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战已经打了一整年，给美国经济带来困难，让中国经济增速加快下行。最近两国虽然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谁都知道中美贸易战没有打完，接着还会有科技战、信息战与金融战，甚至因某个因素引发热战。在国内最需要内需拉动经济的时候，各地不顾中央“三稳”要求继续打压楼市，加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一些地方以“环保”为名搞“拆违”，激化了社会矛盾；有些专家已在为增速继续下行寻求“理由”，经济与社会发展前景堪忧。此时香港与台湾陆续发生的意外情况让人们看到，不仅信息系统严重失灵，而且四十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软实力正在减退。
进入今年以来，武汉爆发“新型病毒肺炎”并向各地蔓延，更让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它的传染速度引起许多国家与地区的恐慌，纷纷对我国采取“封关”与“断航”极端措施，又让我国对外贸易与人员交往遭遇困难。专业人士预测，“新型病毒肺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时间可能要延续到五月份，如此大的负面因素肯定要施压于本已下滑的经济增速。去年曾被人嘲笑的“保四争五”泄气说法，没准儿真的会成为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
眼见一些官方“智叟”有失水准的“建言献策”，多是在扮演“捧哏”角色，于国于党无益甚至有害。其实他们不少人过去不是“官”，而只是“僚”，多年任职执行层的经历让他们缺乏对大局的判断力。而历史上真正智库则多是由“士”所构成，形成“士大夫”阶层，其中比肩宰相者被称为“大学士”。他们博学多识又体察民情，“学而优则仕”。“士农工商”说明他们是老百姓的一部分，很接地气。他们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对世情国情有解析能力，又敢于建言献策。
笔者曾任职小官与大秘，深受最富改革开放精神领导人的思想熏染。挂冠之后执业地产与金融多年，熟谙国情、社情与民情。又始终未停止建言献策，所献国策多被领导层采纳，经历过成功实践的检验。今日再谋策十篇，广泛涉及当下经济与社会发展、“一国两制”和大国外交，可帮助化解内外诸多难题。篇目如下：
1、着力启动内需，楼市稳住经济；
2、适度宽松货币，走出下降周期；
3、松绑居民房贷，货币传导发力；
4、避免舆论误导，稳定发展预期；
5、扬弃香港模式，扩大城市建区；
6、支持宅地流转，维护农民权益；
7、巧推房地产税，简化征管设计；
8、本币主动升值，减轻转型压力；
9、加快国企改革，化解倒退质疑；
10. 善待国际老大，慎举对抗大旗。
一、着力启动内需，楼市稳住经济
笔者亲历20多年前的城镇房改工作，是当年的房改课题组组长。深刻了解启动房地产业对搞活国民经济的意义。在九十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已开始向重化工时期转型，但那时的领导人对这种变化缺乏认识，甚至动用“举国体制”打压房地产。直到钢铁、建材、纱锭等出现“全面产能过剩”才开始醒悟，在我与其他专家的建议下，把住房建设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998年开始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适应中国消费结构转型的需要，有效地启动了内需。从此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经济实现了起飞式发展。1998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七位，那时专家们认为，到2025年我国会成为世界第三，到2050年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房改释放出神奇的内需力量，使我国经济总量平均每两年超越一个国家，到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1996年前以打压房地产业著称的朱镕基副总理，成为房改后坚定支持房地产业发展的朱镕基总理。他兴奋地说：“房地产业拉动了一百多个产业的发展”！
可惜朱总理所完成的认识转变过程，并没有被继任者所认知。从2010年开始再次动用“举国体制”抑制房地产业发展，2011年推出“限制购房”的政策。经济反馈相当快捷，2012年经济总量增幅即从2011年的9.5%直接跌落到7.9%，从此中国结束了8%以上的增幅一路下跌。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发现，同在经济起飞期时，经济总量保持在8%以上增幅的时间，韩国是43年，中国台湾地区是48年，而中国大陆则只保持了33年。中国经济“早衰”的原因非常明显，就是用政策限制居民购房、打压房地产业。在这以后，曾在2013年和2016年两次短期解除“限购”，使国民经济走出第二轮“产能过剩”，短期行为造成“短期刺激”而不是“长效机制”的调控规律。近两年房地产业发展乏力，汽车产业低迷，只靠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拉动力不足，而且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上中美经贸摩擦演化成贸易战，造成经济下滑压力大的困局。
