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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缺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

更新时间:2019-04-24 09:44:24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路径,也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然而,目前中国尚未建构起以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关系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故致使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批判功能在整体上处于萎缩状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间的逻辑联系,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中国意义的限定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以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才能够“直面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实现其现实批判功能,并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哲学成果。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困境

  

   一

  

   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既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框架、历史观立场、价值观取向和相关思想来源及其各类先定理念的拷问,是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基础、方法及其框架的建构,是在这种拷问和建构中对资本逻辑及其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昭示。其主旨,正如马克思自己在1880年初所言,就在于“为了给只想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①]。这种批判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的路径,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态。所以,没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成和展开,就不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和发展以及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创建[②]。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逻辑上包含着他对德国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③]。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发展过程的来看,没有马克思对德国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也就不会有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成和展开,当然也不会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和发展。同理,在目前中国学界,如果没有对中国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从而没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就不可能有昭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当然同样也就不会有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

  

   那么,目前中国学界有没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呢?这是一个需要加以限定的问题。如果是就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当代意义的研究而言(这里姑且不论研究的正确与否),目前中国学界是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界这方面的著述数不胜数。但如果是就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以及中国问题的批判性反思而言[④],可以认为,目前中国学界基本没有政治经济学批判(至少从发表情况来看是这样)。当然,这并非是说学界没有关涉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以及中国问题内容的研究,而是说:目前学界在整体上尚未有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以及中国问题进行深刻批判性反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目前学界已有的相关著述,大都是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论述,以及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论述(充其量再加上对这两类论述的“当代意义”的阐释),来直接充当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以及中国问题本身的研究,故缺乏批判性的反思。这种简单的“充当”显得“不伦不类”:说是对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以及西方问题的研究,但其形式上的指向又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以及中国问题”;说是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以及中国问题的研究,但其实质性内容又与中国人的真实体验大不相符。

  

   因此,要确认目前中国学界基本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有必要在方法论上进一步搞清楚与其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论述直接照搬到中国。应当承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跨越时空的理论张力,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但它不能替代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建构过程,其主要根据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藉以开展的“西欧场域”与目前处于当代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场域”有很大不同。在马克思所处的“西欧场域”,资本逻辑开始在整个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占据统治地位,即权力逻辑开始在总体上服从、从属于资本逻辑,整个经济社会运行过程愈来愈不再受权力逻辑的操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开始成为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的经济社会运行形式;封建等级的社会关系已基本解体,以法律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已现雏形或端倪。进而言之,只有在“西欧场域”,才能有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也在逻辑上表明,马克思以“西欧”为场域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不能照搬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实际上,马克思本人也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其晚年,当马克思把以“西欧”为场域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包含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推及到当时的落后国家——俄国的农村公社时,他设定了由一系列要素构成的“具体的历史环境”[⑤],并反复强调:在《资本论》中,既没有“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即赞成俄国公社不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依据),也没有“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即反对俄国农村公社不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依据)。当然,笔者的上述看法并不意味着《资本论》与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社会发展没有关系[⑥],而是说不能用《资本论》来替代对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分析。所以,当我们肯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跨时空的巨大理论张力时,务必不要以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论述(以及对其当代意义的阐释),能够替代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实际上,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找不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建构的具体路径,正如从《资本论》中无法找到俄国农村公社乃至整个俄国社会的具体发展道路一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跨时空的理论张力及其相关启示,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宽广的世界历史背景和走向、一种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一种不可或缺的学术积淀和传承,而绝不是建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路径。笔者以为,在具体的相关研究中,如何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跨时空的方法论张力及其相关启示,理解一种宽广的世界历史的背景和走向、一种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一种不可或缺的学术积淀和传承,而不是建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路径,这本身就是目前中国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从逻辑上看,在没有基本解决这个问题以前,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难以“成型”,遑论建立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从迄今为止学界已发表的相关著述来看,不少学者在方法论上往往把目前处于当代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场域”,与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西欧场域”、甚至现代西方社会混为一谈,其主要表现之一是:不能摆正目前中国在当代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位置,缺乏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经济运行特征及其由以产生根源的批判性思考。例如,在我国学界已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的著述,大都在阐述中国如何从前现代性社会向现代性社会发展、从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转变,但问题是:在目前的中国,既没有马克思所具体描述的“纯粹的”人的依赖关系,也没有马克思所具体描述的“纯粹的”物的依赖关系,抑或说,既没有相对独立的人的依赖关系,也没有相对独立的物的依赖关系。在以强大的无所不在的行政权力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及其“非常态”发展中,衍生出来的关系既不是“纯粹的”人的依赖关系,也不是“纯粹的”物的依赖关系;形成的问题域既不是西方社会意义的前现代性问题域,也不是西方社会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域。目前我国的实际状况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有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发展(以致在不少重要生产和科研领域能与西方社会相抗衡),但“现代性”一般的积极意义不仅没有多少凸显,而且,前资本主义或传统社会的腐朽、没落的因素及其影响还有所强化和增强,如“等级本位”、“身份本位”和“官本位”及其与之直接相连的“寻租”的日益普遍化等;极端的功利主义在全社会范围内日益膨胀,但这主要不是由西方观念中的“工具理性”和个人主义引起的,而更多地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这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不排斥科学的“具体效用”,但却排斥科学的独立和自由、科学的文化以及科学的价值理性。可以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科学主义”更多地与迷信、唯上盲从或“权力崇拜”纠缠在一起。笔者以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正确认识上述关系和问题域,无疑有助于推进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特征及其由以产生根源的批判性反思。没有这种批判性反思,就不可能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批判。

