和广西的书商齐聚四堡进货。25通过在外地设立书铺,委托族人前去经营,四堡书商的足迹遍布全国,从南边的闽、赣、粤、滇、贵,到北边的浙、苏、湖、鄂等,大大小小的城市乡镇都是其经营范围。可见,“小地方”的发展与“大世界”紧密相连,其开放性的经营网络体系折射出乡土社会的“流动性”。耐人寻味的是,外面的“大世界”反而是以“小地方”为中心的。一般而言,外地的书肆或者说分店是不允许私自刻书的,而要听从四堡号令,书籍需要从四堡本地印刷后再发放到各地书肆去销售,这也就是说,全国的销售网络都是以四堡为中心辐射开来的。

对于传统手工艺而言,这种在地生产聚集与在外商业活动互动发展的情况并非个案。诸如杨家埠年画、宣纸、徽墨,情况大抵也都如此。考察其在外的商业活动,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充分利用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从业者基本上都是同乡、同族之人。在四堡印刷业鼎盛时期,男孩往往很小就跟随父亲、兄长、叔父外出行商贩书,耳濡目染与家人的传、帮、带,使其入行比外人容易很多,这就间接地排斥了外人入行。其二,经年累积,逐渐形成品牌效应,进而在市场上处于优势或垄断地位。郑莉、吴重庆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同乡同业”。郑莉提出,所谓“同乡同业”,是指“在城市工商业经济中,来自同一地区的人群经营相同的行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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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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