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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邮生:一种有“本体论深度”的视角

————评罗森堡的《市民社会的帝国》

更新时间:2004-07-22 02:19:40
作者: 洪邮生  

  

  自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学派以来,现实主义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国际关系实践中都占有非常显著的地位,从其奠基者E.H.卡尔对理想主义酣畅淋漓的抨击,汉斯·摩根索集其大成,到肯尼思·沃尔兹的精致化,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对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挑战一直伴随着它的发展,尤其是理想主义、行为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依次与它的三次大论战,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和关注。可是,三大论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范式之争”,这种偏重于“方法论”或“技术性”而不是国际关系本身性质的争论易于使观者或见仁见智,或难以置喙。实际上,当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上述西方国际关系主流学派的争论时,各种处于边缘的理论异彩纷呈,这些非主流的学派运用不同的方法或通过不同的视角(因而更易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也向现实主义等主流理论发起挑战,以建立自己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即是其中之一①,该学派的各分支学派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宏观理论、尤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的影响,它们对国际关系的阐释多少会在熟悉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学者中产生共鸣。正因如此,英国萨塞克斯大学高级讲师贾斯廷·罗森堡(JustinRosenberg)所著《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以下简称《市民社会》)一书值得注意,一方面,与它大致所属的历史社会学学派一样,该书公开打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大旗,并明确申明这种分析框架优越于现实主义理论,另一方面,该书初版于冷战结束后的1994年,不啻是让人们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生命力。《市民社会》试图从“本体论深度”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这使该作品较之历史社会学其他著作与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产生更为直接的碰撞。应该说,不管我们是否接受或同意,罗森堡的阐释和批判是不无启迪的。

  

  一

     

  英国学派领军人物之一马丁·怀特曾有一个影响广泛的论断:除了可以重复的均势,国际关系没有其他理论可言。根据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这种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市民社会》开篇中的总结,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可以归纳为:国际关系是主权国家相互作用的一个领域;它具有无政府的特征,这意味着主权国家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是在一个没有上位权威约束的状态下进行;结果各国的国际行为决定于均势机制的复杂作用。由此可见,“国家主权”和“无政府状态”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范畴。

     

  但是,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是需要解释的:第一,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主要研究“国际政治”,“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分离是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是否符合事实?第二,作为现实主义理论基本范畴的“主权”和“无政府状态”的真正内涵究竟是什么?第三,现实主义将其理论渊源追溯到古典希腊和意大利城邦国家时代,那么现代国家体系的特征又何在?这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正是《市民社会》一书所要探讨的。罗森堡认为,现实主义将国际关系界定为主权国家相互作用的一个领域而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分离开来是错误的,借用意大利革命家葛兰西的话来说:“国际关系(在逻辑上)存在于基本的社会关系之前还是之后?毋庸置疑是之后。”在罗森堡看来,所谓“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差别,“不是一种本体论上的差别,而仅仅是结构性的社会关系形式的差别”①,《市民社会》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揭示“社会结构”与“地缘政治体系”的相互关系。那么,人们首先需要理解的是,什么是“社会结构”?这个问题本身在西方社会理论中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罗森堡绕过了吉登斯在抽象层次上的结构理论,而是从一种“低”层次上进行考察,即将注意力集中在阐述组成任何社会结构的社会关系本身,集中在追溯由这些关系再造的特定的体制形式和资源分配上,简言之,就是一定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地位之间的规范化关系,它使个体与(各种)确定的资源联系起来”。在这里,罗森堡进一步吸收了埃里克·沃尔夫(EricWolf)的社会理论成果:人类是自然过程的产物,同时也天然地具有社会性,这就是说,无论在多大程度上人类可以相对于自然界来界定,在物质上他们仍在自然之中并通过与它的相互作用来维持生存;这种互动的特征是它通过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集团来进行的。沃尔夫指出,马克思建立“劳动”这一范畴,就是旨在通过它分析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两种互动过程:只要存在劳动,个体生产的物质行为同时总是一套组织生产的社会关系再造的社会行为,而这种关系具有历史的特殊性。

     