现在美国等国际势力在外部施压，中国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在这种经济发展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还要继续跟自己的内需产业过不去吗？还要继续打压自己的房地产业吗？“因城施策”政策能让房地产业得以避免“举国体制”的打压，但各地政府与国家金融主管部门的思维定势普遍存在，对中央新的政策要求不适应。
最近爆发的“新型病毒肺炎”，几乎使“居家隔离”、“居家抗疫”成为防疫的唯一措施，更让人们看到居家条件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回想17年前“SARS”疫情蔓延时，许多居民去城市郊区购买别墅或其他低密度住房，“防疫避险”心理促进了房屋销售。预计只要取消当下的“限购、限贷”等遏制楼市的措施，不刻意否定房地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靠楼市活跃化解经济下滑压力仍是可能的。笔者根据历史经验断言：房地产业能不能恢复发展，楼市能不能重新活跃，将是我国国民经济能不能走出下行趋势的晴雨表。
二、适度宽松货币，走出下降周期
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是与货币紧缩相关联的。已连续三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降至8.1-8.2%，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我国正常的货币发行量应是多少呢？郑新立说，九十年代他曾两次请教货币学派鼻祖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认为，在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M2增长速度保持在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左右是合理的”。我国九十年代以来的数据显示，在1993-2002年朱镕基副总理和总理主管经济的10年中，M2增幅年均22.4%；在2003-2012年温家宝总理主管经济的10年中，M2增幅年均18%，都是经济增速的两倍左右。为什么要是两倍而不是“等同GDP增速”？为什么要比GDP增幅多出这么多呢？笔者对此做过深入研究。
人们把广义货币M2增幅只理解为“等同GDP增幅”，这是偏狭与不正确的。其实在经济增长因素中，除了“GDP增长”以外还有“存量资产增值”。GDP增长属于增量增长，资产增值则是是存量增长，增量增长与存量增长都对货币供应提出需求。而且我国正处于“双重转轨”时期，即处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农业化社会转向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还发生着原先没有进入市场的资产被送入市场，成为“另一种增量“的情况，它的流通交易与增值也对货币发行提出要求。其中主要包括：1、矿产资源入市交易与增值；2、土地低价征用高价拍卖；3、房产的增值与入市交易；4、国企改制与股票上市扩大了资本市场；5、外汇管制造成外汇占款增加；6、农民进城与农地流转增大货币需求，等等。所以每年都要求我国M2增幅比“GDP增幅+通胀指数”高出不少。此外还受到“贪官藏钱”与一些老年居民收藏现钞习惯的影响，使得一部分货币暂时或永久性退出M0，就不会形成M2的情况。根据这些特殊国情，需要再增加一个“补偿系数”。
正是由于新增广义货币大量流向存量资产增值，而不是流向居民消费，出现货币供应量虽大、却没有加大通胀的情况。楼市增值与其它资产增值就像巨大的海绵，把新增广义货币都给吸纳了。根据国外权威机构统计，中国已成为居民家庭财富第二大国，居民主要资产是房产与房产增值。国家为此每年通过发钞获取了可观的“铸币税”，形成的是良性循环。为此我把我国M2增幅计算公式确定为“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存量资产增值率+新增资产入市增量+补偿系数”。用它解释历史上的M2增幅可避免情绪化指责，用于指导今后则会增强决策的理性化与科学化。
根据以上分析看当下，M2连续三年压在8%左右明显太低了，不仅使得经济活动“缺血”举步维艰，而且国家每年大约少收了2万亿元“铸币税”，不能不说是损失巨大。人们都认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制定M2增长率。我认为我国M2合理增幅应是13-14%。近年国家经济发展动力减退，政府与企业都缺钱，已是“鞋紧脚知道”，继续穿小鞋没法走路了。在经济走低趋向明显的情况下，要谨防实际上的“紧缩货币与紧缩金融”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害。特别是在“防疫抗疫”工作中，需要政府进一步减税降费、各业主单位尽力分担中小企业房租水电费，避免由于经济活动沉寂而伤及微观主体。此时赶快走出误区增发货币、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很为必要的。
