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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邮生:中美战略竞争何以避免?

——从休•怀特的“中美分权”论谈起

更新时间:2019-07-30 09:02:55
作者: 洪邮生  

  

   提要: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近期提出中美“分权”以避免双方在东亚的战略竞争,其遵循的仍然是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逻辑,在实践中也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观为避免中美战略竞争提供了新思维。笔者认为,通过超越东亚区域的全球性问题的合作,可以扩大中美两国的利益交集;通过摒弃旧式的势力范围划分而提倡“新型大国协调”,可以为避免中美战略冲突找到切实可行的路径;通过中国对外战略和外交的价值取向的宣示与中美价值观的对话和交流,可以增强两国战略互信的基础。

  

   在中国迅速、强劲崛起的国际政治语境中,中美关系被学界赋予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它的未来发展是“我们时代一个最重要、最危险的国际问题”,是“国际事务中的最大问题”。显然,中美关系的时代重要性不仅在于两国分别是世界上第二和最大的单一经济体,而且在于中国被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更具实质性的是,它将挑战美国这一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如历史所昭示的那样,中国崛起所蕴含的世界权力转移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这似乎已在形成中的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中显现出来。中美关系将陷入大国冲突的历史轮回之中,还是中美战略竞争可以避免?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旨在以互利共赢的大国合作打破历史宿命,而关注或者忧虑中美战略竞争的学者和战略家们也从自己的角度做出分析,其中甚为引人注目的一位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前澳大利亚国防部高官休·怀特,他在2012年8月出版的新著《中国选择:为什么美国应该分享权力?》中提出,美国需要在亚洲与崛起的中国分享权力而不是继续维持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以此避免中美的战略竞争。怀特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美国人出谋划策,他开宗明义指出“本书是关于美方的共享责任”,该书最后一章的总结别出心裁地以美国“总统演说”的形式告诫美国人,更是反映了作者的这一意图。本文并不准备全面评论该书,而是从笔者的视角分析或借鉴它的一些主要观点,重点是探讨中国如何避免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冲突,以有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理论和战略分析。


一、休·怀特的“中美分权”论

  

   大国的兴起以及国际权力的交替总是伴随着新老大国之间的激烈冲突,这在既往的世界历史中已经得到了反复证明。从欧洲近代早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到德意志帝国的崛起直至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无论新兴大国挑战的成败,这种挑战总是与兵燹之祸有着不解之缘。当代学者或可用二战后英美霸权的和平更替及冷战的结束没有经过美苏之间的战争来论证历史上新老大国之间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实则不然。美兴英衰的态势早在20世纪初就已露端倪,英国更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严重打击而元气大伤,二战后已是一个力不从心的“世界大国”,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争霸,它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因此,英美之间的霸权转移表面上虽属和平,却仍然与战争有着密切联系。至于美苏冷战,那是一场高烈度的军事和战略竞争,一场没有人员直接伤亡的大规模综合实力较量,其资源损耗和影响不亚于一场大战。因而,与其说上述两个例证能表明大国权力可以和平转移,毋宁说它们仍然是双方战略竞争和冲突的结果。

  

   按照学理逻辑,基于上述历史事实,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家视大国冲突为铁律便自有其理由,因而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断言“中美之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不是空穴来风。怀特正是沿着这一逻辑看到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可能性,但他另辟蹊径,提出“中美分权”以避免即将到来的“大国政治的悲剧”。

  

   怀特依据他对东亚权力格局发展的洞察,提出两大观点:一是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二是美国的对华遏制既不现实、也不符合自身利益。在《中国选择》一书中,怀特以较大篇幅详细论证了不久的将来中国将在经济总量上达到世界第一,从而取代美国已经占据130年之久的地位,并一一回应了对此的种种质疑,显示了他对中国崛起的信心,当然这也是他立论的基础。怀特认为,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一直是“亚洲领袖”,“其主导地位无可争议”已达40年,而现在却面临严峻挑战,因为中国不会放弃争取这种主导地位的机会。对此美国有三种选择。第一选项是撤出亚洲。怀特认为,美国是否保持在亚洲的存在取决于其对成本和收益的考虑,“中国越是强大,美国维持其地位以抵制中国的压力的成本就越大”。但是,美国的撤出不仅意味着中国在亚洲的霸权,而且会导致“中国与其邻居之间旷日持久的剧烈斗争,如果中国尝试并且不能建立对它们的领导地位的话”。因此,“没有美国的某种强大压力,就很难看到亚洲有一个稳定与和平的前景”,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第二选项是与中国竞争,这是美国最自然的反应。怀特设想了三种竞争后果:一是中国承认失败,重新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二是由于成本和风险超出美国愿意接受的程度,美国承认失败;三是两国的战略竞争不断升级并遥遥无期。怀特认为第三种后果最有可能出现,其前景却难以想象。第三选项是中美“分权”。

  

