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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博文 方长平:周边国家民族主义新态势与中国外交的挑战

更新时间:2019-11-07 07:39:50
作者: 刘博文   方长平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区域合作与广泛拓展海外利益,周边国家的国内政治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影响愈加深刻。研究周边各国民族主义影响中国外交的一般性特征,具有较强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尽管周边国家的种族支配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民族独立意识在历史上对中国外交有较大影响,但这些因素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已有所下降。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在近些年来萌生的新态势,具体包括自我动员能力的提升、民粹主义倾向的凸显、现代公民意识的展露,将为中国周边外交构成诸多全新挑战。为了降低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中国可以在争端解决、海外投资、人文交流等方面主动调整思维和行为模式,探索与周边国家在应对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合作空间。

   关 键 词:周边国家民族主义  中国外交  民粹主义  现代公民意识  Nationalism i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China's Diplomacy  Populism  Modern Citizenship Awareness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世界政治思潮,民族主义始终是各国外交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无论这种民族主义是来自国内自身还是外交对象国家。在“信仰政治”特征明显的当代,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价值愈加凸显。①然而,在关于中国外交的学术讨论中,民族主义问题获得的关注更多集中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上,少有研究超越某个单一国家,探讨具有一定共性特征的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外交的深刻影响。事实上,由于环境、制度和技术等要素的巨大变化,中国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近年呈现出一些新态势,直接或间接地给中国周边外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值得对此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

  

   一、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的历史影响及当今限度

  

   概而论之,民族主义可以指这样一类政治信条:对外具有独特性、对内具有同质性的族群,应当享有自治的权利,其他政治共同体不应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干涉其内部事务。②具体而言,民族主义又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庞杂的概念,领土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族群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资源民族主义等纷繁的社会思潮均可视为其组成部分。因此,将不同文明和国度的民族主义同一而论显然是不适切的,讨论民族主义需要关注多样性。本文所指的周边国家民族主义,意思是中国的周边国家或区域内已有或正在生成的民族主义。在观察周边国家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的互动时,可以在周边各国的民族主义当中发现某些影响中国外交的规律性特征,归纳总结这些一般性现象,将更有利于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合理谋划。当然,民族主义本身是动态演进的思想过程,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下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有必要首先厘清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的历史影响,并明确这些历史影响在当今环境下的相对有限性。

   (一)种族支配主义与海外华人安全

   在族群构成上,众多周边国家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性,主体民族和若干少数民族往往共存于国家地理疆界之内。而在历史上,一些国家在建国初期的制度框架并不具备充分的包容性,主体民族和少数族裔的对立并不罕见。尤其是当国家政治精英将维护主体民族政治地位作为其政治合法性核心来源时,少数族裔就难以被吸纳进国家制度框架之内,种族支配主义倾向及由此带来的少数族裔分离主义倾向便会相伴而生。③基于历史上的文化纽带和经济联系,华人在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是极具影响力的少数族裔,但除了华人占主导地位的新加坡外,多数国家的华人族裔都在建国初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排挤和打压。历史上,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缅甸等国,甚至曾出现激进极端的“仇华”“排华”情绪,酿成过大规模的“排华运动”,严重恶化了中国与相应国家的双边关系,也给中国对当地华侨利益的外交保护造成了重大挑战。在马来西亚,尽管存在马华公会这样以促进华人政治经济权益为目标的政党组织,但华人政治地位长期低下,只能在承认马来人政治特权的前提下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④由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比较紧张,华人华侨的地位问题正是其中的一大阻碍,其社会层面的“仇华”“排华”情绪也给中国开展公共外交带来了困难。

   种族支配主义在当今的东南亚社会大为减少,对中国外交的负面影响较以往已不可同日而语,形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制度包容度不断提高,对华人参政逐渐持较为开放的态度,并注意保持稳定的族裔关系,比如印度尼西亚在苏哈托政府倒台后致力于倡导民族平等,大大改善了华人的社会地位。⑤其二,经过前期对主体民族的制度性保护,华人在商业领域的优势已经不再明显,主体民族对华人群体的威胁认知也随之降低,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企业和马来人资本家的大量涌现,显著提升了马来人的经济实力,使曾经极力渲染华人威胁的马来民族主义渐趋温和。⑥其三,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再怀有革命外交冲动,东南亚各国对中国实施政治渗透的担忧明显降低,更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国内华人族裔的地位提升。

   (二)民族分裂主义与中国边疆安全

   民族分裂主义是困扰诸多中国周边国家的长期安全威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中国的边疆安全。在一些周边国家,国内部分少数族裔怀有较为强烈的政治抱负,甚至追求独立建国的终极政治目标。而中国国内的部分少数民族与境外分裂势力同属一个民族,两者常常相互渗透,从而形成跨境联系,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完整同时造成威胁。最为突出的是,中亚地区的某些民族分裂势力与极端宗教思想相结合,形成了暴力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相互交织的“三股势力”,严重影响中国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