三、松绑居民房贷，货币传导发力
在房改中我国实行住房抵押贷款，用银行贷款帮助老百姓买房，成为银行最好的资产。银行行长们都知道，贷给居民买房最安全，不仅抵押物是新的，还有30-50%首付款做保障。但是主管部门现在却用“限贷”政策把银行力量堵塞，限制银行不能贷款给居民购房，要求银行把贷款贷给卖不出去产品的制造业和没有抵押物的小微企业，把这当成一种“政治正确”。他们不知道这里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吗？不知道对于那些企业来说，比贷款更重要的是把产品卖出去吗？
2016年一季度在国家“去库存”正确政策鼓舞下，商业银行几乎所有新增贷款都流向了购房者。表面看似没有直接贷给制造业和小微企业，但是在居民和银行把购房款交给了开发商后，资金就开始了流动与传导过程：开发商把钱付给了营造商，营造商付给部品制造商，再流向原材料生产商和能源生产商。货币流通不仅把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搞活了，而且每个环节都有对劳动者的支付，劳动者拿到薪酬后去养家糊口，又拉动了消费。这种资金流显示出来的，就是货币传导机制的作用。
跟这个流向类似的有个美国小故事：一个人去住酒店，先交了100美元押金然后去挑选房间。酒店老板趁着这功夫，飞快跑到餐馆付了100美元吃饭欠款；餐馆老板跑到肉铺付了100美元买肉欠款；肉铺老板跑到屠宰场付了100美元进货欠款；屠户叫来妓女还给她100美元欠款；妓女跑到酒店还了上次开房的欠款。这100美元转了一圈，把一连串的欠账都还了。那客人没有选到满意的房间，把100美元要回来去找别的住处了，对他来说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但这一大圈支付都是真实支付。这就是货币传导机制的作用。
为此我画了从上往下的流水图，银行行长们看了都说好。有人建议我把这图倒过来画，倒过来画是棵树状图。有人让去给树梢喷水，说要救小微企业，而人们都知道“浇树要浇根”。树的根系吸收了水份与养分，就顺着树干与树枝传导到树梢，把树叶给救活了。银行贷给居民购房不仅对银行安全，而且跟救活小微企业是连在一起的，只喷树稍不管用。给银行降低准备金率释放出更多流动性，就看资金是不是能用对地方。
现在中小企业受“防疫停工”影响严重，特别是餐饮业、旅游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部门。对他们来说，加大银行贷款已经没有什么作用，更需要的是扩大最终消费，让市场重新活跃，帮助他们把产品与服务卖出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希望主管部门能够听懂，尽快改变对居民“限房贷”的政策。
四、避免舆论误导，稳定发展预期
近年有媒体制造出一个“房地产绑架论”，说“房地产业绑架了中国经济”，要从“绑架”中解脱出来，这是对主导产业的否定。主导产业理论是说总要有一个帮你管家的。所以要说“绑架”，不如说是“老婆绑架了老公”。自从国民经济娶来房地产业当老婆，已经让经济兴旺了20多年。但是这男人花心，总想休妻另娶，想抛弃“旺夫婆娘”娶高科技小蜜，结果每次赶走老婆都弄得家里经济下滑。每次把老婆请回来不久经济就复苏。高科技可以成为未来的主导产业，现在靠它拉动经济还未到时机。培育高科技产业不仅需要大量投入，还要准备面对来自美国的阻击，做好与美国打“科技战”的准备。前不久我国拟从荷兰进口做芯片的精细光刻机，却因对方惧怕美国而毁约拒售，网络上鼓吹“在芯片上打败美国”等豪言壮语，顿时就噤声了。
中国有句调侃人的话：“老婆总是别人的好”，这正是现在我国一些人的心态。他们看不起中国已经成型的主导产业，总去打压现成可以拉动经济的产业，总是说别国的产业结构多么好，总想砸了自己现成的饭碗去抢别人的饭碗，一心要去动别人的奶酪。他们还把这种怪异想法说出来，编成某种政策导向，这能不引起别人的警觉吗？其实揪着自己的头发也离不开地面，主导产业不是人的主观意志可以设定的。美国建国已经243年，从2012年起房地产业再次复苏，拉动美国经济强势增长，还把一位房地产商选成美国总统。让人们看到房地产业仍然是美国经济的最重要产业。我国从房改算起仅仅21年，城乡居民就不再需要住房了？“黄金时代”就变成“白银时代”或“黄铜时代”了？这些明显是浅见。
多年楼市限购不仅造成市场萧条，而且恶化了研究环境，让专家思维陷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专家说“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饱和”，还有专家预言房地产企业要大批退市，“垮掉三分之二”。其实他们忘记了，他们是在“限购”的情况下来谈论市场，市场已被施加了外部压力，信息反馈都已被扭曲，不能正常地反映实际情况。在全国主要城市都“限购”的条件下谈论“老百姓不买房”，就好比是在封路的公路上数车流、在关门的商场里数客流一样，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在为“防疫抗疫”采取隔离措施时，不就出现了“空城现象”吗？总不能把“非常态”当成“新常态”。只有待疫情好转，把路障和商场门打开，那时才能看到真实的路况与市场情况，与被当下扭曲的假象是不一样的。
