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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湜:清代前期南中国乡村社会的再结构

更新时间:2020-05-17 19:06:43
作者: 谢湜  

   摘    要:

   通过南岭山地和东南海岛的研究个案, 结合实地调查与民间文献的分析, 可知清朝在南中国确立统治之后, 有一个通过地方政府重整土地赋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地方精英重建集体记忆, 通过契约、谱牒等各种民间文本的历史叙事, 或强调前朝旧制的传统, 或适应新朝新政的改变, 对社会组织加以维系和更新, 确认并保护其资源权利。清代前期, 地方政府在重建管理秩序中的务实化趋势, 与民间的合法化策略相得益彰, 使得粮户归宗、海岛复垦等改革得以施行, 这一过程对南中国乡村社会的后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卫所; 华南; 海岛; 结构过程; 历史叙事;

  

   我曾以11至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为题, 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 在写作后期, 苦恼于如何将水利格局演变、聚落变迁和行政区划沿革等不同过程和个案建立有机的联系, 对区域历史建立一个整体的考察视野。当时赵世瑜教授提供了及时的建议, 他认为拙论可能指向某种区域整体史或者某种结构, 指导我仔细体会年鉴学派的著述, 并关注其后续学术发展。在随后的阅读中, 我深受所谓“年鉴新史学派”的学术思想的影响, 关注“长时段”的变动, 在社会过程中理解微地貌差异如何在人类活动中呈现为一种社会要素, 思考在什么样的时间尺度和社会环境中去理解空间差异, 然后观察地理差异及其变化如何对历史显得有意义。不过, 在博士论文修改成书后, 我觉得还没有很好地从村落及人群出发, 将实地调查所得与文献解读、问题分析充分地结合起来。 (1) 重新研读萧凤霞、刘志伟关于“结构过程”的理论论辩和研究实践, 也发现自己所追求的“结构史”还是有点刻板, 对人群的能动性揭示不足, 尽管也在尝试追述某些“结构”的变迁及其意义, 但对“结构”的理解还是过于简单, 对“历史叙述本身如何在地域社会建构过程被结构化, 而这种结构又如何推动和规限人们的行动” (2) 等论辩的理解还是不够透彻, 有时难免就会落入直线式的叙述。

   近年来, 我关注的区域从江南暂时转移到东南沿海以及南岭山脉, 多次带领学生们参与实地考察, 进行地方文献的搜集, 开始关注在明清国家体制发展的时空进程及人地机制。从一些民间文献的阅读中, 我对清代前期地方社会的动向和人们的生存选择有了很多不一样的认识。赵世瑜教授深入分析了明清易代时期的失序和地方的利用 (3) , 对于“结构过程”, 他认为, 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往往是通过观察现代社会去反观那个距离最近的结构过程的, 亦可采用逆向方法, 去观察历史上的结构—再结构过程。比如在明清时期的区域社会中发现前此某个结构过程延续下来的浓重痕迹, 从而发现这个过程中的重要结构因素, 进而把握该结构过程。 (1) 刘志伟教授则提醒我们, 普遍性往往是在认知结构的层面、通过历史的结构过程去把握的, 在研究中常常只是在思辨过程中的分析工具而已, 无论是叙事还是辨识, 都要让思想流动起来, 具备结构化和再结构化的能力。 (2) 通过南岭山地和东南海岛的研究个案, 结合实地调查与民间文献的分析, 本文重点考察清朝在南中国确立统治之后地方政府重整土地赋役的过程, 亦对上述方法论问题试做探索。

  

   一、军屯的民田化与军户的再组织

  

   在考察中国的南岭山地聚落时, 我们不经意地找到很多明清时代卫所的建筑遗存, 许多居民对当地的军事传统记忆犹新, 这令我们直观地感到, 明清帝国在南岭山地实行的疆土管理体制, 特别是卫所军屯体制, 对山地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且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存留至今。老百姓讲述祖先历史的时候, 习惯性使用了军家、军声、民家等称谓, 也不由自主带出了进山剿抚傜人、傜民缴枪守边等鲜活的故事。这类故事的时间跨度可以上溯至明代, 也可追述至20世纪上半叶, 不过, 在历史记忆容易发生时间错位的同时, 地理环境和聚落的相对坐落, 在老百姓的讲述中却非常清晰。

