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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东:西方文明叙事模式评议

更新时间:2019-11-11 07:29:11
作者: 李友东  

   内容提要:国内近些年出版的西方文明史译著中,常见到一种“西方文明”“层累”构建的历史叙事模式,它由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到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等西方文明历史各个阶段叠加构成。这种叙事模式论证了西方文明各个历史阶段具有一以贯之的现代性,和西方文明崛起的必然性,并通过这种历史叙事模式解决了西方文明内部的认同危机,强化了西方文明发展道路是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等观点。本文试就这种西方文明观念生成的历史轨迹做一番考察,并剖析其叙事模式及历史意义的不断构建过程,从而揭示它是怎样扭曲历史真相,进而论证如何确立科学的文明史观。

   关 键 词:西方  东方  二元对立  传统  现代性  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近些年来,国内引介出版了相当多的以“西方文明”为主题的通史著作。这对于促进国内读者了解世界史和促进世界史学科的科研、教学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书写出来的历史未必就是客观历史。在以“西方”为主题的文明史叙事中,我们常见到一种西方文明的“层累”叙事结构,它由所谓“西方”历史的各个阶段叠加而成:以西亚北非文明(但有时将它省去)为起源期、①继之以希腊的“民主制”城邦,罗马的法律、共和制和基督教,中世纪的“契约性”领主附庸制和“王在法下”的“宪政”“等级君主制”、教权与王权的对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自治城市的兴起与市民社会的出现,“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17世纪英国君主立宪、18世纪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科层制等……这种叙事模式的直接效果就是使上述每个历史阶段都成为“西方”“自由民主”“竞争性扩张”的“国民性”和“现代性”的来源,②从而与同时期的“非西方”或“东方”“惯于服从的奴性”的“国民性”和“专制”“停滞”的历史,形成鲜明的二元对立。③

   如果将这种“层累”的西方文明史看作某种“叙事”的话,那么至少可以借助两种叙事理论对其进行分析:一种是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提出的“主叙事”、“宏大叙事”和“元叙事”的叙事理论。其中,“主叙事”指对某一历史片段或事件的论述,“宏大叙事”指对整个历史的论述,元叙事则用于证明宏大叙事的合理性。④另一种则是珀金霍恩所说的将叙事看成某种话语,它包括:作为故事要素的“事件”、将多个事件联结成某个整体故事的“情节”,以及故事整体所阐发的“意义”。⑤以上这两种叙事分析的结构颇为相似,关注的都是赋予事件以意义的“主叙事”或情节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叙事作为载体,其承载的意义或“元叙事”是如何通过“情节”的设计而表达的。但如果将这种西方文明的层累叙事看作某种正式的“历史”表述的话,那么就需要对其“情节”或“宏大叙事”,以及其承载的“意义”或“元叙事”是否符合历史真相,进行检验。

   本文试图关注如下三个问题,第一,西方文明的层累叙事是如何建构形成的;第二,这种叙事整体是如何承载各种意义的;第三,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⑥的相关原理,对“层累”的西方文明叙事是否符合历史真相、是否符合唯物史观的科学文明观进行检验。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西方文明”层累叙事的形成

  

   (一)文艺复兴以前的“西方”与“东方”

   在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传统历史叙事中,“西方”与“东方”观念的发展,⑦存在着一种从具体指代某个方位、方向,向抽象指代某种生活方式、社会和文明变化的趋势。从词源上看,“东方”(oriental)、“西方”(occidental)两词最早是从拉丁语“太阳升起”(oriens)和“夕阳”(occidens)两个词演化而来的。⑧所以最初的“东方”和“西方”只是指观察者所处的相对地理方位而言,并无价值内涵。

