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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何艾之争重探

——写在艾尔曼《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中译本问世之际(征求意见稿)*

更新时间:2022-11-05 21:40:20
作者: 沈登苗  

  

   摘要:艾尔曼在他的《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中,意外地把具有役籍性质的明代进士的户籍,给人以误当成家世之感,使得本怀疑科举社会流动率的艾氏自己的统计,比“流动派”主将何炳棣提供的平民比例还要高之错觉。何炳棣与之争鸣时无意之中将错就错并转换概念,把艾氏的“反证”作为“乌龙”回敬艾氏。这貌似一剑封喉,实则是重蹈覆辙。而一些不知情的两岸学者,把何氏的“回敬”当作定论一再证引,这又对本不该发生的“学案”广为人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为了维护两位汉学大师的学术形象,阻止不确之论的进一步扩散,我们在相关学术史回顾时,不该把何氏的“回敬”再当定论来征引,同时希望在两部经典再版时更正或剔除不当部分。

   关键词: 何炳棣  艾尔曼  科举社会流动  户籍  家世

  

一、缘起

  

   科举的社会流动是评估科举功能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科举社会流动研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何炳棣教授及其皇皇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以下简称《明清社会史论》)。何炳棣通过对明清48份进士登科录的12226名进士家境等分析,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社会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平等的一个社会,甚至认为明代前期“A类”(详后)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数据也难以企及的。《明清社会史论》成为中国社会史、科举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

   但1980年代以来,“何炳棣的论点遭到部分学者质疑。著名的,在美国有韩明士(Robert P. Hymes)、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按: 原文无郝若贝,因下文具体讨论及以后的相关文章中均有郝若贝,显然是遗漏,故补上)、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在中国有沈登苗。”[1]持续数十年、围绕何氏的研究展开的这场关于科举社会流动率问题的国际大争辩中,不才忝列为中国唯一的代表性质疑者,深感诚惶诚恐。借此机会,笔者先要进一步澄清本人的质疑性质,[2]重申对科举社会流动的基本看法。

   首先,把笔者列人以何炳棣为主将的科举社会流动率的质疑者,是不确切的。笔者与何炳棣的商榷,并不是否定其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结论,而是对他的结论(特指明代前期)与使用的史料(特指B类进士,详下)做进一步研究,[3]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接着说。[4]而且,我把“非流动派”对何炳棣的一些质疑和发难大都顶了回去。从史料到方法,从理论到实践,为何氏解围。[5]笔者之所以认可科举社会之流动,是因为那个时代有三分之一强的进士,来自父系直系祖上三代无仕宦(含中、高级功名)背景的家庭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仅从政治或文化的方位考量进士的家世。所谓的“绩学博一第者,强半寒素家”中之“寒素”,是相对于“世家”而言。平民出身不等于贫寒出身;庶民、布衣也不等于不是地主、富商。若从更为重要的、经济的角度观察进士,我更倾向于艾尔曼的精英循环论。

   笔者为2008年提出的关于科举社会流动的一些看法,与万里之遥的艾尔曼的观点不谋而合感到欣慰;我们之间高度的吻合之处在于,都认为“经济因素造成的事实上对90%左右的人参加科举的排斥”。[6](按:为节省编幅,以下凡引自艾书的,一般仅标页数)。艾尔曼一再强调,科举考试要求严苛的文辞写作,和经学修养背后所需要投入教育资源和数十载的苦读(“致谢”第1页),这意味着绝大多数需要依赖青壮劳力投入农业生产、工匠作业和行商活动的家庭是不能承受的。仅在科举选拔的资格考试阶段,大部分农民和匠人等都被排除在外了(第251页)。相比拥有深厚经学、文言素养的书香门第,那些读写能力有限的家庭无法在科举市场中成功地与前者竞争(第249页)。艾氏的意思是,多数人没有条件参加,参加了也没有希望。

   当然,首先必须申明,我们所有的论断都绝不排斥个案或小比例。

   为了便于读者接受,我们充分利用现有成果,拟以太平天国前全国的人口和学额等做一估算,来说明帝国晚期科举考试录取概率之低,以及低层民众参加有多大之可能?