   我们的南岭考察计划最早从湖南省宜章县的“三堡”开始, 所谓“三堡”, 是指宜章县南境的黄沙、笆篱、栗源三个屯堡。明代初年, 南方局势稳定之后, 为了控制南岭山地, 明廷在宜章等州县设立了千户所、守御千户所, 还在各地设立了不少屯堡。笆篱堡柳氏的故事颇为典型, 据现存同治版《柳氏族谱》称, 柳氏先祖柳英于正统年间奉调宜章, 设立笆篱堡以为保障, 随后柳氏子孙在堡城内、外繁衍定居。谱序中存有明弘治十七年旧序一篇, 其他均作于康熙十年之后, 这些谱序都特别强调了顺治八年曹志建之乱对家族的毁灭性打击。明末清初, 南岭战事纷繁。顺治二年, 福王以何腾蛟兼湖南巡抚, 招降李自成余党, 分十三镇。同时, 故巡抚中军曹志建镇龙虎关, 后取郴州。到顺治三年, 曹志建招降临武县的军兵, 并征其税。顺治四年平南王尚可喜取衡州, 破桂阳, 五年, 永明王朱由榔诸将取湖南地, 曹志建旋复取之, 永明王又与曹志建混战, 顺治七年至九年, 曹志建和永明王先后被平定, 湖南才正式进入清朝的统治之下。 (3) 从族谱中诸多叙述来看, 顺治八年笆篱堡的惨剧, 多半源于人祸, 据谱传之述:

   堡城弹丸尔, 环内外多巨族居之, 每凌厉其乡人, 因小衅日寻干戈, 轻薄子弟又为飞语以诋, 乡之富厚者, 啣恨莫报。值逆寇曹志健驻粤西龙虎关, 因往请, 导自星子, 即屠黄沙, 屠笆篱, 无一生者。时顺治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也。 (4)

   康熙十年谱序亦称, “辛卯间六阴重凝, 一夫作难, 向导曹寇陆梁, 致成三月二十六日之变。弧蝥先登, 城楼鼎沸, 杀父留子者有之, 杀夫存妻者有之……即黄金满赢者, 终难免于一割, 而无辜之髦穉, 同为邱陵之怨骨” (5) 。站在柳氏的立场来看, 堡城内外乡族之间的长期矛盾, 是酿成这场引狼入室的悲剧的根本原因。所幸曹逆之乱很快被平定, 但是乡人对于时局何去何从, 仍处于观望狐疑的状态, 谱中对此也有形象的刻画:

   当鼎革, 遭曹逆兵燹, 煨尽之余, 衰草白杨间, 磷势夜炽, 何惨如之?祖皆明哲保身, 不遇其难。是时, 老成凋谢, 其间豪杰兼并, 莫知所措。稍有才力者, 亦皆畏首畏尾, 束手而待毙矣。而吾祖独砥柱中流, 撑持门户, 不为克振前业, 而且恢而廓之, 壮如也。至于事公, 畏慎有远虑。时依山民多流窜, 田里荒芜, 逋租匿役, 里胥追逐, 鸡犬不宁。而吾祖独恬淡自如, 克保无事, 既而潜心肄雅, 得游胶庠。 (1)

   田野乡间这些“鼎革”前后的故事, 凸显了生死攸关之际人们的行动和抉择, 使研究者更容易理解明清之际的文献中“定鼎”二字的分量。在乡间采访中, 老百姓还讲起军民婚娶纠纷的话题, 时间跨度同样巨大, 一会儿讲明朝官军, 一会儿讲民国土匪, 一会讲国民党部队。他们说, 但凡军队盘踞屯聚, 总会提出娶亲要求, 某个村庄若不从, 不愿把女子嫁给军兵, 常常就得不到武装庇护, 随后惨遭洗劫甚至屠戮。这类故事的朴实道理不难理解, 聚落人群关于联姻、安全等基本生计考量。往往有助于理解村落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和功能。

   清朝在南岭各个州县确定统治地位之后, 很快就面临着重整人口赋役等具体治政问题。顺治八年另一个曾被曹志建杀掠的黄沙堡, 至今保存着古旧城墙、祠庙及多方明清碑刻, 堡城朝天门的门洞里完好保存着康熙四十年的《奉院司道宪禁革碑》, 该禁示碑缘起于黄沙、笆篱、栗源三堡的屯丁控告驻防官兵违例勒索, 强派巡边用夫、定更放炮、走递公文、乡约、采买米谷、榨户油麻等杂差, 官府对此加以禁革, 立碑为示。碑中有几处行文值引人注目, 首先是三堡的屯丁“虽系故军, 各姓无人出质”, “自康熙五年奉裁田粮, 尽归本县”之后, 理应“照民一例输将”, 驻防官兵不应对其佥派杂差。官方还要求销案后“仍移营禁革, 并饬该营弁不避嫌怨, 竭力巡查, 不许汉猺通往” (2) 。