  

   要深入把握目前中国与现代西方社会在上述“关系与问题域”方面的显著差异,还必须对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的不同存在结构加以考察。应当承认,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现代西方社会,都存在着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故都可以找出近似的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的表现形态,然这两者在中国和现代西方社会却有不同的存在结构。在现代西方社会是资本逻辑占绝对统治地位,权力逻辑在整体上依附或服从于资本逻辑。而在中国,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是权力逻辑占绝对统治地位,资本逻辑在整体上依附或服从于权力逻辑。也正因为如此,整个社会关系仍然具有“等级”等方面的基本特征。

  

   在第一种“存在结构”中,权力逻辑难以全面地渗透到经济社会活动中,故资本逻辑一般能以正常的形态起作用,所以在其发展过程中才滋生出各种制约和否定自身的关系、力量和因素来。而这些关系、力量和因素就是解决由资本自身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条件和前提。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如是说:“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⑦]进而言之,在现代西方社会,资本逻辑的运行虽然也需要权力逻辑的服务,但其同时又是权力逻辑无限扩张的天敌,它不允许权力逻辑尾大不掉。不过,在一定条件下,在第一种“存在结构”中,资本逻辑自我否定过程不仅有迟滞的可能,而且其还会借助权力逻辑而无限膨胀,不断地侵害劳动,遏制了劳动的肯定性发展,使劳动者不能全面享受自己的成果,故必然诱发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目前现代西方社会就处于这种状态,其政治表现形态就是既有的民主制度衰退,而民粹主义、反精英主义、反建制主义的兴起。至于国外一些学者所说的“经济盈余无法满足补贴”、“全球化过度”等,只是这种状态形成的表层原因。

  

在第二种“存在结构”中,权力逻辑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向,凡是在资本逻辑起作用的背后都有权力逻辑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在整体上依附或服从于权力逻辑的资本逻辑不仅不能起到创造“伟大的文明作用(马克思语)”,而且还会使前资本主义的落后和腐朽的因素及其影响得到强化,从而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机体产生越来越大的腐蚀作用。应当承认,至少迄今为止,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来说,要保证社会整体的正常运行(包括经济的正常运行),权力逻辑及其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需不需要权力逻辑,而是如何将其与资本逻辑置于一种合理的存在结构中[⑧]。如果权力逻辑在社会中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整个经济社会运行受其直接操控,而资本逻辑则主要起着为其“输血”、使其无限膨胀的作用,那么,资本逻辑的负面作用不仅得不到有效的规制,而且其肆意横行还会得到保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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