   太平天国前,绅士(具有文、武生员及监生以上功名者)阶层总人数为110万,包括家属人员在内的绅士阶层总人数约550万,[7]约占当时总人口4亿的1.4%。[8]我们以此为基础,加上地主、富农、多数的商人、教师(均含家属)等划为“富裕和比较富裕的阶层”,假设这一阶层占当时总人口的10%,把其余的九成看作“贫困或比较贫困的阶层”。  

   那么,富裕和比较富裕的阶层约为四千万,除去约占一半人口的女性,再除去约三成的男童(考取秀才的最小年龄为十岁左右,但上不封顶,故老年男性人口暂且不除)和所谓的“贱民”,则这一群体为一千四百万,竞争16726(按25089个学额的三年考二次的频率算)名学额,[9]即在此阶层中平均每年约840人中取一个生员。按:此暂不考虑武生员,却“应武科则需要昂贵的器械,贫困人家要想应武试更为困难”。

   我们再换个角度。当时年参加童生试的童生约为二百万,[10]即每120(200万/16726)个考生竞争1个生员,考虑到此阶层七倍(1400万/200万)的人口基数,计算结果与前面的一致。由于每次的童生试“老面孔”是多数,这意味着,其中放弃童生试的远远不止七分之六,至少是十分之九。

   我们如此估算,旨在强调即使把全部生员的学额,都划入占人口10%的富裕和比较富裕的阶层,平均每年在这个阶层的录取率也只有0.12%。所以,在这个富裕和比较富裕的阶层,也至少90%以上的应考生连童生试也放弃的。质而言之,既然占总人口10%的富裕和比较富裕的阶层,90%以上的应考生也是不参加科举的初级考试的,那么,科举对另一个阶层——贫困或比较贫困的阶层普遍排斥,会远离历史的真实性吗?

   这就是科举制度废止时,为什么我国社会总体的反应大致接近于“无声无息”(何怀宏语)之原因—一个非常重要而简单的道理是,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大众本身,就没有多少人进入过这个富人俱乐部。既然不曾参与,那何谈得失?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从某种角度上讲,是否参加科举首先是一个经济行为,占人口10%的富裕和比较富裕的阶层,其中的90%以上的应考生放弃科举,主要是鉴于风险太大,成功率太低,不愿做投资。而占人口90%的“贫困或比较贫困的阶层” ,基本上放弃科举,主要是没有条件投资科举。概而言之,太平天国前当二百万童生走进考场前,考场外,比这个群体大七十倍的近一亿四千万应考生已做了自然选择:放弃。无论是自觉还是被迫。

   那些贫穷家的孩子,即使有幸入泮,但接下来的路仍十分艰难,有的甚至为此受累。我的朋友周尧云先生据《姚江孝义周氏宗谱》及《光绪余姚县志》(卷23,列传16,页29左,30右)等考证,曾与清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赵之谦齐名的周白山(字双庚,号四雪),是深受浙江学政大臣万青藜尝识的饱学才俊,但“六应乡举辄报罢”,最终“穷饿以死”,年仅43岁。谱载,到周白山的父辈时,家产还是“比较丰厚”的,其兄长乐山是郡增生。到了下一代的白山,竟“穷饿以死”。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但“因学致贫”,最终辍学或穷困潦倒的应该是相当普遍的。

