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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东燕:论受贿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更新时间:2020-03-12 20:19:53
作者: 劳东燕  

  

内容摘要

  

   对受贿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在方法论上需遵循融贯性与合目的性的双重要求。公务说的立场具有妥当性;但对公务应作限定理解,即必须是与国家有关的事务,需要体现国家的意志性。对受贿罪中“从事公务”的理解,应区别于贪污罪。受贿罪中的“从事公务”,在范围上不限于行使公权力的场景,也包括国家以私主体出现时的情形。公务与劳务并非对立的范畴,管理性并非成立公务的必备要素;只要相应事务具有国家性的面向,即事务的处理权限可追溯至主权者的委托,则劳务性的活动也可能构成公务。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委派类主体与评标或政府采购活动中作为国有单位之代表的人员,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国家性,体现在国有单位意志的代表性与业务内容的关联性上。缺乏国有单位意志的代表性,或是业务内容与国有资产的监管没有关联,均不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关键词:国家工作人员  受贿罪  从事公务  受委派主体  公务与劳务  国家性的面向

  

   我国《刑法》第9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作了立法上的界定。这种统一的定义是否可照搬到分则的所有相关犯罪之中,刑法学界对此并未作充分的探讨。通说基本上持的是肯定论的立场,这使得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研究,往往脱离具体的个罪而展开。实际上,如果承认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会决定构成要件的解释方向与尺度,则包括受贿罪在内的特定个罪,其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无疑不应简单套用总则第93条的定义。毕竟,“刑法规范的主要目的在于法益保护,因此从个别犯罪规定所保护之法益出发,才能有效界定合乎规范目的的公务员概念。”这意味着,只要承认各类职务犯罪的保护法益并不完全相同,而其各自的不法构造均有特殊之处,在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上,便不可能存在可适用于各类职务犯罪类型的统一定义。由此而言,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研究,除了需要解决第93条的规定如何理解的问题,还应当进一步探讨怎样结合个罪来进行界定的问题。

  

   晚近以来,在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问题上,个别化论的立场开始出现。有论者明确主张,国家工作人员的定义不应是刑法总则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定义的逻辑推演,而应当结合具体个罪的保护法益与相应的构成要件,重视其在个罪中所具有的不同规范意义,而进行个别化的解释。这样的主张有其合理性。我国刑法对很多职务犯罪都规定以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为必要,但不同类型的犯罪中,由于必须考虑其保护法益与构成要件的制约,对国家工作人员有可能需要作出不同的解释。不区分职务犯罪的具体类型,而试图对国家工作人员作统一界定的传统立场,在方法论上存在疑问,也必然导致对特定犯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无法作出合理的界定。正如黄荣坚教授所言,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对于公务员概念的范围未能有一致看法,而是互相从不同坐标出发,试图界定一个统一适用到全部犯罪类型的公务员概念。就此而言,立法上对国家工作人员下统一的定义,其必要性值得斟酌。实际上,“只要能依个别规范目的,制定个别处罚条文,并在解释上明确其处罚范围,法制上似无于刑法总则统一定义公务员,以为所有刑事实体法规范基础之必要”。

  

   即便承认立法上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定义作统一界定有其必要,也不意味着可以将相应的定义直接套用到特定的个罪之中。就受贿罪而言,其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概念,理应在合乎《刑法》第93条规定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依据其保护法益作相应的界定。《刑法》第93条规定的意义,就在于划定了一个原则性的范围,代表的是职务犯罪各类主体在资格要求上的最大公约数。这也是职务犯罪在不法内涵上的共性部分使然。但是,《刑法》第93条的规定,绝不是对特定职务犯罪的主体资格及其范围的最终确认。进一步的任务,显然必须结合特定职务犯罪的保护法益与构成要件才能确定,“因为透过构成要件中所要求的职务行为及其与法益侵害间的密切关系,更能精确地界定行为人的范围。”

  

   笔者先行交待刑法解释上的方法论前提,之后结合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对“从事公务”的内容如何理解以及范围如何限定的问题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特定主体的国家性面向如何体现的问题展开论述。

  

一、功能主义解释的方法论交待

  

   受贿罪属于典型的身份犯,行为人必须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要件。因而,在适用受贿罪的法条时,会涉及对其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如何解释的问题。但凡涉及对刑法规定的解释,便不可避免地面临方法论上的选择。笔者赞同功能主义进路的解释论立场。所谓的功能主义,主要是指在适用刑法条文时,解释者需要考虑刑法在社会系统中所承担的功能,以最适宜实现相应效果的角度来解释相应的刑法条文及其概念。此部分先论述方法论上的基本要求,并对现有的相关研究展开反思性的审视。

  

   (一)方法论上的基本要求

  

