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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三十年代中西文坛的“左翼”国际主义

更新时间:2019-08-31 23:51:24
作者: 李欧梵 (进入专栏)  

  

  

   20多年前我来北大开会,当时的三位北大名将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提出“二十世纪意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我觉得非常新颖,所以跟他们谈得非常开心。可是我来的时候,肚子里念的反而是比较老的东西。因为我仰慕北大,把北大教授当时写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大致都看了一遍,特别是王瑶先生的那一本《中国新文学史稿》,到了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讲得比我更新。那么原来的那个讲法,大家可能觉得很旧了,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开始,从“文学革命”到三十年代就进入了“革命文学”,“革命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慢慢地中国文学开始进入延安时代,然后是解放、五十年代一直到现在,没有“二十世纪意识”这回事儿,也没有把“二十世纪”当成很重要的观念。用我们现在的话讲,“二十世纪意识”就是现代性的意识。

  

   我第一讲里面就讲了现代性,是从1900年左右开始讲的,不管是西方的也好,还是“五四”时候一些有名的人物像陈独秀也好,都对“二十世纪”有一种新的观点。后来接着陈平原那个故事讲,他说是1986年,我不记得了,就是你们三位和日本的三位鲁迅研究者的对话,王瑶先生坐在中间,一边笑一边批评你们三位,怎么说呢,日本的三位学者,特别是丸山昇先生,他说他们日本研究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上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认为中国代表了一种亚洲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憧憬,他们研究中国文学总是以中国学者为师,跟在中国学者后面走。直到那个时候他们才认为整个中国新文学是一种革命理想、社会主义理想。我那时候去,陈平原说他在讲颓废,我说我在美国,就是从颓废国家来的,那已经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其实这几种说法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相通的,也不能说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要看你的观点是什么,看你从什么地方切入。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退休回来,美国现在研究中国的学者,特别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很少用“革命”这个词,不管你研究什么,都是现代性的问题。我就开玩笑,我说“革命者”呢?从这里一开玩笑,不得了,我又回想到自己的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和在北大见到的三位日本学者正好相反的观点,也是在八十年代提出的。因为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研究上海的“颓废”,于是就去拜见施蛰存先生。施先生第一次见我非常热情,跟我谈了半天。我就跟他说,听说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派的祖师,他说我不是,他说我根本不承认有现代派这回事。我说新感觉派呢,他说我不是新感觉派,刘呐鸥是,我不是。我说施先生你认为接受了西方的教育,这种革命性的艺术、“现代”是什么东西?他用了一个词,就是vanguard,先锋,他特别跟我说,在他那个时候的理念里面,先锋艺术是和革命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先锋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是一种革命行为,绝对不能把先锋派放在一种颓废的、现代派的理念里,所以他并不承认自己是“中间人”或“右派”。他说其实他和戴望舒都参加过“左联”的会议,然后他就提出,当然他没有直接跟我提,后来他对我的一个学生说,李欧梵这个人啊,看的“左派”的教科书太多,整个把现代主义、现代文学的主流看错了。他认为三十年代的现代文艺、现代文学的主流是先锋派,真正能够代表先锋派的是他们那几个人,就是从《无轨列车》《新文艺》杂志,到后来的《现代》杂志。

  

   可是我那时候觉得现代主义的代表应该是“第三种人”——杜衡那些人,他们代表的是一种西欧式的或者英美式的现代主义,跟先锋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最近呢,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有两位年轻的学者提醒了我,其实这个东西在欧洲是绝对有它的同化的根源的。这两位学者就是我在书单里面提到的,一位是邝可怡女士,她从法国念书回来,法文说得很好,因为她想分到中文系,于是我就说那你何不研究一下三十年代留法的一些作家呢,她一下子就想到戴望舒,她挖了很多戴望舒的新资料,现在慢慢整理出来;另外一位是我的学生,香港人,叫张历君,非常了不起,我现在拜他为师,他不接受,因为他跟我念书的时候,满脑子福柯、德里达,完全是理论。他做论文本来是研究鲁迅的,后来他又研究瞿秋白,写关于瞿秋白的博士论文,我说很好啊,于是他就在第一章写了一大堆福柯的理论,我就开玩笑说,福柯究竟有没有革命经验?我说加缪可能有一点,萨特有一点,福柯我还真不了解。没想到,他把我的这句话写到他的论文中,他说也许瞿秋白到苏联的时候,真的受到革命精神感染,这种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因为瞿秋白在1922年到苏联,那是苏联最苦的时候,可是他把苏联人的贫穷当成一种革命理想的根源,越穷越要奋斗。而且更特别的是张历君发现同一年意大利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葛兰西也在莫斯科,可是他不能证明两人见过面没有。瞿秋白可能见过鲁迅钦慕的卢那卡尔斯基,当时他是教育部的,也见过一些苏联的作家,他在苏联写了两本书。而葛兰西经过在苏联那段经历以后回到意大利,被捕之后,在监狱里写下著名的《狱中札记》,里面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霸权”这个观念,英文叫做hegemony。于是张历君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找找这个词有没有中文,结果他最近发现这个词瞿秋白已经带回来用了。可是当时他翻译的是“领导权”,因为瞿秋白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秘书,他把它翻译成“党在文化上的领导权”。

  

   如果这个中间有些关联的话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不管是瞿秋白也好,还是葛兰西也好,不管是“领导权”也好,还是“霸权”也好,他的目的都是以文化作为条件的。葛兰西原来的意思是说他反对那些坐在椅子上看书的吊儿郎当的传统知识分子,有用的不在书上,意大利的讲法叫实践,怎么实践?就是要占领文化的高地,就要在文化上、在国际上为共产党争取“霸权”。“霸权”本来是一个好的词,现在意思不一样了。他是希望从这里开始做文化实践,这里面有相当大的承担成分、道德成分、人文主义成分,基本上接近马克思主义了。所以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地位一直是很崇高的。那么这个偶合使我重新思考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也是我第一讲讲到的,就是维也纳发起的那种现代主义,和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左翼”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就不得了,一大堆线索就找出来,我几乎难以招架,因为很多书上都没有提到。

