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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春来: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制度性“回民”身份的形成过程及其执行效果

更新时间:2020-05-18 22:23:28
作者: 温春来  

   摘    要:

   从雍正朝中期开始,清代制度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回民”身份。适用该身份的人群即回族。在这一过程中,“回民”这一身份从只有民间日常生活意义,逐渐附加上了国家制度的意义。这一制度化身份主要体现在治安方面,与保甲制度紧密关联。此过程始于甘肃,由保甲组织中的特别管制办法开端,进而逐渐发展出特别登记、统计、刑例等规定和具体举措,并普及全国。这一过程以多次具体事件为契机推进,至乾隆朝基本完成。由此形成的制度性“回民”身份有着污名化特征,但因保甲制度缺乏实效而流于形式。

   关键词:清代回族; 族群身份; 国家制度;

  

   回族在晚明时代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族群认同,这种认同基本上是围绕着回汉差异而滋生的,其重点在于起源故事、信仰、习俗等方面。[1]在明代和清前期的时间里,回汉之间在赋役、科举、刑名等方面并没有差异,皆以军、民、匠、灶等编户齐民身份生活在国家制度中,回族并未因其非汉族群的特质而成为制度上的特殊人群。这种情况在雍正朝开始出现了变化,使得“回”不再只是日常生活中较私人化的族群身份,还成为了在王朝典章中有明确意义的制度性身份。

   学界较早注意到的是回族在清代律例中的特殊地位,王树槐、胡云生、王东平等学者先后梳理了《大清律例》中的“回例”,指出这是清朝歧视回族的具体体现。[2][3][4]路伟东则从“回例”的执行问题出发,认为出于刑名狱讼的需要,清朝有专门登记回族的“回籍”,进一步点出了清代存在制度性的回族身份。[5]本文将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充分梳理史料,力图呈现出清代制度性“回民”身份的出现过程,及其在乾隆朝的实际执行情况。

  

   一、制度性身份的土壤:官僚士大夫对回族的“犷悍”偏见

  

   雍正朝之前,清代官方材料中几乎没有对回族的讨论和表态。我们只在清真寺的碑刻中找到了一则康熙帝的上谕:

   ……汉诸臣受官分职,时享君禄,按日朝参;而回逐日五时朝主拜圣,并不食朕俸。伊知报本,而汉不及于回多也。通晓各省,如汉官民因小不忿藉端虚报回民谋反者,职司官先斩后奏;天下回民,各守清真,不可违命……

   此碑原立于清代苏州某座清真寺内。1[6]碑文中透露出一种贬抑汉臣、肯定回民的态度。似乎是因为有汉人虚报回民谋反,康熙帝才发布此道上谕。可惜我们无法得知个中详情。

   进入雍正朝,满汉官僚对回族的观察、看法多见于奏折、实录,皇帝又通过朱批、上谕等形式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从这些史料中能够看出,直到雍正七年(1729年),回族最多被官员看作是一批教化及治安上的不稳定因素,君主对官员的频繁奏报并不太在意,甚至有所反感。

   我们发现的最早要求皇帝限制、打压回族的材料,是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十二日山东巡抚陈世倌所上的《奏请颁谕严禁回教折》。[7]他对回族各种日常行为非常不解且不满,认为回族“声援固结、济恶害民”。因此主张应考、出仕的回族人必须“出教”,清真寺必须拆除或改为书院、神庙。他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来打破回族内部的网络,达到使之“党孤势散,庶不至于助恶为非、固结难解”的效果。

   对陈世倌的言论,雍正帝的反应比较冷淡。朱批云:

   此种……无平人入其教之理,亦不过止于此教耳,非无限量之可比。即礼拜寺、回回堂亦彼教中敬奉而已,不能惑众也。代代数百千年来亦未能为无甚大祸。……只可严其新奇骇人动众之事……相机而为之。

   陈世倌着眼的是,分布于各个社会阶层,尤其是跻身士绅的回族,包庇着回族“破坏”朝廷教化和社会治安的行为,所以必须严惩。雍正帝在意的则是“回教”只在回族内部流行,并不会传播到教外“平人”中“惑众”,造成“大祸”,故而并不值得重视。

