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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董仲舒以经学为基础构建儒学思想体系

更新时间:2020-03-27 15:50:21
作者: 韩星 (进入专栏)  

  

   摘要:孔子“述而不作”,其实是“名述实创”,“以述为作,述中有作”,创立儒家学派,集大上古文化之大成。儒学是在经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经学也就没有儒学。董仲舒精通五经,尤致力于《春秋》公羊学,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汉代仁义礼智信“五常”核心价值观,重建王道政治,批判现实、规范和匡正时君世主。同时他也受《诗经》《尚书》《左传》《周易》的影响。他在儒家内部整合孟荀,在儒家以外以儒为主,整合道、法、阴阳、墨家等,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使得他成为一代大儒,实现了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代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结合,奠定了经学、儒学在汉代以后的主流和主导地位。

   百多年来无论是对历史上儒家、儒学的研究还是对儒学的创新,提出各种新儒学的观点或思想体系,大都站在今天学科划分的基础上以哲学史、思想史的范式来梳理儒学历史,构建儒学体系,再加上时代风气、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大都忽视了儒学形成、发展和创新的经学基础,使得对儒学历史源流的把握时有不确,多有争议,对儒学的创新也有无源之水之虞。

  

一、孔子述而不作,道集大成


   众所周知,孔子顺应“学在官府”向“学移民间”的历史潮流,创立私学,“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诗》、《书》、《礼》、《乐》本属于古代王官之学,其传授也限于贵族之间。至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于是孔子对其进行了编定、整理,并运用于教学之中,使其由贵族垄断的学问一变而成为一般民众的知识修养,同时创立了儒家学派。熊十力说:“儒学以孔子为宗师,孔子哲学之根本大典,首推《易传》。而《易》则远绍羲皇。《诗》《书》执礼,皆所雅言,《论语》识之。《春秋》因鲁史而立义,孟子称之。《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孔子集尧、舜以来之大成。此皆实录。古代圣帝明王立身行己之至德要道,与其平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孔子皆融会贯穿之,以造成伟大之学派。孔子自言‘好古敏求’,又曰‘述而不作’,曰‘温故知新’。盖其所承接者既远且大,其所吸取者既厚且深。故其手定六经,悉因旧籍,而寓以一己之新意。名述而实创。是故儒学渊源,本远自历代圣明。而儒学完成,则又确始于孔子。”孔子删述六经,集上古圣帝明王德业之大成,虽云“述而不作”,其实“名述实创”,即“以述为作,述中有作”,这样才创立了儒家学派。

   孔子的创新不是标新立异,旁逸斜出的创新,而是集大成的创新,北宋理学家邵雍在《皇极经世书》说:“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孙五伯也。”(《观物内篇》之五十六)这就是说,孔子删定“六经”,对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以来中国文化的进行了全面整理和综合,所谓集大成也。王国维论孔子的集大成云:“孔子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其圆满之智如海。又多才多艺,至其感化力之伟大,人格之完全,古今东西,未见其比。”钱穆言:“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孔子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才创立儒学,对中国文化创造性的发展,孔子是中国文化由上古到近古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一座高峰。

  

