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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辨析

更新时间:2019-11-20 20:43:05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在整体上开始随着“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的解体而走向衰落。“民国时期”,社会各个阶层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自认为应当坚持和发展的文化,但并没有形成能够凝聚整个民族、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复兴的核心文化信念或信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30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孕育的以“崇高的革命精神”“解放全人类”为核心的文化信念或信仰,终于填补了由于传统文化的衰落而产生的“空场”,但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的传承也几乎中断,同时还自觉或不自觉地拒斥西方文明所包含的“一切肯定的积极成果”。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在不断增大的广度和深度上融入全球化及其发展,这种具有革命战争年代色彩的核心文化信念或信仰的“凝聚作用”式微,核心文化信念再一次出现了“断裂”。尔后,思想文化领域就一直受到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全球主义与本土(地域)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等这类“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纠缠。之所以说是“纠缠”,就在于中国思想文化界非但没有从对这类关系的认识中获得“自我认同”的路径,而且还常常游荡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左右冲撞,从而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文化心理态势。而各种社会思潮充斥于这种文化心理态势中,又加剧了中国精神的碎片化过程,使传统的具有大一统特点的主流意识形态越来越“空心化”。笔者以为,对目前中国文化的这种状态简单地作“好”和“不好”的价值判断,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在目前中国文化的这种状况中,既蕴含着一种进步的趋势,也存在着继续衰弱的倾向。究竟最终占主导地位的是前者还是后者,这取决于多种相互作用的因素。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值得思想文化界的关注,那就是中国人获得了一种新的价值关系的引导。这种价值关系即是“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关系。

  

  

   笔者以为,“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的引导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起作用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思想文化变革的程度,但也与我们对“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这两个范畴的认识水准有一定关系。这里先讲“共同价值”。

  

   要言之,所谓“共同价值”,其基本内容就是由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发表的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中所强调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从词义表层来看,“共同价值”不难理解,也不会产生多大的歧义。然而,一旦其被纳入目前存在于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不同话语系统,如国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老左派”等的话语系统,其在“表层”上的一致就会被瞬间肢解,从而“共同价值”就会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而失去其本应具有的意义。(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从方法论上看,这也是多年来国人远未在和平、发展特别是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问题上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原因。鉴此,笔者以为,有几个相关的方法论问题需要搞清楚。

  

   1.“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

  

   要明确何谓“共同价值”,必须首先明确“共同价值”是谁的价值。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基于对“全球问题”的共识和解决“全球问题”的共同努力,而形成的世界各国家和国家间组织以及各种非政府、超国家组织形态和个人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体系。这里所说的“生态环境”既包括社会生态环境,也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即“人的无机身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狭隘地限定在人类自身,而应把它理解为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在内的大的关系系统。当然,在这一关系系统中人类本身是主动的、负责任的一方,故这一关系系统的平衡、健康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同价值”实际上就是处于这一关系系统中的各个人类行为体的价值。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类活动的特性和发展方向并非是由人类活动本身单独决定的,而是由上述“关系系统”决定的。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最大限度地囊括了人类与其环境关系的概念。英国经济学家B.沃德和美国微生物学家R.杜博斯所说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就可以用作对笔者上述观点的最好诠释。

  

   虽然,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些重要关系和因素在19世纪就已经产生,并萌芽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其初具雏形则是冷战结束后的事情了。因为,“人类共同体”的形成(这里指初具雏形)要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全球问题”对人类社会整体的存在和发展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一是人类对“全球问题”达到了普遍关注的程度,并形成了共同解决“全球问题”的意识和行为。众所周知,冷战结束以来,这后一方面的条件才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当然,除上述两个基本条件,还需要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信息通讯技术真正的“世界性”发展等条件。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目前还仅是其形成的最初阶段,很不稳定,存在的问题还很多,尚需人类进一步的共同“打造”。所以,严格地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现实,但更多的是一种趋势。

  