五、扬弃香港模式，扩大城市建区
几个月前香港发生的社会动荡与暴力活动，把香港社会积存多年的矛盾突然暴露在人们面前。香港回归22年后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明显扩大。特别是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更是让人揪心，供低收入家庭租住的“公屋”平均只有15平方米，条件很差。这也是当年“SARS”流入香港后传播迅猛的重要原因。而现在不少香港年轻人所能盼望的，就是搬出与父母共同租住的15平方米，搬入自己租住的15平方米。梁锦松说：“我早就说过，香港的年轻人是绝望的”。早在2013年6月笔者就公开提醒香港特区政府，要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被香港媒体发表为《中国“房地产教父”孟晓苏：港府治楼市要专注建居屋》。但是这些提醒没有收到任何效果。积存的民生问题终于集中爆发出来。
香港特别行政区面积1106 k㎡，人口718万人，而城市建成区仅265 k㎡，占总面积的24%。尚有76%面积没有开发，闲置的可用土地足够再造一个香港。香港人均城市建成区面积仅37 ㎡。住宅供地只占7%。对比香港新界与深圳，在深圳一侧已高楼林立，而香港新界一侧却大量土地闲置，被作为“郊野公园”。这种由政府严控供地的做法，说是为“环境保护”和“为候鸟迁徙保留栖息地”，人们普遍认为是为维护港岛与九龙的高房价。
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内地城市的土地制度那么像香港？1986年我国设立“国家土地管理局”时我正在国务院工作，了解这段历史。那时曾派专家组去考察国外境外土地制度，但因国家外汇紧张，考察组只走到香港，没有资金去到其它国家和地区考察。后来就按照香港土地制度，制定出我国土地管理制度，此后多年没再做修改。假如当年能给考察组多一些经费，让他们有能力去考察美国、欧洲与澳洲，就会做出与今天不一样的制度设计。片面学习“香港模式”造成我国城市建成区普遍狭小，北上广深加天津五个大城市的城市建成区，加起来没有一个东京都市圈的城市建成区大。这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建设理念上的区别。
按照我国城市规划要求，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为人均100平方米，平均每平方公里1万人。比如北京人口近2200万人，城市建成区就需要2200平方公里，实际上只有1400平方公里；上海人口2400多万人，城市建成区需要2400多平方公里，实际上只有1300多平方公里。人均城市建设用地平均为70平方米和66平方米，远低于规划要求。作为历史上多年的农业国，我国还保留着“特大城市中也要保留耕地”的落伍认识，在上海城市规划区内保留“耕地”，在缺水城市北京拿“南水北调”的水种庄稼。最近又有城市学取香港用大片土地作为“候鸟迁徙栖息地”的过份做法，在湿地保护问题上走极端，强行拆除合法合规建设的人类居住区，闹得民怨沸腾。看看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难到不该在类似的城市建设问题上反思吗？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过分控制了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正常的城市功能怎么能不受挤压呢？笔者认为，我国城市应走出单一“香港模式”，按照城市规划用地指标，合理增加土地供给，科学扩大城市规模。特别是要增加城市住宅建设用地，防止因供地过少造成地价过高，人为推升房价上涨。
六、支持宅地流转，维护农民权益
现在政策鼓励农民进城，本来农村宅基地应该减少，实际上却在增加，这是宅基地流转政策滞后造成的。其实让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可以解决农民进城安家落户的资金来源，也是一种帮助农民脱贫的手段，通过宅基地复垦还可以增加耕地，又让没有进城的“乡里农民”可以更多分享土地资源。我2007年提出的“让农民全家带着地票进城”，已从2008年开始在重庆试点，并取得成功。它不仅让农民有钱进城买房安家，而且通过宅基地复垦增加了耕地，还让没离开村里的农民获益，是一举多得的好办法。
