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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大磊: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

更新时间:2020-04-27 14:02:56
作者: 节大磊 (进入专栏)  

   节大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摘要: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双边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这两个重要因素。自2017年底以来,中美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了质变且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表示担忧,因而意识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在上升、影响面在扩大。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发生了三个显著的变化。第一,以前中国更多地是感受到意识形态压力的一方,现在美国也开始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中国意识形态的挑战。第二,除了在传统意识形态议题上的直接和显性交锋外,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开始在新兴议题上更多地以间接和隐性的方式体现出来。第三,在放弃接触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针对中国的目标不再是逐渐改变,而主要是为了竞争,甚至是为了打击和削弱。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在双方对本国秩序、他国秩序和国际秩序的担忧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必然到来。事实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可以最好地概括当下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影响。也就是说,双方也许存在某种程度的"防御性的意识形态竞争",而非像冷战期间那样的"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中美双方要更准确地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保持自身意识形态的谦虚,努力实现一种有限度的良性竞争。

   关键词:中美关系 ; 战略竞争 ; 意识形态

  

  

   中美关系在2017年底似乎跨越了临界点,迈入全面战略竞争时代。双方竞争的不断升温和关系的持续紧张,不仅使两国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也让其他国家忧心忡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人以讲话或投书方式表达担忧,并要求中美双方缓解矛盾、避免对抗。不久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也公开表示,担心世界分裂成"两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阵营。双方的竞争更显性地体现在经贸、科技和安全等领域,然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也开始隐然出现。

   本文旨在对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中美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试图寻找一个理论框架去理解当下中美关系中意识形态竞争的性质。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自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双方的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方向的认知这两个重要因素。最近两年以来,双方的战略关系发生质变,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方向感到担忧,导致双方从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因此,中美双方要更好地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保持意识形态的谦虚,努力实现一种有限度的良性竞争。

  

一、文献回顾

   本文采用广义的"意识形态"定义,将其界定为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基本组织模式的理想描述及其实现形式。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双边关系,既有文献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既有文献基本上都认为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其影响也许可以通过建设性管控和加强共同利益得到缓解。倪世雄和赵曙光认为,"制度差异经常令两国内部政治斗争殃及双边关系……使中美关系不时偏离出发展轨道"。刘建飞也表示,"意识形态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意识形态分歧不仅会直接给双边关系造成障碍,还会间接削弱双方的战略互信。陶文钊认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阻碍了中美两国间深层次的互信和友好关系的建立"。王缉思和李侃如认为,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是导致中美之间战略互疑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格雷厄姆·艾利森讨论的重点尽管是守成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权力转移,但也指出了价值观的差异使得中美更容易滑向"修昔底德陷阱"。

   第二,既有文献倾向于聚焦在造成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分歧的一些具体议题上,比如人权、宗教、西藏、新疆、香港等议题。比如,罗艳华认为,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历,使得中美之间的人权之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特点。就宗教因素而言,徐以骅认为,其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可以是敌对势力渗透的载体,另一方面也是民间友好交往的纽带;一方面是发展两国关系的障碍甚至是冲突引爆点,另一方面则是加强两国民心相通以及夯实民意基础的有效途径。"

   第三,近一年来,在中美关系以战略竞争为主的情况下,国内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于中美之间可能升级的意识形态竞争的担忧。王缉思表示,关心中美关系的人"应该加倍重视双方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鸿沟的不断扩大,并找到应对方法"。阎学通担心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扩散到意识形态领域。达巍指出,过去40年,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战略取向的契合和差异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徐进的看法更为激进,大胆预测未来的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是"冷战式的权力(加)理念竞争"。

   整体而言,既有文献对于如何理解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有很大帮助,但是也在理论和现实层面存在不足。在理论层面,既有文献缺少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去解释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大小;在现实层面,既有文献尚未触及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影响的本质有无发生变化,以及其原因为何。基于此,本文将从中美战略关系和中国发展方向两个维度建立一个统一的框架,分析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意识形态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二、战略关系、发展方向与意识形态影响———从尼克松到奥巴马

