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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卫球:科技法迭代视角下的人工智能立法

更新时间:2020-01-16 08:46:58
作者: 龙卫球 (进入专栏)  

   目次

   一、正确认识作为当代科技发展新表征的人工智能二、科技法在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兴起与演化

   三、人工智能的科技法规范路径

   四、科技法视野下的人工智能规范问题

   五、结语:加快制定人工智能科技特别法

   摘要  人工智能以机器学习方法为支持取得突破,成为引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表征科技,促生巨大的社会生产生活迭代发展态势,也带来巨大的法律挑战。人工智能的立法基础和路径,应当深入到科技法及其迭代发展的语境之中加以认识,并且自觉体现“历史-发展”“社会-技术”的连接性。一方面,人工智能具有科技事物的本质,属于科技法的规范对象,同时它作为一种具有巨大驱动力且尚具有上升空间的新兴科技,给科技市场、生产安全、科技风险、科技政策等领域均带来大量的新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因具有认知能力而与人类智慧相通,导致复杂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都亟待深入研究,并形成相关法律规范。

   关键词  人工智能  科技法  规范  立法路径

   人工智能科技及其应用近年来呈勃兴之势,引发当今信息科技革命大背景下的又一波新浪潮。2018年欧盟委员会的一份人工智能战略报告指出,采取认知系统与人工智能技术,将使全球商业收入从2016年的64亿欧元增长到2020年的378亿欧元,预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为全球经济贡献12.8万亿欧元,相当于今天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14%。目前中国和美国相关产业布局走在世界前列。据统计,2018年全球人工智能企业共计15 916家,其中中国3 341家,合计融资规模达165.54亿美元,占全球人工智能企业融资数额的46.94%;美国4 567家,合计融资规模为135.93亿美元,占全球人工智能企业融资数额的38%。与此同时,相应的规范问题接踵而至,关于人工智能规范的讨论成为热点:有从法理学法哲学角度来讨论的,如思考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代际问题、人工智能的法伦理发展、现行法在人工智能应用下的治理危机等;有对某些特定问题展开讨论的,如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自动驾驶的刑民事责任、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属、智能合约或某种程度商业自主化决策的法律后果等;也有从人工智能的技术架构探究特殊规范方法或者机理的,如智能算法的规范研究;等等。但笔者认为还有重要角度需要关注。人工智能是燃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表征科技之一,具备科技事物的本质属性,既有科技法对人工智能的规范因循不可忽视。因此,笔者拟立足科技法及其迭代发展的语境,结合人工智能在当下的重要特质,对人工智能立法的基础、路径及相关具体规范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

  

   一、正确认识作为当代科技发展新表征的人工智能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是已经被广泛认可的事实。第四次工业革命因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的迭代发展而勃发。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德国学者克劳斯·施瓦布指出:“从人工智能到生物技术,从先进材料到量子计算,一系列强大的新兴技术带来了大量的机会与挑战,并且将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施瓦布特别强调,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要关注其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紧密联系,因为“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兴技术建基于以往工业革命的知识和系统,特别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数字技术”。其中,信息科技革命就是跨越两次工业革命的科技革命,并经历了三个阶段:(1)第三次工业革命末期即20世纪90年代开始形成第一波信息科技革新浪潮,即世界互联网化。最初,由互联网推广应用作为牵引,逐渐进行浏览器、电子邮件、信息门户网站等开发,然后到21世纪初前后形成全球互联网体系,并且从社区交流发展到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信息交互应用。其特点是世界信息互通,使人们之间的信息交往瞬间扁平化。有识之士称,此时我们进入“世界是平的”时代。(2)大约在2010年前后,信息科技革命出现第二波浪潮,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的出现直接导致大数据及其应用的强势蔓延,迎来“大数据时代”。这次大数据化的信息科技突变昭示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3)人工智能科技在机器学习技术创新下以一种强势的新表征方式出现,成为信息科技的新宠儿,直接引发信息科技革命的第三波浪潮,并使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启更加明显。人工智能最早可以追溯到图灵测试。20世纪60年代,机器人移动技术曾经成为一次里程碑事件,但意义有限。但是现在,通过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等新技术的结合,人工智能脱胎换骨,与既往的技术版本具有质的不同。在大数据的促动下,人们通过发现和改进一种机器的深度学习方法,特别是开发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新技术和新方法,使得人工智能发展到具有极高认知能力的新阶段,同时不断嵌入各种应用领域,成为引领新一轮信息科技产业化的表征科技。2012年,谷歌(Google)发布人脑模拟软件,这是一种划时代的具备自我学习功能的软件,可以模拟脑细胞的相互交流,可以通过看优兔(Youtube)视频学习识别猫、人和其他事物,从而引发人工智能新兴技术新想象。2016年,谷歌旗下的深度思考(Deep Mind)出品的阿尔法围棋(AlphaGo)大战韩国职业围棋手李世石并连胜三局等事件,再次引起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此后,谷歌、脸谱(Facebook)、微软(Microsoft)等互联网巨型公司纷纷表示未来将更加重视人工智能,除开源机器学习框架,还投入巨资收购研发人工智能的公司和人才,使得2016年成为人工智能元年,麦肯锡报告称“人工智能进入突破阶段”。人工智能应用的后果是,“彻底改造数字经济,很快也将重塑实体经济。人工智能在21世纪早期的目标包括让自动化机械引领物理世界的发展,以及实现人类与计算机之间的互联”。换言之,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模式正快速通过机器学习系统植入或者应用智能化且不断升级。这种智能化,从商业智能模式到工业智能系统,从企业智能到政务智能乃至军事智能,无所不在。机器学习方法本身还在不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许多领域会由智能辅助变为智能混合乃至智能接管。以机器学习为支持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下直接促成一个所谓“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并且继续前行。