现在经常看到发文空谈“三农问题”，与在农村改革之前看到的文件类似。而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当年万里同志所领导的安徽农村改革，就是紧紧抓住“三农问题”的核心即“土地问题”，把耕作用的土地承包给农户，很快解决了农业产出、农民富裕、农村发展的“三农”问题，农村改革还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在农村耕作用地改革任务完成后，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改革任务又摆在面前。近些年来农民进城推动着城镇化，农民群众急需解决新的“土地问题”，即农村建设用地流转问题。农民本来不是“无产者”，实行建设用地流转特别是宅基地流转，才可能把他们的最大资产变现。过去长期限制农民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农民进城后只能慢慢挣钱购房，居住条件拮据，“农村的大房子空着养老鼠，自己在城市里住得像老鼠”。有不少农民不顾“违法”向城里人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形成了大量的“小产权房”现象，就是一种对不合理法律规定的自发反抗。
二十多年前万里同志曾经问我“什么是小产权房”？“为什么不能让农民转让呢”？我说不是违法嘛。万里同志说：“小产权房违法？你把法律修改了他不就不违法了嘛！农村承包制开始是不是违法？后来我们修改了法律，他就不违法了”。我说“听明白了”，万里同志指着我说：“你去讲”！根据万里同志指示，我持续讲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说是万里同志让我讲的。2015年万里同志去世，我从2017年才开始说是万里同志让我讲的。搞城市建设的人很多都知道了，我希望让管农村政策的人也知道。现在与其空谈“三农问题”，不如切实解决好农村土地流转、特别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问题。
中央早就有了“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的政策导向，前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圈、使用权分置改革”。而现在却仍然拖着不推进，造成一些地方政府违法作为，甚至强拆老百姓房子。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防止强拆侵犯农民和城市居民利益有帮助，但是仍规定农村宅基地流转只能用于“工业与商业用途”。宅基地本来就是建住宅的，流转后反而不能作为住宅建设用地，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是不愿意让农村建设用地卖出钱来，顽固维护政府“土地财政”的既得利益。农民群众的最大期待是让宅基地流转政策“第二只靴子”落地。
当然随着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会对现在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财政形成压力。这就需要配套推进税制改革。
七、巧推房地产税，简化征退设计
我国迟迟不开征房产税，继续延用依赖“土地财政”的政策，已经使两部分人受害。第一部分受害人群是农民，在我国不征房产税的情况下，是“廉价征地高价卖”，从中获取“土地差价”用于城市建设；第二部分受害人群是最后买房的人群，几乎所有城市费用都要从地价转化成的房价里出，谁最后买房谁倒霉，其中主要是年轻人。这两个被强迫承担费用的弱势群体，本来应是政策扶助的对象，现在却把城市建设费用都摊到他们头上，这个制度设计难道不应该改变吗？
至今未能开征房产税的障碍是税制设计。主管部门曾经做出一个很复杂的设计，要求建立海量数据库并增加海量公务员，以核定解决“第一套房不交税”的问题。我猜测设计者很可能是在有意增加征税难度，以妨碍这个税种的落地。其实房产税是个很容易征收的税种，有多个国家与地区的经验可资借鉴。
参照国际经验，我对房产税做了简便易行的设计。它的要点有三：第一、所有城镇住房都要征税，即“尽房皆税”，这让这个税种很好征，让人人都是纳税人；第二、每位居民可以凭身份证“退税”一套房。单身可以退一套，婚姻状态可以退两套，家里有老人的还可以多退一两套，这样可以鼓励赡养老人。这样做也就把拆迁安置房、房改房等政策性房屋都退税了。以上两条合起来叫做“见房就征、见证就退”，简便易行非常容易操作。第三、从“小产权房”起征房产税，税率可以适当高些。缴税后其房产权就合法了，而且可以保留“小产权房”的永久地权的性质，不必将其变为“七十年”。这样我国的土地制度就可以与国际完全接轨了。
征房产税后需要相应取消“土地增值税”，需要明确土地使用权届满续期不再缴费，更需要取消“限购”等政策。征税房产税后，就打破了农村建设用地流转并可以用于城市住宅建设的最后一道屏障，可以造福于农民和城市中低收入群体，让地方政府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通过与国际接轨的合理税制获取稳定税收。这些都有利于让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
八、本币主动升值，减轻转型压力
美国最近宣称把中国移出“汇率操纵国”，中国方面表示不领情，因为本来也不是什么“汇率操纵国”。从中美两国最近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可以看到，对方在汇率问题上的态度是谨防人民币汇率贬值。可以预期美国可能对我国发动的“汇率战”，是要求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我方似乎在步步为营地退守，并等待着迎击美国在汇率方面发起的新挑战。笔者对此感到不好理解，人民币汇率本来就应当继续升值，为什么不主动升值，而要等着跟美国打架呢？