   阅读这些叙述, 总令人浮想联翩, 意犹未尽。明清交替, 驻防体制发生了改变, 卫所田粮裁归州县, 但许多卫所故军显然没有顺利完成身份转型, 他们对于“民”的正常身份有着强烈的诉求, 其既有的社会联系也依然紧密。另一方面, 对于入驻屯堡的绿营官兵来说, 将巡边、走递公文、采买米谷油麻这些杂差摊派给“故军”的惯例一旦被禁革, 官方马上要告诫他们“不许汉猺通往”, 这到底是意味着故军充役时反倒可以做到汉、徭不互通?还是说长期存在着汉徭互通的情况而官方希望有所改观?清代前期居住在这些明代屯堡建筑的“故军”屯丁、绿营体制下的驻防官兵和一般的民户, 实际的社会关系是什么?他们的后续命运是什么?值得进一步追述。

   带着黄沙堡的问题, 2012年春我来到湖南省蓝山县进行实地考察, 湖南南部在明代前期总共设置了4个卫, 10个千户所, 其中就包括了蓝山县境内的宁溪千户所, 这个所是洪武二十九年 (1396) 设立的, 下面还有两个军营。宁溪所背后的山区, 是有很多徭族民众居住的地方, 至今分布着许多瑶族自治乡。目前蓝山县所城镇政府所在地, 即是明代宁溪所城的地点。我们在采访中得知, 城内目前人口较多的姓氏有阮、利、朱、黄、古等八大姓。阮氏宗祠始建于乾隆五十五年, 祠内墙上有一通作于光绪十四年的《仓谷碑记》, 碑文中说到, 阮氏的先祖和其他七个姓氏的军人, 共同来到宁溪所城驻守, 组成了张、韩、吴、梁、杨、孙、丁、万、赵九个屯田所。 (3) 屯田所是明代卫所制度中屯田区的地理单位, 也常常成为人群组织的单位, 譬如以某个军官的姓氏来命名某个屯田所。在后来的演变过程, 宁溪所的九个屯田所, 就主要掌握在阮氏和其他七个姓手中, 形成了“九所八户”的人群组织。

   “八大姓”中的利姓于2000年修订了宗谱。该谱所录旧序中, 以康熙三十五由十一代孙利思义所撰者为最早, 序文提到其祖先于明洪武初年从广东肇庆府调拨江南充任军户, 其后因为湖南叛乱, 调来宁溪所守御, 垦种屯田。 (4) 阮姓和利姓的老前辈都说, 他们都是明代驻守宁溪所城的军官的后代, 城里八个大姓大多都有自己的族谱。这种情况倒是我们在南中国的传统乡村调查司空见惯的。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 利氏族人还说, 他们的宗祠不在所城, 而位于一个叫军屯村的地方, 目前黄氏、古氏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所城以南的下洞村, 这些大姓以前都有一部书, 老辈人说那是各个姓“共同的族谱”, 目前由古姓人家保存, 保存者古先生住在所城以北一个叫大河边的地方。八姓共用一套族谱, 实属少见, 随后我们访得该谱, 方知是光绪二十九年蓝山人阮敬涛所撰《宁溪所志》五册。

   在这部所志之中, 《兵制》一册较为特别, 其封面在书名下方标注:“八户:阮、李、朱、黄、利、潘、古、周;九所:张、韩、吴、梁、杨、孙、丁、万、赵。”由此, 我们马上与所城内阮氏宗祠的《仓谷碑记》联系起来了。该册所录《九所屯田》《九所籍贯》《立民户合约》《联里朋甲合约》《轮当值役合约》《西隅十排合约》等篇的详细记载, 使我得以勾勒出故事的轮廓, 所谓九所八户, 主要涉及宁溪所城军、民户籍的演变过程和形成的人群组织。

   在明代中后期, 卫所军屯体制转变之后, 有很多原来不是卫所的人, 带有各种户籍身份的人群或者不同的族群控制了这些土地, 但是控制了这些军屯土地之后, 随着明清的朝代更替, 又面临了新的问题, 因为清朝的军事制度发生了变化, 但是土地和人还在那里, 和宜章三堡的“故军”屯丁一样, 他们失去了明朝法律规定的卫所的军户身份, 迫切地需要军屯土地的产权问题。

另一方面, 从中央看地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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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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