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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燕杰 郭小弦 李晓光:市场化与社会资本的变迁:1999—2014*

更新时间:2020-07-20 14:57:28
作者: 边燕杰   郭小弦   李晓光  

   【内容提要】 社会资本随着经济社会变迁进程而发生变化。基于跨度15年的三期“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作者建构了我国市场化背景下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动态模型,获得下列实证发现:第一,1999年—2014年期间,城市居民社会资本总量随市场化进程呈现稳定上升趋势;第二,围绕家庭场域的社会资本出现下降趋势,围绕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则明显上升;第三,市场化可以从经济、科技、社会等维度加强人们的社会交往,由此推动社会资本存量的稳定上升;第四,伴随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体制外就业人员的社会资本上升速度快于体制内就业人员,社会资本存量前者反超后者。这些研究发现对于理解我国社会关系变迁和加强社会治理,都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市场化,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场域,社会资本存量

   市场化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变迁?作为社会学的基础性概念,社会资本是人际关系及其附着的社会资源的总称(边燕杰,2004)。研究表明,较高的社会资本既为个人带来经济和社会收益(林南,2005),也将促进公共空间的有效社会治理(帕特南,2011)。但是,无论从社会整体还是微观个体的视角来看,社会资本并不是一劳永逸、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社会变迁发生变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社会资本呈减少趋势(帕特南,2011),瑞典、荷兰、日本则稳中有升(吉登斯,2009;帕特南,2014),各有其原因和变化规律。经典社会学家曾关注工业化引发社会关系格局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变迁,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社会学分析概念和理论,包括涂尔干(2000[1893])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齐美尔(2007)从乡俗传统性走向都市现代性,滕尼斯(2010[1881])从社区走向社会,帕森斯从特殊主义走向普遍主义(Parsons & Shils,1962)等各种理论判断,成为人类社会思想的宝藏。在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获得辉煌经济成就的场景下,当代社会学者也应关怀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变迁问题:市场化和经济交换理性的上升是否改变了我国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的状况?

   本文通过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研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与乡村不同,城市是熟人关系和陌生人关系的复合体,城市居民包括了常住人口、“农转非”人口、持续流动人口等多种成份,是市场化所引发的经济交换理性上升的人口承载主体,持续城镇化还是我国社会变迁的基本走向。同时,丰富的城市调查数据也使相关实证分析成为可能。作者聚焦社会资本的时期变迁效应,探讨如下问题:第一,如何把握和测量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第二,社会资本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变化趋势是上升还是下降?第三,社会资本的产生和维持场域将如何变化?例如,市场化将人们的部分有效活动空间从家庭带入职场,社会资本的产生和维持是否也从家庭向职场发生显著转移?这种转移对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又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阐述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场域,进而就社会资本的时期变迁效应提出理论判断,然后借助相关大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结论部分,我们将讨论实证研究发现对我国社会关系变迁和社会治理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社会资本的概念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场域

   社会资本是嵌于人际社会关系中可动员的资源(林南,2005),有两个层次的存在形式。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指的是,人们通过群体内部的人际关系和互动交往而达到较高的社会信任,形成了互惠规范的高度认同和随众行为,群体成员相互帮扶、彼此合作、行动一致,带来高度的社会参与和普遍提升的群体生活质量(帕特南,2011;Fukuyama, 1995)。由此不难看出,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发源于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而后者是本文的主要关注点。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其本质是通过人际关系和交往互动而摄取、维持、动员、使用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源(林南,2005),既包括有形的财富和技能,也包括无形的信息、人情、面子、声望,以及由于权力和地位所产生的人际影响力。本文讨论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在市场化不断上升时的变化态势。

   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是人际交往互动的产物,主要发生在家庭和工作两个场域。我国社会关系的研究先驱费孝通(1998[1947])和梁漱溟(2005[1949]),都是从家庭场域出发来研究人际关系的起源,进而探讨家庭氏族伦理机制是如何进入以职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使得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关系社会”和“人情社会”(杨美惠,2009[1994];阎云翔,2000[1996];边燕杰,2010)。当代社会网络分析的集大成者格兰诺维特(2008[1995])区分了家庭和工作两个场域,由此提出了家庭、朋友、相识三种纽带类型用以测量关系强度的概念,其中家庭和亲密朋友纽带是以私人情义联系为基础的,一般朋友和其他相识纽带则以职场联系为出发点,尽管私人情义联系和职场联系在交往频繁程度和密切程度上存在差异,但都是个体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发源于家庭场域的社会资本,以私人情义联系为载体,通过血缘和姻缘纽带来维持共享和代际承接(郭小弦,2016),而产生于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是以工作组织的正式联系为载体,依托组织内部的科层关联和组织外部的市场关联而产生和发展的(边燕杰,2004)。源于家庭和工作两种场域的社会资本并非彼此分割,而是部分重叠的(格兰诺维特,2008[1995]),特别是当职场交往转化为私人交往之后,进入了个人核心交往圈的挚友,已经亲如一家,成为个体社会资本的稳定组成要素(郝明松、边燕杰,2013)。

