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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人生当如大象

更新时间:2020-04-04 22:52:43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我与鲁迅是同乡,还曾经与鲁迅是邻居——他住大陆新村九号,我在大陆新村三号出生、长大——虽然不是同一个时代。少年时期,读着鲁迅的书成为文青,模仿他的文笔,以至于八十年代发表知识分子文章时,很多读者以为我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

   我从来没有写过鲁迅。写鲁迅的人太多,几次想动笔,都放下了。特别是喜欢胡适以后,似乎与鲁迅更远了。不过,鲁迅依然挥之不去,虽然思想有距离,但心似乎是相通的。然而,最近我重新读了鲁迅以及王晓明、钱理群两位对鲁迅的研究,忍不住想说说鲁迅,特别是他的虚无主义。

   是的,鲁迅骨子里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这是五四时代普遍的精神症候。晚清思想界的旋律是高昂的,不仅儒家的价值体系依然存在,而且新的进化论思潮也让人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然而,到了五四时代,王权崩解了,儒家的信仰也随之沉没,旧的已经逝去,新的尚未立足,于是,“五四”便成为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政治秩序陷入混乱,心灵秩序也破碎了。

   钱永祥先生提出过,在一个祛魅的世俗化时代,当传统的绝对价值衰落之后,人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态度:“纵欲”与“虚无”。所谓“纵欲”,乃是对于意义的存在有太多的幻觉,对于人类创造意义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而所谓“虚无”,乃是当纵欲的亢奋高潮带来的只是虚脱挫败,幻觉与信心瞬间崩解,沦为对一切价值的麻木虚无心态。纵欲者靠奢侈的希望而生,不敢正视希望破灭的事实;虚无者则放弃一切希望,不敢在废墟中有所坚持。细细观察一下五四时代,何尝不是有这两种态度?周作人有一段话:

   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我们谁不坐在敞车上走着呢?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哭;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们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途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和乐。

   知堂老人在这里描述的,是面对旧价值的崩解,无路可走时,四种不同的“纵欲”与“虚无”。第一种“纵欲”是精神性的,找到了新的皈依与信仰,“以为是往天国去”,这是“五四”后期出现的各种主义以及为主义献身的狂热。第二种“纵欲”是物欲性的,“醉了”“睡了”,精神的信仰既然陨落,那么就沉湎于身体的欲望之中,成为一个永远叫不醒的装睡之人,这是杜亚泉犀利批评过的民初功利主义狂潮。第三种是逃遁的“虚无”,李叔同出家、朱谦之自杀,周作人以平和的心情,苦中作乐,成为在世的隐士。而第四种呢,则是另类的“虚无”“,以为是下地狱去”,以战士的姿态“悲哭”。这,在我看来,就是鲁迅先生。

   鲁迅的虚无,似乎与生俱来。少年时代家道中落,祖父下了大狱,作为长房长孙的鲁迅,从人人奉承的少爷跌入到处处遭受亲戚街坊白眼的境地,让他的心灵受了创伤,一生从未痊愈。在肃杀的世态炎凉之中,他更多感受到的,是人心中的冷酷。“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歧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在日本留学期间,恐怕是鲁迅最为意气风发的时候。他自比尼采式的“魔罗战士”,相信文学的力量,可以拯救众生堕落的灵魂,而自己,正是启蒙群氓的精神救世主。然而,他以满腔心血编的《新生》杂志,却受到了冷遇,印了一千五百本,只卖出去一百本,玫瑰色的启蒙之梦破灭了,他发现自己在茫茫人海之中,只是“一小撮”:“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就是为什么当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鲁迅反而意兴阑珊的缘故。他似乎悟透了一切,像他翻译的俄国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主人公那样,“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成了单人,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以他怀疑的性格,认定民众多半要迫害启蒙者,从苏格拉底、耶稣,到雪莱、拜伦,不是死于民众的围观,就是被庸众视为异端。革命者就义,看客吃冷血馒头,是多么令人心寒的景象!即使后来鲁迅被钱玄同说服,重新拿起了笔,内心里未必有多少暖色,眼前晃动的,都是小说《药》中那些华老栓式的愚众身影。

   鲁迅对铁屋子的顽固是深有感受的,他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与缓慢的文明进步相比,人的生命实在太短暂了,十年、二十年对于人类历史,只是一瞬而已,但对于个人来说,却是漫无尽头的煎熬,如同行走在长长的隧道,看不到依稀的光亮。

   那么,启蒙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唤醒了沉睡者,究竟是善还是另一种恶?鲁迅犹豫地承认:“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警醒他。”甚至,他有点怀疑,自己在无意中就是一个帮凶,“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鲁迅的悲观背后,是对他曾经相信过的历史进化论的失望。在出山之作《狂人日记》之中,他悲哀地发现,国人一方面在被吃,另一方面也在吃别人。但此时的他,依然将希望寄托于还不曾吃过人的孩子,“救救孩子”的声音虽然微弱,毕竟是有盼头的。然而,一九二七年国民党的清党运动,让鲁迅感到透心凉,不唯被杀的是青年人,杀人的同样也是青年人,其中有穿着军装的赳赳武夫,也有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书生,投书告密,助官捕人,以各种方式加入屠夫阵营。他沉痛地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