笔者是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公开支持者。早在2002年我就呼吁人民币升值，那时是要被指责为“屈从于国际反动势力压力”的。我作为进口产业的代表，从多方面阐述本币升值利大于弊。那轮呼吁起到很好作用，国家自2004年起连续提升人民币汇率，从2004年初的1:8.27一路升高到2010年初的1:6.83，升值幅度达21%。升值有效提升国际购买力、化解通胀风险、鼓励投资信心、保持住经济稳步增长。今天回顾既往，更能看清楚当年人民币升值的决策是正确的。
现在我国正在加快从“出口大国”转变为“进口大国”，出口也从“产品输出”快速转向“资本输出”，在这种趋向下，我已经多次呼吁人民币应当继续升值。汇率升值的好处是明显的：它有利于进口和进口型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抑制通胀；有利于稳定投资者信心，防止资金外流；有利于国家正在实行的“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与发展国际产能合作非常有利；有利于中国企业购买国外技术、专利与品牌；有利于百姓出国旅游、购物、留学、投资、养老；有利于营造更好国际环境，化解贸易争议；有利于我们国家财富与人民财富的效应显现，提前实现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目标。去年年底前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为我国去年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提供了重要计算依据，也为签署《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营造出良好氛围。
尽管本币升值有不利于产品出口等弊端，但是要权衡利弊。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虽然现在美国暂时不把中国划为“汇率操纵国”，中美经贸谈判中我方在汇率问题上压力减小，但这正是去年年底我国主动本币升值的结果，不能因此忽视了汇率升值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长期好处。考虑到受“武汉新型病毒肺炎”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口会面对更多困难，却对我国扩大进口没有什么影响。我国应当继续主动本币升值，以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的需要。
九、加快国企改革，化解倒退质疑
推进国企改革是党中央既定政策。而企业改革的方向就是“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但近年来“国进民退”问题凸显。屡屡出现“民营经济退场”等怪论，在中央领导人出面讲话后，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仍扭不过来；在这种思维影响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少已成为民企请国企占大股的“逆向操作”，企业改革出现明显倒退；十年来通过发地方债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各地都成立一批“城投”、“交投”等“平台公司”，它们都是新国企；推行“PPP”几年来，又通过增加企业负债率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施工类国企迅速扩大了资产规模；在反腐败斗争中，有不少干部从反面“吸取教训”，行政审批与企业融资都远避民营企业，使党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形同虚设。
现在不仅需要支持非公企业发展，还需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我已经提出，国资与国企改革应加快进行三个“偿还”：第一、要“把房产偿还给居民”。房改虽已基本完成，但还剩下“国产房”、“院产房”、“军产房”等，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第二、要“把养老金偿还给职工”。加快落实“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进度，首先补足城镇养老金缺口，随后要考虑农民的事；第三、要“把借债偿还给债权人”，积极推动政府公共资产证券化，减轻政府债务负担。笔者从2005年起持续提倡引进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从2007年开始呼吁推进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的资产证券化，就是要改变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发展直接融资，减少刚性兑付，化解金融风险。如果这些我国既定的国企与国资改革都能实施到位，应能让我国国有企业或国有资产成功实现“消肿减磅”，提高微观经济主体发展活力。它不仅会有让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好处，而且会在改革开放上赢取各方面的信任，化解人们对“改革开放倒退”的质疑。