   从古希腊的历史看,从青铜时代到古风时代,它一直属于地中海的“东部”世界。公元前八世纪中期以后,当希腊向外殖民至小亚细亚的西海岸时,开始将非希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不同强调为语言上的差异,由此诞生了“barbarian”这个词,⑨当时并无任何贬义。⑩直到公元前五世纪希波战争爆发后,希腊人才第一次将希腊与波斯的对立,解释为“西方”与“东方”、“欧洲”和“亚洲”、“自由”与“专制”的不同。尽管希罗多德对古代希腊和古代波斯的对立有一些夸张的描写(自由的与奴性的、公民的与非公民的);(11)尽管修昔底德曾对伯克利时代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做过进一步的渲染,但总体来看,希腊古典学者仍能平等地对待东西方。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皆认为是气候(或温暖、或寒冷)造成了东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亚洲人心灵手巧,却欠缺勇敢、独立;欧洲人勇敢独立,却欠缺心灵手巧。(12)

   在西方文明的“层累”叙事中,罗马史当然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历史上的罗马人并不认为自己具有“西方”属性。在他们看来,“西方”代表的是野蛮、残酷和凶残。西塞罗认为,高卢人、西班牙人和非洲人都是可怕和野蛮的民族。(13)罗马人眼中的“东方”指的是希腊世界、小亚细亚和近东的卓越文化。(14)他们对“东方”的评价可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罗马人将自己的起源归结为“东方”的希腊人和特洛伊战争;(15)另一方面,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因不知如何解释罗马社会风气和政治制度此时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就将之归结为“东方”的影响。如李维将“亚洲”的特性定义为奴性、女性阴柔气质、奢侈等,(16)萨鲁斯特也认为,“亚细亚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那里是“温柔乡”和“可以纵欲的国土”,它消解了罗马士兵的勇敢和“好战精神”。正是在“这个地方,罗马人民的一支军队第一次学会了谈情说爱和饮酒作乐;学会了欣赏雕像、绘画和刻有花纹人物的酒瓮并从私人家庭和公共场所盗窃这类东西,学会了劫掠神殿并亵渎无分圣俗的一切事物。”(17)老普林尼、弗洛鲁斯(Florus)都认为,从东方、亚洲获得的资源和财富破坏了罗马赖以维系的道德和国家。(18)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在东西方观念上的一个巨大变化,是将“西方”提升为人类历史的“归宿”和“现在”;而将“东方”视作历史的“起点”和“过去”。在中世纪的历史哲学中,“东方”不仅是空间、时间和人类的发源地,而且还处在遥远的“过去”——“天堂”曾位于神秘的极东之地。因此,中世纪地图的上方是东方,而非现代地图的北方。(19)但“世界”历史的最终归宿却是在“西方”。12世纪,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在《反异教历史七书》中,具体论述了“四帝国”框架下,基督教世界的历史运行轨迹,它从“东方”的巴比伦帝国,中途经过“北方”的马其顿帝国和“南方”的迦太基帝国的短暂过渡,最终运动到“西方”恺撒的罗马帝国。这是一种类似于太阳的运行轨迹,因为它实现了从“东方”的“古代”巴比伦城到“西方”的“现代”罗马城的“帝国西向”运动。从“东方”向“西方”的运动,就是基督教历史隐藏的真相。(20)

   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看来,根据信仰的不同,现实世界中的“东方”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与拉丁—罗马基督教世界有着共同“古典根源”的希腊—拜占庭世界。12世纪十字军东征时,“西方”自称为“拉丁人”,强调“拉丁—罗马基督教”的身份,当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征服了君士坦丁堡时,“西方”将此宣传为“拉丁人”的胜利。(21)而东正教希腊人则将其称作“法兰克人”,强调其“蛮族”身份。当教皇屡次试图将希腊东正教教堂置于罗马教堂的管辖之下时,遭到后者的强烈抵制。正因为希腊—拜占庭与罗马教皇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敌意,所以尽管东正教希腊人与斯拉夫人之间也有冲突,但他们都将“西方”视作共同的更强大的敌人。(22)