   中美关系正常化跨越了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障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与毛泽东主席的会谈中,主动提到"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而是其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以及对于美国的政策"。中美双方于1972年发表的《上海公报》也明确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1978年的《中美建交联合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而1982年的《中美八一七联合公报》再度表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尽管有这些原则性的政策声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仍然对关系正常化后的中美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其影响程度的大小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简而言之,中美之间进行战略合作的需求越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就越小;中国的发展方向越符合美国的期待,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也会越小。反之,中美之间战略合作的需求越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就越大;中国的发展方向越不符合美国的期待,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就越会被放大。两个因素相比较而言,中美战略关系的重要性要大于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

   从中美关系正常化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非常小。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美苏缓和进程的暂时受挫以及苏联在非洲之角的扩张恶化了美苏关系。另一方面,苏联在中苏边境加强军事力量,并且以越南为代理人在印度支那进行扩张,也使中国感受到了严重威胁。中美之间加强战略关系的需求推动了延宕已久的正常化进程,两国终于在1978年底完成了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进一步推动了中美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1981年里根上台,中美双方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给中美关系带来了短暂的震荡。中国领导人也鉴于国际局势的发展,考虑与美国适度拉开距离以及与苏联松动关系,强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此后,经过双方的磨合和努力,中美关系逐渐回温,并以1984年上半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为标志达到高峰。美国总统里根在回访中国期间,于4月30日在复旦大学发表了演讲,他特别提到,尽管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语言、价值观、文化和历史,政治制度也有根本区别,但是这些不应当妨碍两国之间的合作。

   在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也抱有很大的期待。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所进行的每一项改革都在美国得到正面评价。1985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派出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受到邓小平的接见。《时代》周刊认为,中国的转型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中国官员的开放和务实程度远非苏联和东欧哪怕是最开明的官员所能比。基于此,邓小平继1978年之后再度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里根在1984年访华结束的回程途中,也对中国在农村和城市的改革大加赞扬,并认为"自由市场精神"的出现和勃兴有助于中国人民幸福感的提升以及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同时,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也在这一时期大幅提升。盖洛普民调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中国有正面印象的美国人占比从中美建交前的21%上升到70%。

   然而,在80年代后期,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摩擦开始逐渐浮现。一方面是因为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性随着双方交往的加深而更加凸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使得中苏、美苏关系同时得到改善,中美之间合作对抗苏联的战略因此削弱。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指摘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西藏等问题;中国也对美国的"精神污染"以及美国时常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提要求的举动感到不满和不安。在某种意义上,苏联固然是当时中国的重大外部威胁,但是美国对中国内部秩序带来的挑战或许更为严峻。

   1989年苏东剧变使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矛盾一时间主导了中美之间的双边关系。在这段时期,美国对中国进行指摘的议题领域有所扩展,包括了所谓计划生育、"劳改产品"、宗教信仰自由等众多议题。同时,美国针对这些矛盾和分歧的处理方式也更具有对抗性。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自1990年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批评对象之一。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美国也从1990年起不遗余力地带头提出反华提案,但是均未通过。1995年的中美交锋最为激烈———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联合国第51届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的反华提案唯一一次进入实质性表决阶段,但最终中国以一票险胜。在这段时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中美关系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克林顿政府决定于1993—1994年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状况挂钩。尽管次年克林顿政府就意识到"挂钩"政策完全不可行,但是"挂钩"提案本身就反映了人权和意识形态议题在当时中美关系中的分量。值得一提的是,在1997—1998年江泽民和克林顿的中美元首外交中,双方曾就人权、西藏和"天安门事件"等问题进行了相当坦率和公开的交锋。克林顿表示,与人权有关的问题的确是中美双方近期的主要分歧;江泽民指出,中美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双方自然对于人权和自由的理解也不尽一致。

另一方面,克林顿政府在其第二任期时决定加强对华接触战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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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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