除了企业改革以外，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的可能进展，是进一步明确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约束政府调控的力度与范围，避免再用“举国体制”打压经济。首先可以改变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发生过是用“市场经济”还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的讨论，最后“暂时”统一在后者，是为平衡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赞成意见。现在28年过去，政策导向与提法都需要与时俱进。到了恢复邓小平同志原意，启用“市场经济”提法的时候了。它也可以化解国际上对我国经济体制的疑虑，适应我国要求各国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要求。
十、善待国际老大，慎举对抗大旗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加入国际社会，就应主动受到原有国际社会规则的约束。笔者曾经指出：现行国际社会是个“黑社会”，加入黑社会就要谨循黑道的规则，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要尊重“黑社会老大”。但是在最近十年时间里，由于我们没有谨守道规，反而经常与老大为敌，逐渐恶化了中美关系。其中美国方面的问题不用去讲，我们改变不了美国，这些年讲美国做恶的话也够多。需要反思的是我们自己做事出了哪些毛病。
一位前中央领导同志问我：中美关系变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认为是自2010年3月韩国与朝鲜杯葛的“天安舰事件”，我们一边倒支持朝鲜。2011年初美国洪博培大使参加王府井聚会，被认为是要搞颜色革命。那时国人包括领导人对国际事务的认知，都是随着《环球时报》走，让这家报纸发行量达到四五百万份，却把舆论环境带坏、把外交政策带偏。在国内媒体鼓动下，我们支持非洲反华领袖卡扎菲、支持阿萨德，以“支持主权国家”为名一边倒地反美。这让日本人找到机会，安倍政府上台后，解禁自卫权、修改安保法的本来阻力是来自美国，日本却每次都要先挑起中国反对，从而化解美国的阻力、得到美国的默许。它巧妙利用中美裂痕把想办的事情都办完了，再回来跟你搞中日韩关系，你还不好不接招。在社会舆论的批评下，近来《环球时报》对舆论引导方向做了反思与检讨，但是问题都遗留下来。现在领导人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外交烂摊子。事实证明外交关系面对国际斗争需要大智慧。
现在中美贸易战虽然按下暂停键，但谁都知道纠葛远没结束。对方很可能还要再次开打，包括打科技战、信息战、金融战。会不会发生军事冲突？也未可知。最近突发的“新型病毒肺炎”，导致多国对我采取“封关”、“断航”等措施。让我们突然发现哪里也不是我们的“后院”，苦心经营的“朋友关系”多没什么大用。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谁跟中国翻脸都能得到美国赞许，因而有恃无恐；谁善待中国一下都让我们感恩不尽；只要我国稍有不慎，就会被别的国家或国家集团隔离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家关系上水深流急，居心叵测者甚多，不是以常人智慧能够应对的。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笔者在2016年12月就提出“研究特朗普的房地产商思维”，认为他将用做生意的思维来处理对外事务，认为应当主动与他谈交易条件，可惜都没有引起重视。现在有些晚，但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很多按照我方既定方针推动的改革开放措施，都与美方要求我方让步的事项相契合。我们不必嘴硬，非说这项改革措施与美方的要求无关。不如同时说成是对美方的让步，给足美方面子，并换取美方与我合作。甚至在当我方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时，可望减少来自美方的干预。跟美国“老大”关系处理得好，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会有效延续。切不可为了跟“老大”缠斗而不惜赌上“国运”。
（本来是谋策十二篇，考虑到解决香港问题与另外一个问题敏感性高，特剪辑为十篇）。
2020年2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