   对于“经济因素造成的事实上对90%左右的人参加科举的排斥”之论断,我们再以张仲礼先生的调查来佐证。

   张仲礼前辈对生活在嘉庆至光绪的5662个绅士传记的经济情况,作过调查。他把传记人物本人的经济情况分成十类,其中“大小地主”、“富商”等七类,大都可归入“富裕和比较富裕的阶层”;把“自耕农、佃农、雇农”和“贫困”二类,可以归为“贫穷和比较贫穷的阶层”,存下一类为“情况不明”者。张氏把统计分成四个阶段,结果表明,每个阶段的“自耕农、佃农、雇农”的占比始终少于1%。这类人合计只有44人,不到总数的0.8%。而这44人中,能查到父祖辈也是“自耕农、佃农、雇农”及“贫困”的只有18人,1人的父祖辈来自“富有”家庭,多数(25人)父祖辈的经济情况不明。换句话说,在5662个绅士中,出自“自耕农、佃农、雇农”而能找到父祖辈也来自“自耕农、佃农、雇农”和“贫困”记者的,只占总数的0.3%。[11]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的主体是农民,“自耕农、佃农、雇农”又是农民的主体,则至少占当时总人口一半以上的群体(姑且不论其中最大部分的“自耕农”中,应有不少是“富农”),在绅士阶层中的占比到了几可忽略不计的程度,而正是有了如此扎实的史料,张先生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大部分贫穷人家需要儿子下田务农,无力供养他们长年读书”这样朴素的道理,[12]可见,“经济因素造成的事实上对90%左右的人参加科举的排斥”,以及“长期的科举成功取决于经济实力”[13]的论断之不谬。

   吴宣德发现:“各地最终拥有的进士数,是建立在该地区有一定数量的考生重复参加会试的基础上的。而这些举人之所以能够反复参加会试,则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其所在地区的文化发达,而更在于他抑或其家庭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或足以支撑其重复会试的经济来源”,[14]换句话说,决定进士分布的,是各地殷实家庭的多寡。

   不过,此与科举制度本身是否公平无关,这是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笔者之所以用这么大的篇幅强调经济对科举的决定作用,是因为在大陆的科举学界这个观点是边缘的,在微信“科举群”,每当发起这个讨论时,我的观点总是比较孤立的。是因为许多学者认为如果经济条件是决定因素,那么就有损于科举公平,其积极意义和研究价值将大打折扣。可我的观念相反,强调经济的作用,却却是科举公平的一个象征,难道在录取尤如今天买彩票中奖的几率下,家庭经济条件好坏中式的概率是一样的?在几乎没有公共教育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那些家境殷实、有文化底蕴的阶层垄断几乎都靠教育获取的功名不是很正常吗?百姓用自己的财力和理念,支撑着帝国的文化大厦,不是同样值得我们自豪吗?笔者再次强调,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其客观性、公平性、公正性等诸方面都达到了那个时代可以达到的高度。

   而且,“官职的非世袭性和家庭财产继承上的均分制,个人的天赋、好恶不同,加之天灾人祸等原因,使社会财富在不断地流转,并导致家族的分化:望族的若干分支,或上层家庭中的某(几)个儿子逐渐中落,继之下沉;同时,贫困之家主要通过勤劳与节俭,艰难致富,随后供子女读书应试,其中的部分出入头地,获得功名与官职,跨入上流社会,抑或跻身于望族。如果说,‘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取士标准,为下层平民的奋斗提供了理想与动力,那么,财富的较快流转使这一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15]所以,我们说的占人口10%“富裕和比较富裕的阶层”,不是指具体的、固定的某些家庭、家族,而是一个抽象的“存量”,“存量”的内部是不停地变化的,“变量”是这个“存量”的常态。“地过千年换百主”的古谣,就是这种对流的形象写照。上揭的张仲礼先生的哪个研究,充分证明,每个时段都存在着“富裕和比较富裕的阶层”,与“贫困或比较贫困的阶层”对流的情况。[16]当然,从“富裕和比较富裕的阶层”,到绅士阶层还有慢长的路要走。

   所以笔者既不否定何炳棣的科举社会流动论,更倾向艾尔曼的精英循环论,并坚信,“长期的科举成功取决于经济实力”之结论,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17]这就是我对科举社会流动的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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