   他一定想起了他的老师章太炎独特的“俱分进化论”,历史的进化总是善恶并进,善在进化,恶也在进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每一寸进步所要付出的代价,有时候就是不可承受之重。最大的恶,不是以恶行恶,而是以善的名义所行之恶。恶本身是有限度的,因为行恶者自觉理亏,有所畏惧,但一旦罩上了某种善的神圣光环,行恶者就理直气壮,无所顾忌。

   鲁迅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党运动中所目睹的,就是这种以善之名的残暴。他对日本记者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是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的革命运动,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言辞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他发现:“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小杂感》,《而已集》)鲁迅具有一副常人没有的犀利目光,他穿透历史表层的各种雾障,看出了血腥厮杀的对立双方,其实各享了同一个逻辑,少年屠龙,自身亦成为新的恶龙,如此循环不已。

   正是有这样的警惕,他对各种组织性的暴力一直持有保留态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加入过光复会,有一次组织委派他回国去刺杀清廷的大臣。鲁迅犹豫地问: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光复会大为失望,收回成命,认为他不配革命。而鲁迅,则对各种强迫别人的牺牲,是颇为不屑的。他对许广平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50页)许广平问他,是否要去参加国民党,鲁迅回答说:“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他是特立独行之人,可以成为革命者思想上的同志,但对组织性的行为总是保持有分寸的距离,原因无它,他读了太多的历史,也经受了太多背后射来的冷箭,因而早就洞察了少年屠龙的吊诡。

   早在一九二五年,鲁迅就说过:“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南京政府成立以后,斯诺采访鲁迅,问他:“你们已经进行了第二次革命或者说国民革命了,难道你觉得现在仍然有过去那么多的阿Q吗?”鲁迅哈哈大笑:“更糟了,他们现在还在管理国家哩。”一旦窥透了历史的自循环逻辑,鲁迅断弃了一切对未来的粉红色梦想以及对天堂的憧憬,他悲哀地写道:“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鲁迅的虚无,在思想的源头上,究竟来自何处?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曾经说过:“中国底思想界,可以说是世界虚无主义底集中地,因为印度只有佛教的空观,没有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和俄国的虚无主义;欧洲虽有俄国的虚无主义和德国的形而上的哲学,佛教的空观和老子学说却不甚发达;在中国这四种都完全了,而且在青年思想界,有日渐发达的趋势。”不幸的是,鲁迅的一个人身上,竟然齐备了这四种虚无主义。他受章太炎的影响,在清末民初的十年潜伏期,收集阅读了大量佛教经典;德国尼采式积极能动的虚无主义亦是其思想的底色,俄国的虚无主义作品,是鲁迅翻译介绍中的偏爱,而老庄和魏晋,偏偏又深入到他骨髓里面。这四种思想相互呼应,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面,构成了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无与绝望。

   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就是所谓的黑暗与虚无的“实有”。世界的本质就是“无”,人的生命本质亦是如此。黑暗并非仅仅来自外部的环境,而是内在于宇宙与人心之中。鲁迅有清醒的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内心里面挥之不去的“鬼气”与“毒气”:“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而不能。”周作人也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但他对人与对自己,都比较宽容,可以超脱潇洒地活着;而鲁迅,无论对人对己,都过于严苛,反而活得很累。这个累,最不堪负担的,是心累。在黑暗中待久了,他竟然迷恋于夜的本身,他说:“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黑暗,看一切暗”,“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予的光明”。

   这个在心底里面迷恋和把玩黑暗的爱夜人,为什么终于领受了“夜给于的光明”?这就要回到《野草》中那句著名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虚妄,无论对于宇宙还是个人的生命,都是一种本源性的存在,然而,人的终极性意义,不是屈从于命本身,而是反抗宿命,他说:“因为我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绝望的抗战。”

   “绝望的抗战”之对象,不仅是外在的黑暗,也是内心中的虚无。鲁迅至死都是尼采的信徒,有一种能动的虚无主义精神,以一己之生命意志,反抗一切权力与压迫,也抵抗自己内心中的黑暗。鲁迅充满激情地说:

   我自己是什么都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

   这正是一种鲁迅式的过客精神,不知道前面有什么等待着自己,依然前行。这与周作人的姿态大为异趣。知堂老人是隐士,而鲁迅是战士,但这是一个没有憧憬、不再有理想的战士,因为他对未来不确定,时刻在怀疑、审视目标的合理性。自己走向深渊也就罢了,万一向青年指错方向,“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他嘲笑说:“中国当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吧,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

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鲁迅是如此地多疑,他拒绝为青年读者开书单,不愿当指点人生方向的青年导师,“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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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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