   到了雍正七年三月十七日,甘陕总督岳钟琪在一份奏折中举出渭南县缉捕私盐时,回族盐贩以弓箭、长枪拒捕的事例,主张对回族要“防微杜渐,宜早为计”。他认为如果专门为回族“增设科条,稍严约束”,则“彼必自相惊愕,转启其煽诱之端”,于是密令州县官:

   于行查牌甲时,将各回户之牌头、甲长副以百姓,使回民不得狥隐同类,以便于其邪僻为非者逐渐清理,照平民犯法之处一例惩创,庶无区别。

   岳钟琪希望通过在回族聚居处令汉族充当副牌头、甲长的办法,加强对回族的控制。但此法的缺点在于“(汉)民习恬和,率多怕事,纵令各州县牌头、甲长皆能选任良民,而回众恃强,未必驯听约束”,所以“试行数处,不过暂时敛抑之法,非转移积习之方也。”使回族“俱作良民”的根本办法,是要在回族聚集之处设立专门的回民义学,传授《圣谕广训》以及基本的儒典,奖励学习成绩优秀之人,同时专门表彰回族中的孝悌节义之人,并且将回族人犯法数量列入地方官的考核;如此三五年后,限期收买回族的武器,违者严处。奏折中还计算了建立义学的经济成本。但皇帝仍然认为不需要采取专门措施,只要“特颁上谕一道训导之”,就“无足记念矣”。[8]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四月初七,上谕颁下:

   直省各处皆有回民居住,由来已久。其人既为国家之编氓,即俱为国家之赤子,原不容以异视也。数年以来屡有人具折密奏,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约束等语。

   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遗家风土俗……无庸置议也……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异视,而以治众民者治回民;为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异,即以习回教者习善教……傥自谓别为一教,怙恶行私,则是冥顽无知,甘为异类,宪典具在,朕岂能宽假乎?……[9]

   比起大臣“严加惩治约束”的要求,雍正帝这一表态实在是很宽松。不过,他的态度似乎并非全然如此,他同时要求陈世倌将五年前论及回族的奏折寄回北京。陈世倌在当年已经缴还原折,于是大致复述了一遍原有的理由与主张。皇帝并没有在这份新奏折上留下任何朱批。[10]

   一年之后,署安徽按察使鲁国华上奏指斥回族,内容仍然是不遵正朔、服制,不知供奉何神,要求禁革等陈词滥调。此时恰逢怡亲王允祥病逝,甚为悲痛的雍正帝看过奏折之后大怒。在上谕中,他先重申了上一年的观点,并强调回族中“有志上进者甚多……为国家宣力效忠者常不乏人”;之后指出陈世倌当年的奏报已经被“切责”,而“今鲁国华于朕已经降旨通行训导回民之后,仍复如此陈奏,不知其出于何心”,往后大小官员如仍有因回族风俗“区区末节,故意苛求,妄行渎奏者,必严加处分”;最后将鲁国华贬为“庸碌之材”,交部严查。2[11][9]

   雍正帝此次的反应很可能有情绪化的成份,甚至捏造了“切责”陈世倌的内容,但仍然遵循着六年前的标准:只有大规模的威胁才需要特别处理,日常教化、治安层次的问题则不需要。不过,这份上谕可以看作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宽容回族态度的最后体现。

  

   二、制度性身份的开端:雍正九年甘肃保甲制度中规定以“掌教”稽查回族之始末

  

   在鲁国华被处分前一年,雍正七年年初发生的一个案件,令封疆大吏开始隐约体会到回族独有的社会网络并不利于自身仕途,并最终促使甘肃官府于雍正九年(1731年)在保甲组织中设立了专门稽查回族的“掌教”,从而在制度上制造出了回汉民人之间的差异。这是制度性“回民”身份的开端。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一个来自称来自陕西西安的回族人马忠,找到甘肃固原杨建堡的革职提督马焕家里,说他叔叔是“伺候十四贝子之人”,让他来劝化回族,“着我们回回,大兵过处不必惊慌”,同时拿出一面红紬(即“绸”)“番字”旗子和一张朱笔传单。马焕见状就把他抓了起来,与乡保、掌教等人一齐将之送到军营。经过守备、知州、固原提督路振扬的一连串审讯、咨会与报告,甘肃巡抚张廷栋、川陕总督岳钟琪相继得知此一事件。路、张、岳三人先后都给皇帝写了奏报。

