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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答辩追忆

更新时间:2020-05-18 15:36:13
作者: 黄朴民 (进入专栏)  

  

   本人不才,但正规的高等教育还是完整接受过的,自1978年混进大学,一口气在宁静的校园里泡了整整十年,本科、硕士生、博士生三个阶段,一个也不曾落下,是名副其实的“老运动员”。

   读书,尤其是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其成败的衡量标志,就是几年寒窗用功下来,最后能否写出像样的学位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其他的都是扯淡。道理很简单,学位论文的写作,尤其是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是学科知识的积累、问题意识的培养、研究能力的展示、写作水平的呈现之最综合的体现,而论文的答辩则反映了归纳问题的逻辑、口头表达的能力以及随机应变的水准,两者综合,对一个人的学术水平与能力的了解,大致也能够做到八九不离十了,所谓“虽不中,亦不远矣”。

   正是因为论文的写作与答辩在研究生培养整个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性意义,导师和学生都予以高度的重视。导师生杀予夺、大义凛然,学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的就是最后的答辩那半天。

   我硕士学位论文题目选得不理想,做“孟子政治思想研究”,可谓“题无剩义”,加上答辩过程中口才拙笨,发挥不佳,结果给时任论文答辩主席的沈善洪教授留下不太美好的印象,以致三年后我博士毕业求职时为浙江省社科院所婉拒。沈先生当时担任着浙江省社科院院长,进人最终由他把关。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学位论文撰写、答辩与一个人前程的关系。

   一句话,在我读书那个年代,学位论文答辩绝对不是玩儿虚的,是真枪实弹的较量,论文答辩未能被通过,完全不是新闻,而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完全不像今天,绝大多数情况下,学位论文的答辩只是一个形式,虚应故事,走个过场而已。当然,我们那时每个人所遇上的状况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导师宽容一点,走“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路子,有的导师严格一点,不但“批判从严”,而且“处理也从严”,那学生也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在我们的印象中,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宋史研究权威邓广铭先生的把关之严在学界是出了名的,他的博士生中真的有人答辩数次未过,而被搞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的学位论文答辩方面也流传过不少的趣闻逸事,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则是这样的:有一位硕士生专门研究南宋时期的圩田问题,论文提交给导师后,被毫不留情地打回,他百思不得其解,跑去请教导师,询问问题出在哪里。导师告诉他,论文写得很扎实,富有创见,但政治上有欠缺,即论文数万字中居然没有征引经典作家的语录,若能补上,便可通过。这位学生唯唯而退,但回寝室后却完全犯难了,经典作家可没有专门对圩田有评论的,那该怎么征引?他坐拥愁城一整天,临睡时突然来了灵感,茅塞顿开,原来他想到了毛泽东的名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于是赶紧抄到论文开头处。次日再将论文文稿呈交导师,果然顺利过关,得以允准参加答辩,并一帆风顺通过答辩,拿到学位。这也算是时代政治氛围制约规范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典型缩影了。

   我1988年春夏之际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完成博士生三年的学习计划,接下来的事就是提交论文并参加答辩。那年春节前夕,我在将自己的论文初稿提交给导师杨向奎拱辰先生、田昌五先生之后,就返回老家浙江绍兴,去与家人团聚了。当时我孩子还未满周岁,正需要我帮着照料,于是我乐不思蜀,在家里一待就是好几个月,直至4月初同门Y兄打来电话,惊破我的春梦。

   Y兄在电话中告诉我:“你赶快回学校,你的论文遇上麻烦了,田先生认为现在的稿子有缺陷,是不适宜提交答辩的。具体情况,电话里我不能细述,你自己回学校后再了解吧。”我一下子被打懵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赶紧购了火车票,昼夜兼程,返回学校。到了学校,取来杨先生与田先生两位导师的论文初评意见,我才弄清楚自己的论文症结所在。杨先生只对我论文提了些技术性处理方面的建议,没有更多的意见,而田先生则是对我论文的论述范围过于宽泛,期期以为不可。

