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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

更新时间:2020-03-12 12:29:18
作者: 许倬云 (进入专栏)  

   中国的历史不仅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历史。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其中社会的、经济的与意识形态的脉络,交织成一个复杂的文化体系。因此,处理中国的历史,当与处理整个西欧史或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属于同一层次,而不同于某一个国家的国别史。

   有了这样一个前提,我们研究中国史,就必须有一层空间观念:中国这个地区,不能囫囵吞枣地当做一个性质单纯的单位。William Skinner在其近作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按自然地形,把中国划成八个地区:西北、华北、云贵、岭南、长江中游、长江上游、东南沿海、长江下游,每一地区都有其经济功能(Skinner, 1977:275 ff)。他的分区法,为清代设计,甚为允当。在每一个历史的时代,中国由文化与经济的功能来划分,都各有其特殊的区域分野。同时,由先秦开始,中国已有在核心区与边陲区的不同发展。大率言之,核心区人多地狭,可是文化发展居领导地位,也是政治权力的中心。边陲区则人少地广,又往往必需与民族主流以外的人群杂居混处,中枢政治权力在边陲不光打折扣,而且社会性的组织(如家族或乡里)可能取代若干政府的功能。边陲区的经济发展,往往比较落后,因此一方面可能有地方性若干程度自给自足的性质;另一方面,边陲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劣势,其资源与财力会被核心区吸取。在核心区与边陲区之间,另有一层中间区。中间区在经济发展上居于核心区的高水平与边陲区的低水平之间。政治上已明确的地方政府,代表核心区的政治权力,却已不能再具有边陲区的自治程度。这样一个过渡地区,就团体对个人的控制而言,个人反而有较大的自由度。若作为图解,核心与边陲的两端,分别代表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的消长延续线,中间区则居于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皆弱的中间带。

   在经济发展方面看,核心区属全国性整体交换网的中心,专业化程度高,独立性较弱。反之,边陲区只在有限的程度上参加全国性的整合交换网,基本上保持了区域性的自足性,在特殊情形下,甚至参加了附近国际上的经济体系。因此,边陲地区的经济独立性较强,在整合体系中的专业性则较弱。若以图解示之,当如下页图所示。

   兹以实例来说明。两汉的核心区为关中与三河,边陲区为会稽、南方诸郡国及北方沿边诸郡国。在核心区已有高度发展的农业时,边陲区还只有比较落后的农耕。在核心区只有与皇权有直接关系的豪门大族;在边陲区则有一些地方性的豪强,俨然土皇帝。而在中间区,灾荒饥馑之时,铤而走险的现象最多,说明了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的约束都较弱。

   再以清代为例。核心区是政治大脑的京畿与经济心脏的江南,由运河一线沟通连系。边陲区是沿边各省,而中间区是内地各省。论经济水平,江南不仅有高度农业,也有所谓市民经济的工商企业。京畿则由江南哺养,京津一带也有高度经济发展。两地都无极大的大地主,岁歉时两地也少饥馑。边陲地区中,不论蒙疆或沿海,都有若干对外的贸易,不全属于中国的经济体系。闽广的家族组织及北疆与西南的地方豪强,其对于个人的约束与控制力之强,为内地所无。中间区如陕、豫、鄂、皖及长江中游,每有歉岁,即有大兵。几次大规模的民变,或者起于此地(如白莲、如捻),或者起于别处而以此地为主要活动地区(如太平天国)。

   汉代、清代两例,颇足说明三层分区观念的意义。Charles Tilly在讨论西欧几个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时,颇注意各地区的地缘政治条件,并由此说明各国内部结构的歧异(Tilly,1975:601—638)。中国内部没有分裂为若干独立国,其缘故一则在文化的凝聚力,一则在全国性经济交换网继续的扩展,不断将全国吸入一个整合的经济结构。然而各地区域的地理特色及其在全国政治与经济体系上的相对地位,终究会造成若干区域性的分歧,从而影响若干历史事件的发生及发展过程。