   第三种选择是怀特所赞成的。在他看来,中美“分权”可以避免美国撤出亚洲,它意味着美国和中国都不谋求自己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美国给予中国与自己“充分平等”的地位;“那意味着谈判达成一个新的政治权威和影响的分配,以与新的权力分配更相匹配”,这种分配将“承认能令中国满足的最低要求”。怀特指出,长期以来美国称霸东亚是建立在它对西太平洋的“海洋控制”基础上的,中国虽然整体军事力量不如美,但近年来它已发展起针对美航母介入的有效反制武器,这使得它拥有了“海洋拒阻”(sea denial)的力量,即能够拒绝承认美对西太平洋的控制的能力。反过来,虽然美国不再能够支配该区域,但它同样也拥有对中国的“海洋拒阻”能力,即保证中国不能控制西太平洋。因此,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扮演一个制衡者的角色、限制中国支配亚洲的能力而不是寻求自己的主导地位长久化,那么上述战略态势对美国来说并不可怕:“支配中国,美国需要维持海洋控制;但制衡中国,美国只需要维持海洋拒阻--它肯定能够做到。”怀特的这种分析无疑为他的中心观点即“中美分权”论提供了有力的论证。

  

   怀特的论证有着自己的逻辑,他大抵是遵循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路径,汉斯·摩根索的“由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是其分析的核心。但是不同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即相对衰落的大国顽固坚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新兴大国必然与之争夺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争霸战争,怀特认为,在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条件下,美国继续维持其在亚洲的霸权并不符合自身的国家利益,因为美国的目标是维护亚洲的稳定和繁荣,而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仅会破坏亚洲的稳定和繁荣,而且它也不值得为拒绝“承认能令中国满足的最低要求”而与中国兵戎相见。这样,既能维持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又能防止中国获得亚洲的“主导地位”、避免两国冲突和对抗的“中美分权”便成为上策:它符合继续维持亚洲的稳定和繁荣这一美国的亚洲战略的目标--战略是为目标服务的。这种逻辑可以说是一种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路径。


二、中美可以“分权”吗?

  

   毫无疑问,西太平洋、东亚地区是中美战略竞争最可能发生的区域,怀特“中美分权”的应对之策乃是有的放矢。然而,美国为什么要“分权”,“分权”的方式和内容是什么?尽管怀特在《中国选择》一书中作出了回答,但其观点和论证还是受到了众多质疑。

  

   按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权力结构的重构反映了主要行为体实力对比的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原理,怀特认为中美“分权”的关键理由是中国的崛起。但是这一判断并没有得到一些人的认同。怀特的同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保罗·迪布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是有局限性的,并不像怀特所估计的那样强大到能够与美国对抗:中国攻击美国航空母舰(“海洋拒阻”)的能力被夸大了,况且它对美国航母的攻击“将招致美国对中国境内目标的毁灭性打击”,因此,“凭什么美国要为中国创造澳前总理保罗·基廷所说的‘战略空间’?”此外,他也不相信中美会真的走上军事对抗、甚至核战争的道路。迪布的反驳直接针对怀特的立论基础,反映了两者对中美战略竞争基本态势的评估大相径庭。

  

   当然,争议更大的是关于中美“分权”的方式和内容。怀特提出,中美可以通过协商、谈判,让中国“分享亚洲的领导地位”,具体来说,“美国将不得不在中国所能接受的范围内行使其权威和影响,正像要求中国也在美国所能接受的范围内行使其权力”,因此,建立这种秩序最困难之处就在于“谈判这些相互能够接受的范围”。在怀特看来,这是一种“大国协调”的机制,不过大国的“亚洲协调”还需要包括其他亚洲大国,即日本和印度。至于中美在亚洲如何“分权”,除了提到“印度支那”外,怀特并未具体阐述,或许因为他知道“在建立亚洲大国协调中,决定各自势力范围将是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批评者认为,怀特的中美“分权”是不现实的。一方面,“大国协调”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是强国以稳定的名义制定规则的俱乐部,往往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罗里·梅德卡夫在日本《外交学者》上撰文指出,“中美分权”不是简单地在地图上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它涉及到“第三方的内部事务”,而它们“与中国一样,高度重视自己的安全与国家尊严”。另一方面,亚洲的其他大国不可能参与“大国协调”,尤其是日本。怀特认为,只要日本全力支持美国,美国就会过于强大而中国不会接受,因此,“一个稳定的亚洲大国协调的出现只有当日本愿意而且能够更加独立于美国”。然而,梅德卡夫指出,如果美日同盟关系终结,为了自身的安全,“几乎可以肯定,日本将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以阻遏潜在的中国核威胁。华盛顿-东京同盟的终结也将对美国在亚洲和全球其他地区的盟友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因此,他断言,中美“分权”不会成功。

  

上述质疑应该说不无道理。怀特“中美分权”论的路径设计着力点是希望美国“审时度势、主动退让”,通过“分权”或划分“势力范围”与中国共同主导亚洲事务,就美国的对外战略而言,这确实是不现实的。作为冷战后时代唯一的超级大国,维护这一地位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近几年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清晰地反映了这种意图。为阐述美国“重返亚太”的亚太“再平衡”战略,2011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撰文,数次强调美国的“领导”作用。她认为,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驱动者,“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确定的一项首要任务”,而“从战略上转向该地区,在理念上与我们保障和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的总体努力一致”,这将“让我们在整个世纪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与其一致,同年11月奥巴马总统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的演讲中也明确指出,美国在亚太的存在和使命已成为“一个首要重点”,为此美国将“通过捍卫核心原则和与其盟国和朋友的密切伙伴关系,在该地区及其未来的塑造中起到一个更大的、长期的作用”。根据这样的亚太战略目标和意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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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扬子江智库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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