   面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共同威胁,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过长期共同探索,基本上凝聚了协作应对的高度共识,以尽可能将民族分裂主义的危害降至最低。首先,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典型代表,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国家通过多边组织平台实现了在打击“三股势力”问题上的协调联动,在情报交流、军事训练、防务合作等领域开展了富有针对性的工作。⑦其次,中国在打击民族分裂主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卓有成效地加强了对边疆安全的治理,最大限度地防范了境外民族分裂主义与境内敌对分裂势力的勾结。再者,以中亚国家为代表的周边国家通过经济建设,也在致力于改善少数族裔生活水平,消除极端分裂主义滋生的社会土壤,为中国边境管理和边疆治理减轻了外部压力。从这个意义上看,民族分裂主义尽管是周边国家民族主义中最为激进和最具破坏性的民族主义形式,但目前而言,烈度有所下降且整体可控。同时,以打击民族分裂主义为契机,中国与相关周边国家不断深化高政治议题上的合作,促进了中国周边外交在政治安全领域的突破。另外,虽然许多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着民族分离主义带来的矛盾,如泰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泰南马来族穆斯林问题、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普什图尼斯坦”(Pakhtunistan)问题等,但历史上这些纠葛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相对较小,它们与大多数周边国家内部的分离主义运动一样,并未在过去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峻威胁。

   (三)民族独立意识与第三世界合作

   尽管众多周边国家在早期经历了民族国家意识建构的艰难历程,部分国家还是形成了凝聚全体国民、指向外部世界的统合性的民族主义。这种对外民族主义来源于席卷亚非拉地区的反殖民浪潮,受到本国政治精英的倡导鼓舞,旨在追求民族经济的独立及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平等地位,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蓬勃发展的民族独立意识的推动下,诸多周边国家成了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会议和组织的重要发起者和参与者,使发展中国家群体的政治经济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在部分国家,作为世界霸权的美国更多地成为这类民族主义的指涉对象,反美情绪一度盛行。⑧即便是韩国、菲律宾等美国的同盟国家,随着自身民族意识的觉醒,国内民众对美国在本国驻扎军队和干预内政的行为也愈发感到不满,开始以“反美”为手段来追求自身的国家自主性。⑨总体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民族独立意识上有着较强的相似性和契合性,这类思想主张也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超越意识形态、实现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其典范就是“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的达成。同时,中国也由此拓展了有限的国际活动空间,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获得了极为关键的政治支持,代表第三世界国家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自身国际影响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然而,随着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地位的普遍提高,以及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内部利益分化,反帝反殖民的政治思潮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褪色。同时,美国在越南战争结束后逐渐减少对东南亚地区的深度介入,适应“东盟方式”等地区性规范,也使周边国家的反美情绪呈现高潮褪去的迹象,此后的反美主义主要集中在对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黩武行径的抗议上。⑩奥巴马政府时期强调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再平衡,美国也开始鼓励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培育更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注重改善与历史上的敌对国家越南、缅甸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涉外民族主义问题上产生的共鸣减少。

  

   二、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发展的新态势

  

   周边国家的种族支配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等意识形态曾对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影响重大,但时至今日,其消极面基本上处于可控范围之内。换言之,将目光过分集中在前述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上,已经无法窥见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如何对当今中国外交产生影响。本文认为,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在近些年来萌生的新态势,具体包括自我动员能力的提升、民粹主义倾向的凸显、现代公民意识的展露,将为中国外交带来诸多新的挑战,亟待与时俱进地加以审视。

   (一)自我动员能力的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的民族主义主要集中在族裔政治范畴,即国家内部的各个族群有较为强大的民族意识,但除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外,大部分周边国家都缺乏凝聚全体国民的民族主义。在此背景下,很多国家的普通民众对国家外交事务关心有限,一般的国际争端基本不会引起全国性的民族主义浪潮,比如菲律宾在2007年前并未因南海争端产生过高强度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然而,这种情况在各国民族和解与社会整合有所进步之后有了明显转变,以领土民族主义为突出代表,周边国家民众在涉外事务上更富凝聚力。并且,在新媒体技术的推动下,各国对外民族主义的自我动员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与以往世代不同,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国际议题已全方位地进入到公众视野,大众动员的规模和速度迅猛增加。一方面,新媒体技术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生产高度垄断与信息传播总体可控的特点,普通民众不再游离于国家的外交事务之外,国内观众眼中的国际事件不再仅仅呈现为政府舆论所塑造的形态。(11)新媒体使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偏好甚至想象来加工相关信息,实现更为个体化的议程设置。在这种环境下,以领土争端为代表的国际事件由于涉及主权、安全、武力、尊严等各国民众高度敏感的维度,更容易成为普通民众利用新媒体工具进行加工和传播的焦点议题。故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客观上给各国涉外民族主义的勃兴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新媒体技术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它不仅使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空前提高,也为大众意见的相互碰撞与交流沟通创造了便捷条件,更有可能形成同质化的意见群体,从而起到大众自我动员的效果。一旦有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愿意充当意见领袖,这种动员体系就会更加完整高效,这也是精英民族主义与大众民族主义实现整合的技术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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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国际观察》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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