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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杰舜 李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定位研究

更新时间:2020-04-21 01:22:21
作者: 徐杰舜   李菲  

   摘要: 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方面体现出对经典人类学社会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的继承和反思,另一方面,立足本土历史事实和思想基础,将近代以来有关“中华民族”的概念和理论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成为当前举国共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重任的思想基础。通过勾勒三十年来“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定位从结构论到过程论价值释放的总体趋势,指出在此理论定位背景下,相关学术研究应用移用多,对话反思少,整体显现出重当下轻历史的现状;而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逻辑与机制等议题的深入研究尚未充分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该理论进行拓展、深化与提升的可能。从整合中华民族史的目标出发,基于多年来对于“过程论”的参悟和思考及对当前相关研究成果的吸纳和反思,主张为中华民族史的整合与建构探索新的路径。

   关键词:中华民族;费孝通;多元一体格局;线性论;结构论;过程论;

   作者简介:徐杰舜(1943-),浙江余姚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李菲(1975-),女,四川成都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邮编:610064。

   自20世纪初梁启超1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以来,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的这一终极“天问”始终是学术界思索和追寻的焦点。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一方面体现出对经典人类学社会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的继承和反思;另一方面,立足本土历史事实和思想基础,将近代以来有关“中华民族”的概念和理论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成为当前举国共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重任的思想基础所在。

   基于多年来对“过程论”的深入思考和参悟,以及对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吸纳和反思,笔者力图勾勒三十年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定位从结构论到过程论价值释放的总体趋势,以此反思其理论的拓展、完善和提升问题,进而为中华民族史的整合与建构探索新的路径。为此,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新坐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价值的释放

   (一)理论的新坐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1988年8月22日,这是每一个研究整合中华民族史的学者都应该记住的日子。这一天,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特纳讲座”中发表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讲,重新开启了冷冻了近四十年的中华民族的研究,同时,也开启了学术史的一个新时代。[1]

   历史是一条大河,弯弯曲曲,川流不息。

   从费孝通到顾颉刚,[2]“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许多年前“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熟悉学术史的人都知道,当年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时,曾遭到费孝通的质疑。顾颉刚在《中华民族一个》一文中指出,“五大民族”的提法可能作茧自缚,授帝国主义者以分裂我国的藉口,所以应当正名,中华民族只能有一个,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分析出什么民族。并且他着重强调“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2]费孝通则以人类学田野考察的实际经验为基础,以《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3]一文提出异议,认为事实上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在他调查过的广西大瑶山就有瑶族以及瑶族中包含的各种瑶人。不称他们为民族,称他们什么呢?接着顾颉刚再次撰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意重词严,坚持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只有一个。

   对这一段学术争鸣,1993年,费孝通在顾颉刚先生百年祭时有如下回顾:

   这样的学术辩论在当时是不足为怪的。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激于爱国热情,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煽动分裂,所以义愤填膺,亟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虽则我还是不同意他承认满、蒙是民族是作茧自缚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原因;而且认为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藉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是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4](P30)

   当年,顾颉刚主张“一体”,费孝通主张“多元”。现在,经过历史的沉淀,时势的变迁,费孝通把“多元”与“一体”整合为“多元一体”。讲演在历史大视野中,纵横结合,对中华民族的格局总结了五大特点,即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占全国面积一半以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从事牧业;三是从语言上说,除个别民族外,其他少数民族可以说都有自己的语言;四是导致民族融合的具体条件是复杂的;五是组成中华民族的成员是众多的,所以说它是个多元的结构。在“瞻望前途”的结语中预言“中华民族将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大园圃”。[1](P21)

   从费孝通的上述论述中,我们感受到了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经过40年的探索,似乎中华民族史的新坐标就定位在“多元一体格局”之中了。

   (二)价值的释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三十年研究纵览

   中华民族史的新坐标是否就定位在“多元一体格局”之中?在三十年学术研究的回顾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有一个价值释放与转换的渐进过程。

   沿着费孝通开启的新理论道路,“多元一体”论迅速在当代学术界和社会公众知识领域引发热烈关注,并成为理解和探讨当代“中华民族”认同议题的核心焦点。笔者曾于2008年撰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述评》,勾勒出自1989到2008年这20年中相关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5](P84~92)从1989年到2008年,再到2019年的三十年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始终牢牢地占据着当代民族-国家认同理论框架的核心位置,未有新的理论话语涌现或替代。尤其在最近十年,其理论价值不断释放、转换,影响力更加深远,在学术界相关研究中呈现出以下三种主要取向:

   其一,梳理思想史脉络,锚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发展的历史坐标。

   有论者从费孝通自身学术发展道路出发,考察“多元一体”理论与其前期研究的内在学理关联,比如杨乐《从“差序格局”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跨越》(2013)。[6]不过,更多论者则尝试将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置于更为开阔的学术史背景中来讨论其理论贡献,以及与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历史关联、学理对话性和互文性关系,且尤其集中于对民国时期思想资源的梳理和讨论。如俞祖华、耿茂华的《单一国族·一元一体·多元一体: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整体观念的三种类型》(2018)指出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整体观”的三种类型尽管路径选择不同,但都一致维护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和整体性,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基础。[7](P79)刘波儿的《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思想来源——民国时期民族学界“多元”“一体”理论设计研究》认为,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学界长期存在既承认“多元”又谋求“一体”,在承认少数民族存在的前提下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路。这一思路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逐步完善,厘清了其与“汉化”“同化”的区别,也将其与“现代化”诉求的关联。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来源和发展思路。[8](P56)此外,沈萌的《民国以来宪法文本中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分析》则以民国以来的历部宪法文本分析为实证基础,考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在民国宪法话语中的演变,以此展现近代觉醒中的中华民族对自身“多元一体”本质的自觉过程。[9](P1)

   这样的思想史溯源,将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重置于近代民族政治社会实践和思想发展的整体脉络中,不再简单固持意识形态对抗、差异的立场,而开始重新思考其与晚清民国相关思想成果的融会、承继和关联,也由此在近代思想史脉络中锁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历史坐标——“中华民族”认同建构理论的集大成者和最高理论地位。

   其二,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跨学科理论响应与移用。

   自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后十余年间,国内外学术界曾围绕这一概念进行过多次激烈的争议。但综观近年来的发展趋势,该理论的重大贡献成为广泛共识,影响力日益扩大,受到相关人文学科的普遍吸纳、追随和竞相援引,形成了“多元一体”理论应用与移用的普遍态势,涉及宗教学、教育学、法学、文学研究、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等方方面面。

   如在宗教信仰研究等方面,有《论我国民间信仰的多元一体化格局》[10]《论中华民族宗教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及其形成》[11]等;在民族民间文化方面,有《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12]《从“多元一体”理论看彝族法制的渊源及发展》[13]等;在教育学方面,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与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14]《论“多元一体教育”的实质与我国民族教育的出路》[15]《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主题回顾: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框架》[16]等;在法学方面,有《多元一体法文化:中华法系凝结少数民族的法律智慧》[17]《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18]等。最具典型的,要属文学研究领域,不仅有关于文学“多元一体”的一般性论述,如陈建宪的《中国各族民间文学多元一体格局鸟瞰》[19]等。自1997年至2011年的十五年间,有由中国社科院组织专家团队论证研究,提出了“中华文学”的全新概念,如韩高年《“中华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及其文化基础》[20]刘大先《“中华文学”与文学共和》[21],并出版了十卷本的《中华文学通史》。“中华文学”概念的核心即是反思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得失,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中华文学”的形成、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与呈现。[22]至今,这种理论移用与响应的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之中。

   其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当下价值意义阐发,并进入国家话语。

   自1989年以来,学术界围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大意义多有阐发,如马戎《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的历史条件》[23]、孙秋云《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我见》[24]等。但近年来,学术界更注重将该理论与当代民族政策、社会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历史任务和国家话语相联系,对其当代价值意义进行深入阐发,甚至成为党和国家正式场合的表述用语。

如常士訚在《当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转变与族际政治整合建设》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一体格局”构成的变化与我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变化相关联,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成为中国族际政治整合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25](P128)许宪隆等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与各民族的共生互补——兼论“第二代民族政策”》则认为中国民族政策的总体实践主要体现在民族共生行为的组织模式上,当前中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一体化共生模式”已经基本形成。[26](P13)此外,如马启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我国的民族政策》、[27]郝亚明《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8],也都体现出政策应用和政治治理的鲜明取向。凡此种种,可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已成为理解中国民族-国家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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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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