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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

——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

更新时间:2019-09-22 11:27:49
作者: 沈登苗  

  

   [摘  要] “院系调整”时,在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有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名牌大学无一不伤筋动骨。此举是为了打破民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体系,为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威扫清道路。院系调整造成了长期形成的大学传统的断裂,影响了大师的造就。

  

   [关键词]  院系调整;现代科学家;1952年。

  

   近期,笔者在研读《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1-1994年版,以下该书简称《传记》)时偶然发现,上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时,在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即大都时为著名的理、工科教授有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品牌的综合性大学无一不伤筋动骨。学术的嗅觉促使我尽快把散见于《传记》的零星记载,整理成可供分析的史料,并寻求研究视野、方法与观念的突破。

  

一、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


   《传记》是由中国科学院主持下纂成的,她比较全面、可靠地反映了中国现代科学家的生平与事迹。同时,经历院系调整的现代科学家,也基本上能代表当时中国高校的水准。因而,撷取这一群体相对于时在高校的科学家来讲是比较完整与权威的;而对于解析院系调整来说又是核心与典型的。

  

   《传记》收录中国现代科学家679人。至1952年,已逝世的24人,侨居海外的56人,属大陆(含1952年及此后留学归国的)的599人。从中析出时在高校以外系统工作的183人,在校学生和1952年的大学毕业生及初次分配的研究生34人,1952年及后从海外归国的学者51人,由外系统调入高校的17人,退休的1人,则本文讨论的涉及院系调整工作的研究对象为314人(含1950年由大陆转香港去美国的李景均,下同),占当时中国大陆现代科学家总数514人的61%。

  

   为便于分析,我们把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分布的概况制成表1与表2。

  

   由表1、2可知,院系调整对在高校的现代科学家的调动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表1院系调整前后中国现代科学家在高校(以原著名大学为中心)的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1-1994年版,全6集


表2院系调整后中国现代科学家在高校的分布

资料来源:同表1。

  

   (一) 调整幅度大

  

   院系调整后原在高校的314名科学家,留本校任教的仅82人,只占总数的26%;调离原校的有232人,占总数的74%。即在高校的科学家有近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如此的调动幅度恐怕在世界科学史、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在调动的科学家中又有74人,即近三分之一被调离高校,去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工作。而同一时期由外系统调入高校的不足调出的四分之一。

  

   (二) 名牌大学无一不伤筋动骨

  

   无论是综合类的大学还是单科性的学院,主要由民国时期形成的品牌高校都出现著名教授被调出、总数减少的现象。其中,除了两个单科性的医学院,被保留的那13个重要的大学的理工类骨干教师被调出的比例竟达60%-100%!可见,当时办得较好的综合性大学院系调整后无一不大伤元气。

  

   (三) 化整为零

  

   院系调整前,314个科学家分别分布在以公立学校为主体的49所高校,这些高校平均拥有6.4个科学家。其中,前13所大学拥有科学家251人,即占6%左右的名校占据了总数80%的科学家。

  

   改革后,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不仅大多被调出,而且基本上是单向分流。如17所名牌大学被调出的著名教授或学术新秀有200人,可调进的仅36人,出入比不足5:1。除了特别栽培的北京大学与先期合并的天津大学,其他被保留的13所大学被调入的平均不到1人。

  

   从高校科学家分布的化整为零和基本上是单向分流的结果而言,与其说“调整”,倒不如说“拆”与“分”更接近事实。

  

二、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是新时期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1]。尽管争鸣还在继续,但对其的若干反思已基本形成共识:忽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理工分家与专业设置狭窄;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拆散,综合性大学严重削弱;私立大学的取消,既中断了民间办学的传统,又增加了国家的负担。

  

   笔者同意以上观点。也倾向于朱九思的国立大学“是可以不调整的”[2]、任一明的“这次调整是不必要的”[3]、陈平原的院系调整“弊大于利”[4]等见解。

  

   然而,所有这些观点与思考大都是从今人的眼光去审视的。随着时间的延伸,觉察到院系调整的决策有问题,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决策本身是否失误,不是同一回事。为了避免一时解决不了的争论,本文的思路是以操作的结果来考察调整中,有否背离教育的普世理念和人事调动的基本原则?

  

   (一) 综合性大学取舍不当

  

   根据专门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各种专门的高级技术人才。综合性大学的任务,主要是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师资”的分工[5],可知院系调整后的综合性大学仍是最重要与最高层次的大学。既然如此,把当时最好的大学确定为综合性大学是最正当不过的事了。可遗憾的是,当局把一流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等都排斥了,同时,把不这么样的复旦大学设为综合性大学,这些是没有道理的。

  

   1.最牛的清华

  

   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的现代科学家首屈一指,且其人文学科的力量也不弱,理当是国内最牛且应被最看好的大学。可清华还是被排斥了,且清华的综合性大学的取消,也为北大的脱胎换骨创造了人事条件。

  

   2.巅峰的浙大

  

   开国初年,浙大集合了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等著名教授,师资队伍整齐又强大,尤以理学院论,“是全国第一流的” [6]。由表3可见,1949-1952年由国内大学培养的大学生后来成为现代科学家的全国才23名,由浙大走出去的就有5名,全国第一。怪不得,当时浙大的学生转入复旦后,才有底气甩出“浙大理学院哪个系也是全国第一” 的恨话[7]。然这样处于巅峰状态的浙大,不但没有她应有的位置,而且不久被肢解了。

  

   3.“空白”的复旦

  

   复旦大学在民国高校中算不上一流。1952年院系调整时,原复旦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既没有一个重要的学科,也没有一个有能耐的教授。但在理工科独步天下的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复旦被定为综合性大学,许多强校的优势学科、著名学者都要弄往复旦,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不过,此一貌似“外行”的举措实则是精心设计的,堪称院系调整中的一个经典。因为,作为华东高校的新科状元,上海、浙江区域唯一的综合性大学,复旦可名正言顺地把沪、浙两地的高校名流尽收;同时又阻止了浙大、交大、同济等名校的名师在其中的任一本部的“会师”,大大方便了今后的治理。

  

   这几个重要的综合性大学的取舍,是院系调整中最厉害的招数之一,其合理、合情与否?也将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得与失。

  

   (二) 不仅仅是理工分家或“专业”调整的问题

  

   在涉及院系调整的相关论著中往往有如下的叙述:把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屈指算来,院系调整后的北大、清华仅仅是专业分工的不同,两校的师资力量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加了。因为也是著名学府的燕京大学融入其中了。可问题并没有如“2+1>2”那样的简单。

  

   如果说,综合性大学与专门学院性质的确定是各校理工分家的前提,那么,接下来便是从中抽分骨干科系与教师;前者是策略,后者是实质。教师的抽调方法,一种是在学校之间进行;另一种是由学校调往外系统。虽然,一部分调整是“专业”的需要,但相当部分是为了调动而调动。往往是甲大学A专业的教授调入乙大学,乙大学A专业的教授调入丙大学或外系统。现以北大为例说明之。

  

   新中国成立后,北大一直得到政府的依重。但在院系调整时北大也无例外地进行了“大换血”。当清华大学的186位教师喧宾夺主,进入燕园时[8],北大的八成科学家却告别了“红楼”。即使那按调整方针可以留校的27位理学专业的科学家,也有19位被调离,北大自己仅留了8位。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问:

  

   第一,既然调整后的北大,清华藉的科学家在数量上取代了原北大的(18:11),这似乎说明清华的科学家更适合在综合性大学任教,那么,为何不保留清华的综合性大学的资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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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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