   对刑法规定进行解读,相应的解释过程以及所得出的结论,需要符合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一,合乎立法条文的文义表述,或至少处于法条的文义可能性范围之内。这既是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展开法教义学论证的形式性前提。其二,合乎体系的融贯性要求,这是基于法教义学自身的方法论使然。所谓体系的融贯性,意味着相关法条之间在逻辑上无矛盾,同时在实质价值上能达成协调。其中的相关法条既指向刑法条文内部及不同刑法条文之间的关系,也指向刑法条文与其他法部门(包括宪法)条文之间的关系。融贯性的实现,除了逻辑性的检验之外,主要依靠目的解释的运用。目的解释的运用包含两个环节:一是对目的所指向的内容需要在整体法秩序的范围内实现价值层面的协调;二是依据相应规范的保护目的而决定特定的概念应当如何界定。在刑法领域,罪刑规范的目的指向主要是实质导向的法益。故而,就刑法规定的解释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对法益的解读需要顾及不同法条与不同法部门之间的价值协调,也意味着解释特定概念时应考虑法益的指引与制约作用。其三,合乎功能主义的要求,这主要是基于刑事政策上的有效性考虑。归根到底,目的并非论证的逻辑起点,对刑法规范的目的如何解读,取决于对其社会功能的定位。其间的逻辑关系是:刑法规范的社会功能决定其保护目的,而保护目的进一步决定对相应规范的解释。在功能论的框架中,刑事政策是在观念与方法论的意义上使用,代表着一种合目的性的思考方式。据此,在解释刑法条文及相应的规范概念时,必须考虑是否有助于预防效果的达成的问题。

  

   将前述方法论上的要求,综合地适用于受贿罪中国家工作人员如何界定的问题时,意味着需要同时考虑如下因素:

  

   首先,应当符合《刑法》第93条与受贿罪相关法条的文义表述;而对所涉法条的规范目的之解读,必须立足于刑法规范的社会功能。如果承认在一个复杂性日益提升的陌生人社会中,法律系统的功能在于达成社会沟通中规范性期望的稳定化,那么,包括刑法规范在内的法律规范,必定是主要作为行为规范而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稳定的信任机制,确保社会沟通的正常进行。基于此,对相应法条的规范目的的解读,需要体现刑法规范作为行为规范的意义面向,即着眼于未来而不是过去,着眼于一般性而不是个案的特殊性。

  

   其次,应当结合受贿罪的保护法益,以此指导对受贿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而对受贿罪保护法益的解读,需要考虑与其他法部门在价值上的协调问题。承认受贿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应受所保护法益的制约意味着,只要承认受贿罪的法益与贪污罪等职务犯罪的保护法益并不相同,则对其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便可能需要作出不同的界定。这是法益在解释论上的指导功能所使然。与此同时,从与其他法部门实现价值协调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受贿罪法益的解读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有必要放在现代公法体系的框架之中,围绕公权与私权的关系,从公共角色与私人角色分野的角度来进行。

  

   最后,应当立足于腐败治理的整体机制,考虑如何界定才有助于对腐败的有效预防,从而与源头性的控制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腐败的本质是滥用公共权力进行谋私,而受贿是腐败的类型之一。在承认人民主权的国家,由于权力的所有者是人民,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与公职人员之间就会形成委托—代理关系。腐败扭曲了这种关系,易于引发执政正当性的危机。因而,对腐败的治理,涉及如何使公职人员不将受委托获得的权力用以谋私的问题,它并非单纯运用事后的惩罚就可予以解决,而需要整体治理机制的改进。从腐败治理的角度而言,“改革的核心应该是使政府运作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改革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发生,而不是等腐败发生后才加强体系建设”。与之相应,整个受贿罪的立法与司法,都必须置于腐败治理的整体机制中,着眼于对腐败的有效预防而进行。基于此,对受贿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如何界定,不仅涉及惩罚的正当性,也涉及合目的意义上的有效性问题。

  

   归结而言,从刑法解释的方法论来说,合理的解释过程及其结论,需要同时符合融贯性与合目的性的双重要求。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解释结论不仅在教义学的体系脉络上是正当的,而且在刑事政策上是有效的,并有助于促进刑法规范的运作合乎其社会功能。

  

   (二)现有研究的两个缺陷

  

   根据《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从该规定来看,是否构成国家工作人员的关键,便在于“从事公务”要件的理解。有论者指出,之所以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上陷入困境,是因为未能准确把握国家工作人员主体的本质特征,以致纠缠于“公务”与“劳务”以及“委派”与“委托”之类的区别,也没有从各罪所保护的法益及行为方式的特殊性出发,对“公务”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进行相对性把握。应当说,这样的批评正中要害。

  

现有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相关研究,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在解读“从事公务”时,往往并不区分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具体个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凡是由国家工作人员才能构成的职务犯罪,既然都归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之下,所谓的“从事公务”,自然会有其共同性的特征。这一点当无疑问。但是,特定个罪中基于法益与构成要件的制约,“从事公务”的内容完全可能会有所差异。因而,符合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成立条件,并不一定就能构成特定个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二是在解读“从事公务”时,倾向于从公务概念本身的含义入手来展开解读,所以将管理性视为不可或缺的成立要素。这样的解读方式明显是受概念法学思维的影响。实际上,几乎任何概念在文义上都具有多元性,且具有哈特所言的开放结构的特点;其在特定立法语境中的含义,主要是由相应规范的目的来决定的。而如何界定目的所指向的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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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法学》2020年第2期(总第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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