   目前学界有这样一种看法,“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四个部分构成:国际权力、共同利益、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笔者以为,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但需要作重要补充:“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即“共同价值”,它贯穿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各个构成部分,并将上述“四个构成部分”在精神文化上连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故是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文化纽带。可以认为,没有“共同价值”,就不可能有“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人类也就不可能解决越来越威胁到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全球问题”。要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价值共同体。没有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在内的“共同价值”引导,人类就不可能解决共有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抑或说,没有“共同价值”的引导,人类各个行为体就不可能普遍地相互认同,并在这一基础上按着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原则相互协调,以共同解决所面临的愈演愈烈的“全球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说“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并不意味着构成“共同价值”的具体理念,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是随着“人类共同体”的形成才出现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始终是人类进步的文明标志,也是进步的人类追求的目标,但这些各具特点的理念只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因素而存在,才能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即“共同价值”。

  

   2.“共同价值”的双重规定:“文化规范”与“文化取向”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任何一种有助于推动人和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都是既作为文化规范而存在,也作为文化取向而存在。这对于“共同价值”就更是如此了。作为一种现实和趋势而存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直接决定了“共同价值”具有“文化规范”和“文化取向”的双重规定。讲“共同价值”是“人类共同体”的“文化规范”,旨在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是国际权力、共同利益、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得以存在的文化基础。讲“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取向”,旨在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在形成过程中,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组织形态,因此,作为这一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自然不是完全处于一种“实然”状态,它同时也处于一种“应然”状态,故是一种不断被追求的目标。

  

   从方法论上看,必须要全面、正确地把握“共同价值”上述两个方面规定间的辩证关系,切不可将两者割裂开来并加以绝对化。例如,如果把“共同价值”的“文化规范”绝对化,以为“共同价值”就是人类的每个行为体(包括个人、国家等)在任何时候都遵循的行为准则,而忽略人类目前对其的追求有一个过程,那么就会在逻辑上导致为对“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否定。因为,显而易见,“共同价值”现在并非是人类的每个行为体都遵循的行为准则,也不是人类的每个行为体在任何时候都遵循的行为准则,不仅如此,目前世界上还存在着大量的损害“共同价值”的行为。再如,如果把“共同价值”的“文化取向”绝对化,以为“共同价值”是人类的每个行为体在遥远的未来才能遵循的行为准则,而忽略其已经是当代越来越多的人类行为体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遵循的行为准则,那么不仅同样也会在逻辑上否定“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而且也会在逻辑上否定当下人类对“共同价值”追求的正当性。可见,“共同价值”既是“在场”的,又是“不在场”的,是“在场”与“不在场”的有机统一。

  

   3.“共同价值”是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的价值

  

   “共同价值”不是某个民族国家的专利,也不属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专利。笔者以为,我们在“共同价值”的研究方面应注意一个方法论问题,即至少迄今为止,无论从其规范来看,还是从其取向来看,没有哪个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集团,也没有哪种意识形态,是“共同价值”的代表,因为,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只能在人类的世界性普遍交往过程才能存在和表现出来。在这方面,目前中国思想文化界有一种泛意识形态化的思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进而将“共同价值”视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代名词。于是乎,类似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的议论便又由此引发出来了。这种议论具有典型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思潮的特点。如果照此而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就被搞得“火药味”十足,从而也就必然在逻辑上被肢解。

  

   因此,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共同价值”必须要拒斥泛意识形态化。所谓“泛意识形态化”是指:把“为政治服务”庸俗化,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斗争”绝对化,即把“为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斗争”作为标签到处乱套,用以剪裁人类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可以说,“泛意识形态化”是一种最“经济”也是最害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对“共同价值”认识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斗争”无条件地推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撕裂和扭曲人类在这些价值理念方面的共识,似乎不进行“世界革命”,就没有什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泛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传统极左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而至少在中国,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纠结在一切。在笔者看来,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思路推演下去,“共同价值”也就名存实亡了。与对“共同价值”的认识一样,在对“普世价值”的认识上我们也受到上述错误倾向的干扰。因此,这里有必要从方法论上对“普世价值”加以辨析。可以说,多年来,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及其错误使用,把我国思想文化界搞得比较混乱。

  

人类的词语及其交流是非常复杂的,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同一词语会有不同的涵义并引起不同思想场域。人类的词语及其交流的这种复杂性,虽然有其积极的方面,即推动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人们对其所遇到的特定问题的认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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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7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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