   雍正帝首先从岳钟琪的奏折中得知了此事。岳钟琪先转述了固原知州报告的马忠口供。马忠自称原为固原居民,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逃荒到西安,在雍正六年底(1729年初)遇到了其叔马仓。当时马仓和一个“跟总督的人”进了总督衙门。同一天下午,叔侄二人到城内一家杂货店同住。次年正月,马仓准备好上路条件,让马忠回家,同时给了他旗子和传单,让他一路告诉清真寺三掌教,“叫他们约束众人,不要赌钱,大兵过处,我们回子不必惊慌”,并将旗子和传单交给知情的马焕。马仓还说自己从四川来,“跟的主子是十四王,如今现在宁羌州山里,路都开了,就要出来”,“主子上年到过固原南关马六店里住歇一晚,留下带子”;至于“大兵”,马仓说是从北京到巴尔库尔去的。相比稍晚送到北京的路振扬和张廷栋的奏折,岳钟琪同时奏报了自己在西安查拿马仓及相关人员并无结果、要求固原知州将涉案人员送到西安审理的情况。皇帝给他的朱批是:“知道了。审得确情,看如何耳。”[8]

   马忠所说的“十四贝子”、“十四王”,无疑让人联想到康熙帝十四子、原直郡王、当时的贝子允禵。允禵自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被禁锢于景陵,是不可能在雍正五、六年时候跑到甘肃和陕西去的。马焕则从雍正三年五月开始署理固原提督,四年三月革职之后闲居。[14]从与“掌教”一同押送马忠至军营的行为来看,马焕很可能也是回族。

   此时的岳钟琪,正处在政治漩涡当中。始于雍正六年九月底,将他牵扯至深的曾静案,还远未结案。马忠案发生的四天前,他才刚刚向皇帝汇报过一次曾静案的进度。[8]现在又冒出一个可能牵涉他手下人的敏感事件,即便马忠的口供十分荒谬,他也必须避免外力再给自己添乱。

   在上奏马忠案的一个月之后,岳钟琪写了上文引用的《奏请设立回民义学渐施化导折》。折中所谈与陈世倌、卢询、鲁国华等人的说法并没有本质区别,同样认为回族是治安及教化方面的问题人群。虽然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奏折中谈及“回民”,但之前说的都是由吐鲁番迁至甘肃肃州的“回民”,而不是世居内地州县的“回民”,他也从未认为两种“回民”有什么共同之处或明确联系。因为回族“回民”与维吾尔族吐鲁番“回民”无论在语言文字、社会结构、制度身份等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群体。新旧奏折内容唯一相近的地方,只有要向两种“回民”都宣讲《圣谕广训》。[16]虽然岳钟琪在奏折中并未提及马忠之案一字,但内地回族口中出现了严重威胁自己仕途的消息,才应该是他上奏的真正原因。

   岳钟琪没有亲手审结马忠案,也没有直接实现自己对甘陕回族的管理设想。在建言设立回民义学的五天前,他已经被任命为宁远大将军,预备出师征讨准噶尔。[9]同一天,新任甘肃巡抚许容向皇帝奏报,马忠已经被提赴西安审理。[8]此后,甘肃方面在秦州找到了马忠的家人。马家人说马忠一直在秦州做鞋匠,后来弄了面贴金字的旗子,正月下旬出门去固原了。许容要求属下将马家人也送到西安,以供对质。[19]与前面几人不同,许容在奏折中并未提及马忠的回族身份,也未指出案件与回族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似乎这些情况并不重要。

马忠案的结论直至雍正八年三月才由许容上奏。原来马忠是因为贫穷才想出诈骗“同教”钱财的办法,但难以成功,最后编了涉及十四贝子允禵的谎言去骗马焕,就有了案发时的一幕。上奏时马忠已死于狱中,甘肃方面拟定了其余涉案人员的处罚,准备结案。雍正帝接受了审判的结果,也并未特别留意涉案人员的回族身份。[20]案件至此结束。其间君臣诸人,只有岳钟琪对案情的回族背景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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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海民族研究 Qinghai Journal of Ethnology 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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