   原来,我们当时的论文选题是很随意很自由的,可做一本正经的论文,也可做有考据性质的古籍整理,如我同门齐涛兄,直接跟随王仲荦先生治学,最早的选题就是晚唐诗人韩偓的《香匧集》整理与研究,王先生逝世后田先生接手指导,才改选题为《唐代盐政研究》。又如,山东大学中文系杜甫研究权威萧涤非先生指导的博士生林继中君,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赵次公注杜诗先后解辑校》的整理与研究。此外,可以做非常宏观的大题目,也可以做非常微观的小考据,像萧涤非教授指导的另一位博士生、后来当上新华通讯社社长的李从军,其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唐代文学论纲》。我开始时的论文选题走的是类似于当年李从军的那条路,定为《两汉儒学思潮的嬗变及其特征》,现在看来的确是有些大而无当、天马行空了。田先生认为这类面面俱到式的东西,不应该成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就不容分说给打回来了。

   今天细忖田先生的初衷,是完全合理的,这才是真正对学生负责。问题是当时已是4月份了,距离论文答辩只有两个月了,这中间还要留出论文送审的时间,而我又不想因此而延迟毕业。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推翻重来、另起炉灶显然是不现实的,只能以原稿为基础,突出与强化重点,使论文命题更为集中,重点更为突出,讨论更为深入,形式更为合理。

   于是在田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并报请拱辰师允准,决定重点地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两汉儒学的最大代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上,上延至战国末年、西汉初期的社会思潮趋势,往下涉及至《白虎通义》、汉末儒学演变,主次相从,详略相宜,从而对以董仲舒为中心的两汉儒学基本内涵、发展逻辑、主要特色、相关影响做出自己有一定新意的解读与揭示。与此相应,论文的题目也由原先泛泛的《两汉儒学思潮的嬗变及其特征》,改为《董仲舒与新儒学》了。

   时不待人,确定了新题目后,我即全力以赴投入改写论文的工作。那段时间,可真是拼了小命,完全豁出去了,称之为废寝忘食也没有任何夸张,即兵法所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

   那些天,我基本的作息规律是这样的:上午11点起床,下午搜集资料、酝酿思路,晚饭后伏案写作,一口气干到凌晨4、5点,成稿8000字左右,5点上床休息,直到中午。每隔两天,到田先生寓所,将两天来写成的稿子呈田先生阅示,田先生也跟着忙碌,我的文稿是随到随审,提出修改指示。我取回后也是按其要求加以改定。这样的奋斗持续了整整半个月,我终于完成了13万字左右的论文。接下来就是交付打印和装订,然后,便是将论文提交相关专家审阅评议。谢天谢地,至此,我终于赶上了与同门W君、Y君旅进旅退的答辩期限。

   当时给我的博士论文书写评议意见的专家,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孔繁研究员、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葛懋春教授(他也是我博士生学习期间的副导师)、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蔚华研究员、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儒学所所长赵宗正研究员、山东省社科院哲学所于首奎研究员、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主编李启谦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安作璋教授、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的张岂之教授。他们对我的论文予以基本的肯定,如张岂之教授的评语就指出我论文将董仲舒思想体系概括为一大支柱、三重层次是颇为恰当的,认为我论文中强调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源自墨家的“天志”说是很有新意的观点,等等。送审的结果,意味着我的论文又过了一关,可以进入答辩的最后阶段了。

   这里,要补上一笔的是,由于我论文完成拖沓的缘故,距离答辩的时间已所余无几,所以留给专家评审的时间十分有限,而这些专家拿到论文后都能及时审读并出具意见,确保了我能按时参加答辩,这是莫大的恩德,每念及此,我内心始终充满了感激之情。另外,我的母系山东大学历史系,也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当时没有快递这一说,论文用平信邮寄,有寄丢的担心,用挂号信邮寄,又费时多多,为了确保我能按时参加答辩,系里慷慨出经费,让我随身携带思想史专业三人的论文专程赴西安,呈送给张岂之教授审阅。