  上述对“社会结构”的界定说明了人类行为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它适用于任何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观点,这种活动即劳动构成了“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互动之条件,即永恒的自然界加诸人类生存的条件”(第51页)。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关系的实质,这就是罗森堡同样引自《资本论》的一段话:“直接生产者的无偿剩余劳动在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中被榨取,该经济形态决定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生产条件的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总是……揭示了最核心的秘密,即隐藏着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并揭示了伴随着它的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简言之,相应的特定国家形态”(第51页)。这样,两种互动,即社会与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和构成社会的个体的相互作用,在榨取剩余劳动的过程中发生交叉,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冲突也是常见的。结果,根据这一论证,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便成为对榨取剩余劳动模式的研究。那么,现代的社会关系结构的特征究竟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了《市民社会》一书的中心论点。罗森堡认为,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可以分为公共政治领域(国家)和私人经济领域(市场),而在以往各种社会结构中,这二者是合而为一的。在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中,直接生产者在政治上依附于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后者通过司法管辖权即直接的政治支配关系榨取生产者的剩余劳动,如在奴隶制下奴隶主对奴隶、封建制下庄园主对农奴的直接奴役。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上述关系具有了一个“纯粹经济的”的形式,即它是通过一系列交换关系而不是直接政治支配关系来获得利润:“直接生产者不再拥有他们自己的生存手段,使他们束缚于榨取剩余过程的不再是政治控制,而是必须出卖他们的劳动以便获得生存的条件。这种必要性维持着榨取剩余本身的资本主义特有关系:受到法律保护的形式上的平等交换”(第124页)。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剩余劳动的直接榨取是通过与新的社会力量形态相联系的“非政治”关系来实现的。这种新的社会力量形态就是“市场力量”和法治。“市场”是什么?它不仅是个体生存于其中的东西,而且是集体作为一个社会的生存方式;它是个体之间的一套历史特定的社会关系,它们以某种限定的形式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再造。使资本主义市场区别于历史上任何其他市场之处在于劳动力的普遍商品化。“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市场便不再仅仅是一套自愿的交换关系,这种关系只能使社会剩余的一小部分得到循环。它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联系,使它的所有成员都服从于非人格的价值规律”(第125页)。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纯粹政治的”形式,它一方面不再参与榨取剩余劳动的过程,另一方面又占据着对管理权的集中垄断地位,这种新的地位通过非人格的法治得到了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政治权力被重新界定,它保证私人个体之间的契约,维护内部和外部的和平,向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某种程度的集体管理。“但是,也存在着它不再去做的事情,即不再去担当被排除出公共权力领域并被重新界定为私人事务的社会角色。在这些角色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有关剩余榨取的过程”(第126页)。在罗森堡的笔下,与公共政治领域分离的私人经济领域即为市民社会。

     

  实际上,“市民社会”在西方国家可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概念,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引起一些中国现代化道路研究者的关注和争论①。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近代早期欧洲思想家的著述中,到19世纪形成了它的现代含义,并有了所谓洛克式“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和黑格尔式“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两种学理架构。市民社会和国家内在规定性的区别在于,“市民社会的所有活动追求的是以个人私欲为目的的特殊利益,是人们依凭契约性规则进行活动的私域,个人于此间的身份乃是市民;而国家关心的则是公共的普遍利益,是人们依凭法律进行活动的公域,个人于此间的身份是公民”②。罗森堡显然受到这种欧洲市民社会理论传统的启发,并将注意力集中在近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念,即强调经济活动本身的规律而不受国家干预,进而认为社会拥有区别于公共政治领域的私人经济领域。

     

  但是,罗森堡对市民社会理论的解释仍然具有新意,即他引进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劳动价值学说,试图揭示市民社会的实质;同时,他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只是形式上的,在本质上它们是相辅相成、彼此有着内在的联系。对此,他的以下两点说明十分重要:第一,“不要把资本主义中政治和经济(或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误认为是支配关系实质上退出了生产领域”(第84页)。劳动力的实际从属性并没有消除,只不过它是通过私人“经济”制裁(如解雇)而不是司法管辖权(如封建制下强制维护剥削的法权)的行使来维护的,“政治”的不平等没有印刻在生产关系上——那是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情形。“这就是为什么‘政治’领域既作为制度上分离又作为潜在的普遍利益所在的领域出现的原因”(第84页)。第二,所谓“公共的政治的”领域与“私人的 经济的市民的”领域的区分是相对的。在此罗森堡引述了艾伦·伍德(AlanWood)颇有见地的观点:“更准确地说,资本主义中政治与经济的区别是政治功能本身与它们分别在私人经济领域和国家公共领域进行分配的区分。这种分配反映了与剩余劳动的榨取和占有直接有关的政治功能和那些与更为一般的公共目的有关的政治功能之分离。……经济的区别事实上是政治领域的一种区别”(第85页)。它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和经济只不过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它们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两种形式,这样就可以避免仅仅通过其中的一种形式就对资本主义进行界定。当然,罗森堡的研究之原创性主要在于他将市民社会理论引入国际关系分析,并展开对现实主义基本范畴的批判和重新界定。

  

  二

     

  如上所述,现实主义理论将“主权”和“无政府状态”作为自己的两个主要范畴,并将其视为某种不证自明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构筑起自己的理论大厦。但是实际上,围绕着这两个范畴,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

     

  首先就主权①而言,有人认为它的含义应为司法管辖权地位(或属性),一个主权国家的特征是其享有该地位的绝对性,它不能像在封建制下与教会或贵族分享这种管辖权。另有人则把主权界定为国家控制其疆界内的活动和抵御外部对其行动自由所作限制的能力,即主权国家的特征是它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外独立自主。根据后一观点,军事和科技革命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使得主权概念过时了,而根据前一观点,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和让渡,丝毫不能被削弱。又有人走折衷路线,把主权划分为形式(抽象)主权(formalsovereignty)和实际(具体)主权(effectivesovereignty)两个方面,上述两种观点只是强调了它的某个方面。这些差异使主权概念迷雾重重,人们往往无所适从,不确定地摇摆于形式上或实质上的两种定义之间,甚至在使用中自相矛盾。

     

  罗森堡对上述定义都不同意。他认为,将主权界定为对内至上、对外独立是无视世界上还存在着众多小国和弱国的事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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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欧洲》200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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