   就人工智能今后到底会经过哪些技术突破和应用阶段,目前存在不少的预测研究。有人认为,人工智能软件架构可能突然出现重大革新,从而使得人工智能很快达到人类智慧水平。例如,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就认为,在2045年前后人工智能将发展到一个“奇点”,跨过这个点人工智能就将超越人类智慧。但是,也有人工智能研发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大概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长期从事人工智能研发项目的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罗宾·汉森就认为大概需要200~400年才会出现真正的人工智能,基于机器学习(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的人工智能技术在硬件和软件上不久都会遇到瓶颈,下一个阶段应该是以仿真人(大脑仿真)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一个世纪,然后进入仿真人时代,提出仿真人规范需求,之后才进入不以仿真为基础的人类智慧水平的人工智能开发期。

   不管怎样,今天出现的人工智能科技及其应用是科技史上一次石破天惊的事件,应当作为当代科技发展的新表征加以认识和对待。作为人类历史上爆发性科技革命背景下的一种塑形技术,人工智能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启息息相关,是导致第四次工业革命发生的关键科技之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表征科技,目前公认包括工业物联网、云计算、工业大数据、工业机器人、3D打印、知识工作自动化、工业网络安全、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9种。其中,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和工业大数据是三大底层基础设施,工业机器人和3D打印是两大硬件技术,知识工作自动化和工业网络安全是两大软件支持,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是面向未来的两大终极技术。人工智能,一方面作为面向未来的爆发性终极科技之一,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当下,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必定是重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人工智能带来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为新兴科技带来全新的创造、福利和便利;但也可能有消极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新兴科技导致新风险和“适应不良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依旧是一种科技,具有自身生产、发展的条件性和过程性,目前还处于以特定识别技术为支持的机器学习的阶段,尽管可以预期其会不断提升直至达到或者超越人类智能水平,但是主流观点认为还有足够长的时间跨度,由此存在阶段区分的必要。这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时代背景和现实表达,也是其规范问题产生的时代条件和现实基础。

  

   二、科技法在工业革命背景下的兴起与演化

   (一)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科技法的迭代演化

   回顾人类法律的发展,可以发现,自进入工业革命以来,除普通法或通用法的发展之外,法律体系中出现了专门的科技法,并呈现不断扩张发展的态势,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并无科技法这样一个专门领域,但是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科技法作为一个专门领域诞生了,并且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影响和联系着普通法律。此后,科技法随着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迭代,呈现不断扩张、不断升级的趋势,其与三次工业革命发展同轨,大致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鼓励科技发明之科技法

   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近代法律体系诞生并基于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根本变化以个人理性和自由为基础出现根本转型,且与科学主义结合,在一般法律范畴的意义上产生了近代意义的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与此同时,基于工业革命背景下科技发明具有的不同寻常意义,首次把科技问题纳入立法,产生了全新的科技法部门。最早出现的科技法,主要是以具体立法形式呈现的科技市场法:包括具有赋权意义的专利法和其他知识产权法,具有鼓励交易价值的技术合同法和技术中介法等;也包括最早的科技风险法,主要体现为科技应用于工业生产的语境下为应对生产安全需要的工厂法,以及工业事故灾害的管理和责任立法。

   首先,这一时期科技市场法得到创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不仅发明了蒸汽机等新科技,更重要的是通过法律创设了专利权等新型财产权,赋予科技发明人以专利权的刺激方式,鼓励科技发明和创造,从而在制度上为工业革命提供激励和保障。专利法的出现,产生将科技、法律、经济协调起来巨大功效,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过去科技创造完全出自个人兴趣,发明出来的成果自动纳入公共领域。专利法出现之后,这种局面得以改变,具有财产意义的专利权变成一种全新的利益驱动机制,科技发明成为更多个人和工厂企业积极的法律利益追求。这一时期专利法发展最重要的表现是1623年英国议会通过垄断法,明确规定专利制度的基本理念和具体形式,被认为是“发明人权利的大宪章”。此后,美国于1790年颁布实施联邦专利法,德国于1877年颁布实施专利法。这一时期,得到发展的还有专利交易制度和技术合同制度,并成为科技市场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专利权或科技发明只有置于自由交易之中,才能获得更加充分的价值实现和转化的机会。

其次,这一时期也开始关注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安全问题,这是早期科技应用导致风险的基本表现形态。科技发明在工厂条件下得到应用后,在带来规模效益的同时,也容易带来规模安全和灾害问题即工厂安全和灾害问题,其中特别是对工人的生产安全威胁和事故损害。在社会压力下,最早开展工业革命的国家逐渐关注工厂安全和事故,发展出最初的工厂安全法则和劳动安全法则。1802年,英国政府制定《保护学徒的身心健康法》,建立最初的工厂劳动保护规则,旨在保护工厂劳动者的健康,确立学徒的劳动时间、矿工的劳动保护以及工厂的室温、照明、通风换气等工业卫生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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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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