   以上所指陈为空间性的因素。另一个该注意的现象是时间性的因素。历史本是绳绳延续的时间流,抽刀断水,永远不能切断前浪与后浪的推移。功能学派在社会科学的领域有重要的贡献,然而功能学派的理论只能解释某一时刻内各制度之间的依伏呼应,对于历史性的演变颇难有令人满意的解释。马克斯·韦伯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及传统化(traditionalization)的理论几乎指出了事物在时间流上的发展。Robert Merton提出负性功能(dysfunction)也几乎说明了事物不能永远具有同样的功能。然而一直到最近,才有社会学的理论正面的处理时间这一个因素(Giddens, 1979:198—222)。

   历史学是特别针对演变的研究,其着眼点本是时间。同一事物,经过岁月的迁移,其本质即已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朝代由兴而衰,由治而乱,大家已视同常识。又如中国列代都有内朝逐渐演变为外朝,而由皇帝身边秘书组织取代为新内朝的现象。这也是制度演变的常例。若以功能逐渐转变为负功能而言,中国历史上的文官系统,往往由小而变大,冗员日增,其后果即是由正面的服务功能逐渐变成尾大不掉运转不灵的恶性官僚化。汉代的刺史,清代的督抚都是由督察性的职位转变为实务的行政职位,也当视作出现负性功能的现象。清代国家的军队,由八旗被绿营取代,绿营被团练取代,团练被新军取代。新者已生,旧者不去,陈陈相因,成为国家的大负担。皆是制度在时间流中转化的例证。

   上述只是随着时间进行而生的转变,人际关系也有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形式的现象。人与人相处,其间终有制人及制于人两种地位。制人的地位,也就是权力(power)。一般对于权力的了解,每以为是一种单向的约束与控制。Giddens始指出,权力也是相对的,施者与受者都有一分影响在内。为此,权力有逐渐稳定的趋向,由特定的约束与控制转变为具有名分的优劣(Giddens, 1979:88—110)。Giddens的观察与Etzioni的分析颇可互相发明。Etzioni认为权力有三种:强制的(coersive),以力制人;利禄的(remunerative),以利诱人;名分的(normative),以义服人。同时,接受约束及控制的一方,在其服从的程度上,大有差别。对于强力的反应是面服心不服,对于利禄的反应是计利害,对于名分的反应则是道义上的诚心悦服。三种服从方式与三种权力形态是相应的。理论上,其他六种配合方式未尝不能存在,事实上则以这三种相应方式为常见(Etzioni, 1975:3—16)。这三种相应的方式,都会有渐趋合法化的趋势;甚至因为合法化的过程,以力与以利建立的权力很有可能发展为名分的权力,使社会组织更为稳定(Etzioni, 1968:360—381)。

   上述由某种权力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并不是老化的后果,然而也仍是时间流上的转变,属于结构内在的转化。处理历史上的许多变化,这种转化观念极为有用。举例言之,中国朝代的建立,未尝不经过以力制人的阶段,而到政权合法化之后,政治权力就演变为名分型了。清代以异族入主中国,经过顺治、康熙两代,政权就已经合法化,此是最显著的例子。中国的田东与佃户之间,原本只有经济上的租佃关系,然而这一层关系也会转化为近于主从的名分关系。社会关系的转化,与时间流有关,时间却不能必然地导致转变。中国历史上,儒家的人伦与名分观念,殆使这种转变更易于发生。