   (二)社会资本的存量和回报

   社会资本的存量概念,反映的是个体在某一时点通过个人中心网络可能摄取的全部社会资源(李黎明、李晓光,2016)。这是一个容易理解但难以精确测量的理论概念。无论是“差序格局”的熟人社区(费孝通,1998[1947]),还是生熟混杂的当代网络化社会(边燕杰、雷鸣,2017),任何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都是动态开放的,而非静止封闭的,就像梁漱溟判断的那样,这是一个“伦理本位、关系无界、阶级跨越”的普遍联系状态(梁漱溟,2005[1949];边燕杰,2010)。同理,社会网络分析领域的“六度隔离”理论,也从数学模型和“小世界”研究分别获得了逻辑证明和经验数据:在人类世界范围内锁定任何一个目标个体,哪怕是联合国秘书长、非洲难民,抑或中国农民工,无论地处西部边陲还是东海之滨,是北国瑷珲还是南国腾冲,最多通过梯次链接的六条纽带就能与之发生联系(瓦茨,2011)。

   六度隔离理论预示着,任何个体的社会资本存量的理论值接近数学的无穷大。可是,社会学不是数学,我们的现实关怀并非社会资本存量的理论极值,而是现实人类生活中的社会资本存量的人际差别。换言之,我们必须走出理论殿堂,深入可观察的世界,收集和分析经验数据,才能开展社会资本存量的实证研究。为了测量现实存在的社会资本存量的人际差别,社会网络分析的学术领域给出了三点可测性限定:锚定个人网络,确定某一时点,核定摄取能力。来自美国的“讨论网”(Marsden, 1987)和来自我国的“拜年网”(边燕杰,2004),就是遵循这三点限定来测量社会资本存量的成功范例。这里的摄取能力指的是,通过个人网络可能动员的社会资源,而非已经动员了的社会资源。诚然,一般规律是,社会资本存量越大,所能动员的社会资本就越多。由于存量社会资本有其直接和间接的人类行为后果,所以测量这一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证研究意义。

   所谓人类行为后果指的就是社会资本的回报。如果存量概念侧重的是社会资本的积累及变化,那么回报概念强调的是社会资本的实际效用,它所反映的是个体通过动员社会资本所能获取目标达成的效果。其他条件不变,社会资本回报越高,目标达成的效果就越大。学界对社会资本的回报已经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包括阶层地位回报、工作收入回报、社会支持回报、心理慰藉回报等(张文宏,2011a,2011b),并就社会资本的各种回报形式是如何随着市场化进程而发生变化的,开展了实证分析(Guthrie, 1998;边燕杰、张磊,2013;Bian, 2018, 2019;边燕杰、缪晓雷,2020)。不难想象,社会资本回报与目标达成息息相关:一经确定了具体的人类行为目标,如入托、上学、就医、借贷、求职、晋升、创业、融资、救急等,某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资本就从存量中动员出来,为具体的目标达成而发挥效用。这意味着,理清存量社会资本是更为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这正是本文选择存量社会资本作为分析目标的理由所在。

  

   二、存量社会资本的时期变迁: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市场化影响存量社会资本变化的理论逻辑

   存量社会资本是个体行动者之间的动态行为结果,本文主要关注存量社会资本的时期变迁。时期变迁指的是,宏观社会环境变化一旦发生质的飞跃,产生了时期的跨越,就会影响身处不同时期的所有个体的行为互动,其存量社会资本也会随之发生调整和重组。吉登斯认为,分辨明显的社会变迁趋势,必须揭示一定时期内研究对象所处的根本性社会结构或制度环境的跨越性(吉登斯,2009)。制度变迁的激烈程度,从最为抽象的理论意义看,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制度基本不变的稳定时期,制度部分调整的改良时期,制度根本变化的革命时期。一个简单的推论就是,当制度变迁呈现大格局稳定、局部性改良、革命性变化等三种变迁程度时,人们的社会资本也将呈现基本不变、相对调整、彻底重组三种态势。

   这一推论存在缺陷。首先,它忽略了制度变迁的渗透程度,如果某种制度变迁只停留在国家层次,而非渗透到个体生活(特纳,2005),那么这种制度变迁对个体社会资本的作用是有限的。其次,它忽视了行动者的能动作用。按照个体能动论的逻辑,行动者的价值观念和行动策略随着不同时期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因此行动者可依据制度环境创造有效网络,摈弃无效网络,从而调整和优化个体网络结构和资源含量。如贝克尔研究组织网络时就发现,企业家会调整其行动战略和网络结构以应对不同的制度环境(Baker, 1999)。换言之,如果制度环境发生调整或根本性变化,并渗透到个体的日常生活时,个体会努力调整其行为模式,优化网络结构,提升社会资本质量,从而适应新的制度环境。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作者认为:伴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城市居民社会资本将呈现上升趋势。1978年以来,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等进程中取得瞩目成就,并在经济体制、政府职能、组织结构等方面不断深化改革。在众多社会进程和转型的背后,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量就是市场化,即由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革命性地推动了其他方面的社会变迁。尽管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主要是市场化和工业化,但欧洲和原苏联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历史轨迹都表明,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赵德馨,2010)。同时,中国的实证研究表明,市场化改革根本性地推动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相关指标的快速提升,并且市场化程度越高的时段和区域,这些指标也相应越高,对增强中国经济实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崔向阳,2003;王小鲁、樊纲、胡李鹏,2019;尹虹潘,2019)。因此,市场化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为根本性的制度变迁,不但带来经济生活的变化,而且随之产生的经济理性的上升和加强,渗透到人们的社会行为之中,重塑着个体交往模式,调整着人际社会联系,丰富了社会互动的内容,很可能引发了个体社会资本存量的上升。

市场化进程不仅能带来社会资本存量的上升,还会引发社会资本产生场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家庭场域收缩、工作场域增强的态势,原因有二。一是,伴随市场化和经济理性的上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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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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