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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竹汝: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若干依据

更新时间:2020-05-01 23:00:39
作者: 程竹汝  

   摘要:制度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到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和必然要求,是实现新时代战略目标的主观基础和保障。坚定的制度自信,源于新中国成立70年国家建设的基本经验:“中国之治”的事实构成制度自信的客观依据;超大国家有效发展和现代化核心要素相结合的制度优势构成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制度文明内涵的不断融入和凝练构成制度自信的价值依据。

   关键词:制度自信;“中国之治”;制度优势;制度价值

   作者简介:程竹汝(1959-),男,山西襄汾人,法学博士,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研究”(2017BHC014)。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基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系统化集成,其认识论前提和基础就是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制度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到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和必然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在“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遭遇历史性挫折的背景下,探索一条更加符合历史规律、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历史性探索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形成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势、体现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时代重要的实践特征就是聚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制度集成的巨大优势,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如果说,在以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制度的变革、不确定、效能彰显受一时之限等因素影响,人们的制度认知一定程度上也随之具有不确定性的话,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效能得到较充分实践检验的条件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就应保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制度自信是实现新时代战略目标的主观基础和保障。但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的长期影响,由于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本身的复杂性,更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西方制度模式所具有的鲜明特征,制度自信在“四个自信”中所面临的认知障碍和挑战又是最为集中的。中国社会要形成坚定的制度自信仍需要更为坚实的实践和理论支撑。其中,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实现的国家治理成就或“中国之治”的事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客观联系、制度效能的比较优势以及制度价值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一致性,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理论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中国之治”的事实构成制度自信的客观依据

  

   心理学上,自信是指个体对自身成功应对特定情境能力的心理状态,是成功后的良性情绪即发自内心的自我肯定。因此,今天我们强调制度自信,其最具基础性的底气就来自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治理成就所体现的“中国之治”。“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一)“中国之治”的事实先于理论解释,这是中国社会坚定制度自信的客观依据理论上,国家治理成就这一事实先于理论解释是中国社会具有制度自信的客观依据。首先,无论是否承认中国发展是个奇迹,它都是一个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客观事实。即使对中国最具恶意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中国奇迹已然成为当代世界史上的常用语。对“中国之治”可以有多种经验性描述:比如GDP指标,2010年超过日本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位并不断接近第一位的美国且具备超越美国的态势;比如脱贫人数,改革开放40多年来有超过7.4亿的农村人口摆脱贫困状态;比如基础设施,高铁营业里程2019年底将达3.5万公里,居世界第一,公路桥梁总数已超过80万座,现代化机场比比皆是;还有不断增长的城镇化率、人均寿命、社会安全指数等等。关于中国迄今为止所实现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有着更为准确而又全面的概括:“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2]对比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突出景象,国家治理所取得的进步便具有鲜明的历史纵深感。党的十三大在建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对当时中国社会基本特征的描述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3]从那时起的3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的上述突出景象就已然成为了历史。其次,“中国之治”这个客观事实,先于关于它的各种理论解释。因此,所有人包括那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存在这样那样偏见的人,都无法否认中国发展事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所存在的正相关联系。因为无论基于系统论的立场,还是制度与发展、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理论逻辑,都无一例外地支持这一联系。“中国之治”这一事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造就这一事实所发挥的作用,理论上是结构在一起的,是一体两面的历史现象。这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客观依据。

   (二)中国发展进步的成就和趋势,是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和推动下实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获得巨大进步的历史事实,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和推动下获得的。成功的经济社会进步过程,其背后一定存在着能够发挥保障和推动作用的进步的制度体系。所谓制度,静态上可分为组织制度和行为规则;动态上包括围绕组织制度和行为规则展开活动的行动者,即建制化的各种组织和个人,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将全国人民组织动员起来,没有这套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提供政治稳定、法治秩序、发展政策、民族团结、社会保障,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话,中国时至今日所取得的成就和发展态势就是不可思议的。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所保有的制度自信,归根结底就来源于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事实,来源于这一事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4]制度在成就“中国之治”中所发挥的保障和推动作用,集中体现在它始终与改革开放相伴随,进而在实践中获得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构成改革开放历史展开的一个基本方面。其中,经济制度的变迁最具经验性。从“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构成改革开放最鲜明的制度变迁轨迹和实践特征。作为成文法国家制度的集大成者,宪法修正案体现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制度变迁的基本轨迹: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这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制度上开辟了道路;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将经济规律深度嵌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中;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实践基础上,将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新的定性;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进一步完善了政府职能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制度关系。宪法修正案所体现的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仅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度进步的一个基本和重要的方面。它的重要意义在于:由于经济制度不断变革并嵌入历史形成的制度体系之中,使得整个制度体系发生了适应性变化或“化学反应”,进而使制度体系的结构和功能在实践中不断适应实现“中国之治”的规律性要求。

  

   二、制度的比较优势构成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

  

坚定的制度自信,不仅要建立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即认识到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事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客观联系,更要建立在“知其所以然”的基础上,即更要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如何发挥它巨大的保障和推动作用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认为“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5]。(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备将有效发展和现代化核心要素结合起来的结构功能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评价制度、认清制度优势的客观前提。也就是说,制度优势是相对于中国的大国治理和发展进步的要求而言的,即“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6]。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总体性功能特色,就是能够将超大国家的有效发展和现代化核心要素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备系统化构成的特征。这意味着不同位阶和层次、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制度各有其特定的结构和功能,表现出不同方面的显著优势。它们形成合力,共同保障和推动了“中国之治”及其态势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超大国家有效发展和现代化核心要素相结合起来的功能特色,集中体现在下述四个方面。第一,保持社会长期稳定的制度功能和优势。《决定》将保持社会长期稳定看做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的奇迹之一。显然,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效能的集中体现。社会稳定的前提和基础是社会团结和政治稳定。因此,这一奇迹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社会整合与塑造稳定权威功能的必然结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态和功能,与基于特定社会结构之上所产生的特殊需求密切相关,这个需求之一就是团结即社会整合。由于人口基数大,发展不平衡,民族众多,加之地方主义传统的影响,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须与之相适应,必须解决‘团结就是力量’的问题。”[7]而现实中,社会整合与塑造权威又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两个方面。社会整合的现实过程也就是营造权威的过程,反之亦然。制度只有具备塑造稳定政治权威的能力,社会整合才能具备持久的维护机制和动力。基于历史基础产生的社会整合和稳定权威需要,是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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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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