   归结上述讨论,可知时间的进展,可以使事物与制度的正面功能老化而成为负性功能,也可使社会关系由特定的畏威与功利的形态转变为稳定的名分关系。各种事物与制度的老化速度不属同步,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也未必同时转变。变化步调的参差遂可以造成大体系中原本已经适调的各个部分之间,发生抗拒或推移,以求获得新的均衡与适应。以汉代早期的历史为例。汉室政权由战场上的胜利得来,是以高祖以至文帝,三世的政权都由帝室与功臣共同维持。但在汉室的合法性确实建立之后,汉室势须摆脱少数的功臣子孙把持政权的局面,转而发展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培育以察举为登庸孔道的士大夫集团。景武二世诛灭汉初功臣子孙及地方旧豪族,都是这个求调适体系中的新成分。再以清代军队为例。军队的老化过程极为短促,无论八旗或绿营都不能长久地维持正面功能。相对的,文臣系统由于科举的制度化,长期保持其活力。于是稳定而保持正面功能的文臣系统终于占了上风,到太平军起义的时候,团练就归文人组织与指挥了。这一番转变的后果,使清室皇权沦落到易受士大夫操纵的局面。当然,清代的权力体系面临种种新的调适,牵一发而动全身,衍生的后果还不止于此。此处只举其一端以说明任何均衡(equilibrium)事实上都处于动荡之中,无时不因其中某一部分失去同步功能,而必须重新安排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寻觅新的均衡局势。

   以上论到研究中国历史时必须注意的空间与时间两方面。在讨论过程中,本文涉及了社会、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四个领域。这四个领域恰是任何复杂体系的四个面。复杂的体系,都为了组织人群以运用其资源。利用资源生产更多的资源及促成资源的流动,是经济的范畴;分配资源是社会的范畴;维持资源的运转及分配的秩序,是政治的范畴;说明及解释以上各种行为,而以符号作为解释的表征则是文化的范畴。这四个面的内容及如何安排这四个面之间的相对关系,则每一个文化体系各有特色,也各有其发展的过程。下文将讨论中国体系中这四个面的内容及其间的关联性。

   先讨论经济面。《尚书·大禹谟》:“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颇说明了人类文化的目的在于利用资源,促进人群的生活及保持人群的和谐关系。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甚多:农牧渔林工商无不为已见的方式。中国人的祖先由新石器时已选择了农业为基本生产方式。至晚在战国时代,中原的牧地及林地已逐渐变为农地。汉代的农耕技术,已发展到精耕细作的水平,而在人多地狭的核心地区精耕农业已将畜牧业及工商业逐渐排斥。劳力密集的精耕制,固然能得到较高的单位面积产量,然而相对地要维持较多的劳动力,俾在农忙时投入生产。为了在农闲时,劳动力不致投闲置散,中国农户发展了农舍手工业,以代替城市中萎缩的工场生产,提供加工产品。另一方面,最经济的精耕制必然会逐渐专业化,生产当地土壤及气候最适宜的作物。于是专业作物区与另一个专业作物区之间,也就难免因交换而产生贸易。在汉代遂因此而发展了精耕农业与市场交易相配合的农村经济。我以为汉代以后的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这种农村经济的特色。

   在中国两三千年的历史上,这个经济制度有其来龙去脉。大率言之,西周的农业相当粗放,比较适于大规模的农田经营,相对应的是贵族庄园制,农庄内部是相当自足的。交易行为大约也在贵族手上,主要的交易项目不外珍贵的特产,供上层阶级享用。在春秋列国都有开拓土地的需要时,庄园制下的大量劳力,投入了辟草莱的开垦工作。林地及牧地在《左传》中还颇多见,而在孟子时已变成濯濯牛山,只在记忆中还有过林木丰美的景观。战国时代是由粗放农业进入精耕农业的转型期。各国之间的疆界使中原三晋及齐国的众多人口尽可能利用已用的土地。精耕技术由此逐渐发展。诸国之间交通频繁车辙马迹交于中国,对于发展区间贸易自然有重要的相关性。

汉代的精耕农业发展有其时代的背景。一方面由于中原核心区因人口众多而有增产的必要,另一方面政治权力对工商业的压制政策,使农村生产一枝独秀。精耕农业不能在大面积的农田上进行。劳力密集的工作有颇高度的工作动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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