二、经学与儒学


   冯友兰先生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认为先秦没有经学,其实孔子之前已经有各种典籍,这些典籍属于王官之学。《国语·楚语上》中楚国大夫申叔时谈论如何教育太子的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信息:“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提到的九种经典都是早期王官之学的典籍,不仅儒家,其他各家墨子、庄子、法家等都经常有引用。正如李学勤学术所说:“我们看《左传》、《国语》里面,当时的贵族都是在讲《诗》、《书》、《礼》、《乐》的一些问题,将其作为一种经典来引用。《诗》、《书》、《礼》、《乐》都是经典,人们可以对其引用、发挥,至于理解的对不对,那是学的问题,解释的问题。所以你能说当时没有经学吗?没有经学的位置吗?《易》、《春秋》之所以成为主流经典,其中孔子所起的作用就更大一些。孔子‘述而不作’,删定六经,他也是做经学的工作。所以说经学是从孔子开始的,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可是你说当时就没有经学,孔子传播的六艺与其他学说是完全平等的,我看并不如此。事实上,当时所有人所受的教育,都是来自六艺,来自《诗》、《书》、《礼》、《乐》,不管他赞成还是不赞成。比方说墨子,墨子也讲三代,也讲先王。这属于他们的传统文化,是他们都回避不了的。”孔子在大量的古代典籍中经过删定而成“六经”,作为教材,教育弟子,形成了儒家经典和儒家学派。儒家“六经”之名至迟在战国中期就已经在社会上流行。《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耽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起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这里,孔子自称其所治《诗》《书》等为‘六经’,对此老子也认同,不过老子认为六经只不过是先王遗留下来的嘉言懿行。这说明至少在战国中期,孔子所治六经已经普遍流行了。经孔子删定的儒家“六经”,是王官之学的核心与精华,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学术基础。孔子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发挥六经之中的微言大义,乃有儒家之学——儒学。皮锡瑞说:“经名自孔子,经学传于孔门”“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乃孔子所手定,得称为经。”,孔门后学传承、传播六经,而有经学,“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孔子以后,儒学都是在经学的基础上更新发展的,于是经学为儒学的学术基础,儒学为经学的思想发挥。正如有学者所论:“儒学本来因六经而生,离开经学便无所谓儒学,从这个角度讲,儒学与经学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两个概念。”就是说,经学与儒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汉人认为六艺(六经)是儒学的学术基础,《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班固《汉书·艺文志》袭承《七略》之说,从而分为《六艺略》和《诸子略》,而《诸子略》另有儒家,为九流之首,不列于六艺类,显然视之为“家言”(即新兴之平民学),而非“官学”(即传统之王官学)。《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袓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己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显然,在班固眼中六经的地位高于诸子和儒学,六经是诸子包括儒学的本源。如果后学哗众取宠,背离了以经学为基础的道路而试图更新发展儒学,就会造成经典支离破碎,儒学渐趋衰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韩诗外传》卷五也云:“儒者,儒也,儒之为言无也,不易之术也,千举万变,其道不穷,六经是也。”这样,儒家产生之时是作为诸子之一,但由于对六艺、六经的情有独钟,游文于六艺之中,体道于六经之典,就使得儒家有了超越其他诸家的深广的学术文化基础,居于诸子之首。西晋荀勖xù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至《隋书·经籍志》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从此,四部分类法为大多数史志、书目所沿用。四部分类以经学著作属经部,儒学著作属子部儒家,是传统经学与儒学关系的确切定位。

汉代自武帝时重视经学,实由于时代的需要,钱穆先生的解释是:“汉之初兴,未脱疮痍。与民休息,则黄老之说为胜。及于文、景,社会富庶,生气转苏。久痿者不忘起,何况壮士?与言休息,谁复乐之?而一时法度未立,纲纪未张。社会既蠢蠢欲动,不得不一切裁之以法。……文帝外取黄老阴柔,内主申韩刑名。其因应措施,皆有深思。及于景帝,既平七国之变,而高庙以来功臣亦尽。中朝威权一统,执申韩刑名之术,可以驱策天下,惟我所向。然申韩刑名,正为朝廷纲纪未立而设。若政治已上轨道,全国共遵法度,则申韩之学,亦复无所施。其时物力既盛,纲纪亦立,渐达太平盛世之境。而黄老申韩,其学皆起于战国晚世。其议卑近,主于应衰乱。惟经术儒生高谈唐虞三代,礼乐教化,独为盛世所憧憬。自衰世言之,则见为迂阔远于事情。衰象既去,元气渐复,则如人之病起,舍药剂而嗜膏梁,亦固其宜也。后人谓惟儒术利于专制,故为汉武所推尊,岂得当时之真相哉!”但武帝所重实经学,而非儒术,我们常常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后人的演绎,《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了董仲舒对策的原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可见,“仲舒之尊孔子,亦为其传六艺,不为其开儒术。”《汉书·武帝纪赞》记载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说明当时真实的情况是抑黜百家之学而提高孔子的地位,提升六经(六艺)为官学。东汉赵岐《孟子题辞》云:“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阎若璩《四书释地·三续》“孟子置博士”条云:“愚谓《汉书》固有是说,但未见《儒林传》。不观刘歆《移书太常博士》乎?书云:‘孝文世《尚书》初出于屋壁,《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宫,为置博士。’诸子传说即《孟子》等书也。后罢之则以董仲舒对策,专崇六艺云。”这说明,《论语》《孟子》等在汉文帝时曾立于学官,号为传记博士,后武帝取消了《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只立五经博士,从此确立了经学而不是儒学的官学地位。所以钱穆先生说:“若就当时语说之,谓其尊六艺则然,谓其尊儒则未尽然也……故《汉志》于六艺一略,末附《论语》、《孝经》、小学三目,此亦以孔子附六艺,不以孔子冠儒家也。此在当时,判划秩然,特六艺多传于儒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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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衡水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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