   另一个部分是信仰、历史均不同于“西方”的“狂热”“暴躁”的阿拉伯世界。7世纪中期至14世纪,伊斯兰教向世界广大地区传播。虽然15世纪以后,天主教的影响在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取得了扩展,但土耳其人自14世纪中期以来在巴尔干半岛节节推进的态势并没有停止,到1500年已经抵达匈牙利的边界。到17世纪末,“奥斯曼危险”一直对整个基督教文明构成威胁。(23)西方基督徒认为撒拉逊人(阿拉伯人)之所以与“西方”不同,是因为“东方”的气候和错误的宗教信仰,导致撒拉逊人在体质、种族、心理状态与天主教徒皆不同。因此,在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撒拉逊人因信仰不同的宗教而被刻画成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信仰基督教的温顺和平,信仰伊斯兰教的崇尚暴力。(24)直到中世纪晚期,基督教世界仍然坚信阿拉伯世界在基督教世界的边缘,“是异教罪犯的天然避难所”。(25)

   (二)文艺复兴至19世纪之前:“西方”与“文明”的结盟

   16世纪随着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运动的推进,以及欧洲对亚洲的更多了解,中世纪关于“西方”罗马帝国具有普遍性和中世纪“四帝国”的解释框架受到怀疑。路德派的历史学家和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都承认“中世纪”的存在,诸如media tempestas(1469),media tempore(1531),media aetas(1518)和medium aevum(1604)等代表“中世纪”含义的词汇开始进入欧洲人的语言。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天主教也承认西方基督教的分裂和历史连续性的中断。(26)与此同时,欧洲开始出现包括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技革命、官僚制、罗马法复兴和公民规范等一系列“现代”要素。

   正是在这种历史变迁下,自16世纪60年代起,法国人文主义历史学家让·波丹和路易斯·勒鲁瓦(Loys Le Roy)放弃中世纪的历史框架,开始以一种非神学的方式解释“文明”和政治统治的兴衰。他们开始用“civilité”和“civilisé”这两个词来形容像自己一样掌握文字、懂得艺术,有较高礼貌和道德水平,并接受某种政治统治形式的人。波丹开创性地提出了“文明”从圣地传递到希腊和罗马,最后在北欧国家达到最高水平的“进步”历史叙事线索,成为“层累”的西方文明历史叙事的始作俑者。但当时所说的“文明”,仅仅是指国家内部那些居于统治地位或者担任重要官职的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本国的农民以及殖民地的土著,并不在“文明”之列。(27)这种“文明”的弊端在于,其“最大的坏处可以说它是排斥人民大众的,可以说通过它,欧洲第一次被鲜明地分成为有教养的阶级和没有教养的阶级。”(28)

   此后,随着欧洲的海外殖民,殖民国家试图用“文明”来与殖民地人民相区分,以进一步赋予“东方”以“非文明”的意义。1492年,随着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的最后胜利和哥伦布开辟新航路,欧洲人在美洲和亚洲的扩张都取得了突破。新“发现”的加勒比地区,从一开始就被归入“东方”范畴。不仅当地土著被称作“印度人”,而且在观念上也被认为具有东方属性,“东方”开始成为一种与西方“基督教欧洲”“不同”的集合性代名词。(29)在这一阶段,殖民者把“基督教欧洲中心”以外的所有未经洗礼的异族,统称为“异教徒”;而“异教徒”往往就是野蛮人。通过这种“文明”与“野蛮”、“基督教徒”与“异教徒”的区分,“西方”殖民者在殖民地自诩为启蒙者,对殖民地的侵略由此成为启蒙、解放野蛮人的行为。(30)

启蒙运动开始后,“西方文明”的层累叙事进一步得到发展。人们开始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思考“西方文明”的意义。18世纪早期,虽然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承认:“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31)但他同时也说,“在世界史上,只有四个时代是值得称道的,那就是亚历山大时代,奧古斯都时代,美第奇家族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32)1737年哥廷根大学建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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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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