  

   维也纳当时提出的一种艺术至上、以艺术为主的观点,经过尼采的影响,特别是克里姆特等当时维也纳的一些知识分子所带动的,一种艺术性的现代主义出现了。之后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欧洲的知识界影响非常大,他们就觉得讲了半天文明和艺术,怎么到最后变成了这个样子?虽然维也纳的一些艺术家已经预测到人类可能要遭遇一场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欧洲知识分子的自觉反省,一种新的气象出来了,这个气象就是说艺术不能再高高在上。当然像英国还是有一些这种气象,特别是王尔德;可是基本上整个欧陆,从法国到德国,甚至到东欧,到维也纳,他们都会有一些反省,就是说欧洲文明被战争所摧毁,要重建欧洲的文明,绝对不能再有战争了。所以反战的气氛开始兴起。另外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法国宣战,这有偶然的原因,英国进入战场,更是有一些奇怪的原因,然后一打仗,双方的民族主义就变得非常厉害,所以欧洲这些知识分子觉得简直是愚蠢得很,怎么出现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大家本来是兄弟,同一个广义的欧洲文明系统怎么打起来了。

  

   对于这种说法,讲得最响、最有号召力的就是三十年代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最熟悉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现在还有多少人看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还有多少人听说过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名字的?中国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最有名的翻译家是傅雷。我因为最近在香港搞音乐,我有个年轻的朋友,他跟我是音乐上的老友,他有一天突发奇想,说想看《傅雷家书》,因为他想反思他自己。《傅雷家书》里面讲到罗曼·罗兰,于是他就开始研究傅雷和罗曼·罗兰。这带动了我的兴趣,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份很珍贵的资料,现在是没有人看了。当时维也纳最后一个文人吧,叫茨威格,后来自杀了,茨威格写了本《罗曼·罗兰传》,这本书已经绝版了。我那位朋友就把它找来给我看。茨威格就大讲《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重要性。根据他的说法,我想他是代表二十年代欧洲知识分子共同的想法,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不只是一个音乐家的传记,不只是一个成长小说,不只是一个讲天才艺术家的小说,而是基本上说的是德国和法国这两种文化要互相交流,不能敌对,因为他们在文化上是同源的。所以《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大家看他的名字,他虽然是生在德国,算是德国人,他的姓是德国的地名,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字是法文拼出来的,他在这个小镇长大,在德国变成了音乐家,后来到了巴黎之后遇见一个法国人,叫奥里维,两人成了好友。非常明显,德国人跟法国人成了好友,两个人代表了两种文化最优秀的品质。可是故事不止于此,我记得我念中学的时候在台湾看过,那时候只看恋爱故事,约翰·克利斯朵夫爱了好几个人,可是到了最后那个故事我不懂,因为他最后爱上了一个特别奇葩的人,一个意大利的女郎,这个女孩老早就爱上了他,可是两人最后见面的时候都已经老了。两个人也完全是柏拉图式的恋爱,我觉得相对于轰轰烈烈的恋爱,两人更像是好朋友,很难理解。罗曼·罗兰的意思是说,当艺术把人的道德、人的心境带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你真的是进入了最美好的那种境界,我猜他认为可惜的是这种境界现在欧洲文化里已经没有了,大家都为了欲望、为了金钱、为了战争等等。他提出的这样一种观念,在二十年代已经开始落实了。不料最近我又看了《傅雷家书》,傅雷先生说他那个时候也看不懂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挺好玩的,他可能是讲的道家、讲的庄子之类的,这都是闲话了。那么从这个历史中呢,我得到了一些感想或者是启发吧。我就开始追踪罗曼·罗兰的一生,结果发现他写了很多名人的传记,特别是《贝多芬传》,也是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参加过一系列的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人、德国人都不喜欢他,因为他反战,他觉得你们双方都错了,他保持中立。很多年轻人写信问他要不要参加战争,他说听你们的良心,意思是不要参战,因为战争是违反人性的,为什么人要互相残杀呢?于是他就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可是到了二十年代末期以后,他又受到了欢迎。他参加了一系列的组织,这些组织都是对战争进行反省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艺术家、作家。可是他们觉得艺术家、作家不能在唯美的境域里面做事,而要进入社会,要推动反战运动,要推动文化的了解。我认为这就是欧洲的“左翼”国际主义的开始。

  

“左翼”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以反战、后来以反法西斯为目的,然后很快到了三十年代,就和莫斯科结合,和革命以后的俄国艺术家连在一起了。这批人的运动是非常文化性的、文学性的、艺术性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有,从苏联的高尔基,一直到西班牙的乌纳穆诺、洛尔卡,各门各派的作家都有。这个反战的组织后来变成了反法西斯组织,在欧洲开了好几次大会,到三十年代开始与中国接触。于是我就记起很多年前,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看当时创造社的刊物,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位创造社的翻译家,叫做敬隐渔,在座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研究过他,我也没研究过他。他自认为是中国的罗曼·罗兰专家。最近我又把这本杂志找出来,是《创造月刊》吧,他找到了罗曼·罗兰的一封信,他把这封信登出来,把自己的翻译登出来。罗曼·罗兰这封信里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伟大的文化,可是最近战乱太多,你们要回归你们的道德、你们的文化,希望我们共勉。敬隐渔应该是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最早的一个人。我想他是翻译过的,我没有求证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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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关东学刊》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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