   张先生当时正在校长任上,公务缠身,就让其助手任大援先生代收下论文,次日,任先生即来电话,通知我可前往西北大学取回张先生的评议书。原来,张先生收到三本论文后,用一个整夜的时间审读完毕,并用毛笔写出了三份详尽的评议书。山大历史系对自己学生的关爱,张先生的全身心投入,也都让人铭感五内,难以忘怀。

   终于迎来了答辩的时候。当时博士生还是比较稀罕的动物,不像今天这样,博士满街走,教授贱如狗。那一年,整个山东大学也就11个博士毕业,其中,历史系就占了其中的六位,另外五人,分别是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的博士。缘是之故,学校很重视,在经费很有限的情况下,予以最大的支持,所以,我们历史系的答辩搞得很隆重,从各地请来多位权威级学者主持或参加我们的答辩。

   我记得当时到场的学者专家有下列几位: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张政烺先生、何兆武先生、张泽咸先生、李鸿彬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先生、河北大学的漆侠先生,西北大学的张岂之先生,山东师大的安作璋先生,我的导师杨向奎先生、田昌五先生和副导师葛懋春先生自然也参加了答辩。可谓阵容严整,名师云集。

   那天我的论文答辩会,有以下七位教授参加:拱辰师、昌五师、张岂之先生、张政烺先生、漆侠先生、何兆武先生、安作璋先生,由张岂之先生担任主席。

   这些先生中,当时我心里最发怵的是漆侠先生,漆侠先生是邓广铭先生早年的高足,是宋史学界除邓先生之外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他的要求严格,在史学界是遐迩闻名的。更要命的,是他与昌五师私交最好,这使得他提任何问题,都不必顾忌导师的情面。——大家都知道,学生的论文答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检验导师的水平,如果学生的论文被挑出一大堆问题与缺失,客观上也多少是暗示导师指导上有所不足,没有将地雷提前排除掉,会让导师脸上也有些挂不住。

   其实,对我们来说,漆侠先生的严厉,已不是耳闻的印象,更是目见的事实。我上一届师兄答辩时,漆侠先生亦到场,有一位师兄在回答漆侠先生的提问时,表现得过于自信,结果让漆侠先生连珠炮似的追着问,直到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为止,搞得颇为狼狈,时间也大大延长,一场上午的答辩居然忙乎到近下午一时。

   这次漆侠先生也在其他师兄的答辩中尽展学术风采,经常问得答辩的同学前言不搭后语,好在我已比较乖巧了,遇到答不上来的,就老老实实地缴械树白旗投降,表示自己读书有限、思考不周,日后当努力补课,迎头赶上,云云。这时,漆侠先生反而释然了,就给出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你既能虚心地认识到自己之不足,那就表明还有希望,下去后继续用功吧!”大家如蒙大赦,赶紧诚惶诚恐地表示:敬受教诲。

   由此可见,漆侠先生的“严”,并不是要和同学们过不去,而是希望通过此种途径,让同学们明白“学无止境”的道理,认识到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仅是一个读书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日后的路长着呢,只有虚怀若谷、谦逊谨慎,才能有所进步,逐渐成材。

   冥冥之中有一种鬼使神差的宿命,即你越是害怕什么,那么,这害怕就越是会纠缠你。我的那场答辩,在进入答辩专家提问这个环节时,第一个发言提问的,就是漆侠先生。当时的答辩是现问现答,不像今天的学位论文答辩,是所有答辩专家问完问题后,给学生一段时间,让其下去针对专家所提的问题专门做准备。所以当时的答辩形式更要求学生具有敏捷的思维、随机应变的能力。

按常理说,漆侠先生是专治宋史的,我的论文是写汉代思想,研究方向隔得很遥远,可那个时代的学者又是何等人物,历史上的那点东西,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所以,一出招就是见血封喉,直击要害:“董仲舒讲天人合一,司马迁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么他们所言的天人,含义是否一样,若不一致,差异又在哪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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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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