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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中庸》的地位、影响与历史诠释

更新时间:2019-07-28 15:52:15
作者: 陈来 (进入专栏)  

  

   提要:《中庸》一般认为是子思所作。“中庸”的思想传承有自,《周易》中的中道、中行、中正观念,《尚书》的“执中”观念都可视为中庸思想的渊源,一直到孔子以中庸为至德,提出“执两用中”的思想,中庸开始明确成为一种实践的智慧。到了汉唐时期,郑玄以“用中”解释中庸,从德行论角度诠释中庸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何晏、戴颙、梁武帝等人开始以《中庸》为载体寻求儒学与道家、玄学、佛学会通的可能。唐代讨论《中庸》集中于“诚明论”,不过李翱开始注意到关于“性情”的人性论问题,刘禹锡从境界方面理解《中庸》,为宋代《中庸》诠释开了先河。北宋智圆以佛教中道思想理解《中庸》,契嵩认为《中庸》的主要思想是性命之说,“性命说”对理学家产生了影响。宋代统治者也极为重视《中庸》,他们从为政方向认识《中庸》,意在阐扬其中的治国理政思想。道学家的《中庸》诠释贯穿了宋元明清四代,朱子成功促进了儒学从五经到四书研究的转变。朱子认为四书是儒学的精华,他继承二程的理学思想,为《中庸》学开了新的方向,即《中庸》诠释中的心性之学和以“道心惟微”为核心的道统论。《中庸》诠释史,大致经历了德行论、为政论、性情功夫论和道统论四个阶段。

  

   《中庸》这本书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世家》主要是讲孔子生平及其弟子的主要活动,司马迁在这里明确说“子思作《中庸》”。子思就是孔子的孙子。因为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史记》是伟大的历史著作,所以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司马迁这个明确的记载和肯定,对《中庸》的著作者和著作的时代,作了明确指示。

  

   司马迁之后,另一部伟大的历史学著作就是《汉书》。《汉书》比《史记》增多的一类记述就是《艺文志》,这是关于图书流传的著录。在《汉书·艺文志》里面记载“《中庸说》二篇”。对这个讲法,后世也有一些不同的分析。有些人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庸》,在当时应该是分成上下两篇。《汉书·艺文志》的作者,他看到的是有两篇的《中庸》,所以他就著录《中庸说》二篇。那么真正的文献,即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庸》文本,最早它是见于《礼记》。汉代的戴圣,他编的《礼记》,名叫《小戴礼记》,共四十九篇,其中第三十一篇就是《中庸》。这是《中庸》作为完整的文献文本,我们最早看到的就是在《礼记》中。

  

   关于《中庸》的作者是子思,《孔丛子》也有记载。《孔丛子·居卫篇》里面就引了子思自己的话,他说他的祖先是孔子,“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1]孔子困于陈蔡作了《春秋》,我困于宋,也要作个东西出来,于是他就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另外,在《孔丛子》里面还记录了鲁穆公与子思的一个对话,鲁穆公问子思,说你的书里面记了很多夫子之言,就是孔夫子之言,有些人认为这其实是你自己的话,“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说,我记的那个吾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2],有的是我亲耳听到的,有的是听别人转述的,但是总体来讲“不失其意”也,它的大意都保存下来了。以上记述表明,《中庸》的作者应该是子思。所以,从汉代以后,一直到唐代,历代都接受,都认为子思作《中庸》。

  

   但是到了北宋,对这个问题有了不同的声音。北宋思想家、文学家欧阳修,他从内容开始提出对作者的怀疑,《中庸》到底是不是子思作的。他的理由是这样的:子思是圣人之后,他是孔夫子的孙子,“所传宜得其真”,他传下来的东西应该是真实的,“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3]可是他这个说法里面有的跟孔子不太一样,这是为什么呢?那么,在什么方面《中庸》里面讲的,跟孔子讲的不一样呢?他说,我们看《论语》,孔子是一个圣人,但是他是“学而后至,久而后成”,他是一个“学而知之”的圣人。

  

   但是,子思在《中庸》里面讲“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道”,这意味着“自诚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诚,学而知之也”[4],

  

   那就是在“学而知之”以外,还有“生而知之”这样的人。他说,孔子尚且是需要经过学习才达到圣人的,如果说还有“生而知之”者,不用学就能成为圣人的,那谁能当得起?那就没人当得起了。所以他认为这个讲法,是一个“无用之空言”,是一个空话,没有用。这种观点,在他看来是有点荒谬的,不像是孔子的话。既然不像是孔子的话,这个作品的作者应该就不是子思。所以,欧阳修对作者是不是子思提出了一些怀疑。宋代以后,就对《中庸》作者有了一些不同的议论,但总体来讲,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学者还是接受子思作《中庸》这个结论。


先秦中庸思想的发展


   《中庸》的核心概念就是中庸。“中庸”这个词也可以分解为“中”和“庸”,在这个意义上,中庸的思想不是到子思才出现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庸”,特别是“中”“和”这些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传承有自,有很古老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来讲。

  

   第一,《易》之中道。《易》就是《周易》。《周易》这本书里面,有几个概念是常用的,比如说“中行”,行就是行动的行、行为的行;像“中正”,“中道”,还有“得中”,这样的概念,在《周易》里面是常见的,其中都有“中”这个概念出现,这就表示在《周易》里面,“中”是很重要的概念。当然《周易》成书不是一时一地一下子形成的,经历一个过程。最早,有些卦爻辞可能在西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因此,《周易》里面出现的这些与“中”有关的观点,代表了至少在西周到春秋时期,中国文化对“中”观念的重视、了解。《观》卦彖辞说“中正以观天下”,《豫》卦小象辞说“以中正也”,都强调中正。“中”这个概念应该说在早期,它主要的意义就是中正。《蛊》卦小象辞讲“得中道也”,提出了“中道”的概念。“中道”在当时来看,联系前面说的一些卦辞,其主要含义应该是中正之道。

  

   那么与“中道”、“中正”的观念相连接,还出现一些类似的观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像“中行”。《夬》卦九五爻辞讲“中行,无咎”,如果你能够中行的话,就不会有什么灾祸。《泰》卦九二爻辞“得尚于中行”,小象辞说“以光大也”。所以这些在《周易》里面的内容中,我们看到对“中行”、“中正”、“中道”这些概念的重视。应该说在儒家五经里面,对“中”提倡最多的一部经典,就是《周易》。《同人》卦彖辞也讲“文明以健,中正而应”,等等,类似的表述在《周易》里还有很多。这是从先秦看《中庸》思想的根源,第一部书就是《周易》。那么《周易》里面关于中正之道、中道的思想,最有代表性。

  

   第二,《书》之“执中”。《书》就是《尚书》,《尚书·大禹谟》讲“允执厥中”。“允执厥中”,后人就把它简化为“执中”。孟子说汤“执中”,“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孟子·离娄下》)就是说在大禹之后,汤也是讲“执中”的。《论语·尧曰篇》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所以从尧、舜、禹到汤,很早就开始有这种“执中”的概念。什么是“执中”呢?这个“中”跟前面《周易》所讲的这种“中正”的观念,应该是接近的。但是在《尚书》里面讲的“中”,它更强调中正不偏。《尚书》特别强调“无偏无倚”的思想,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不能偏上,也不能偏下,《尚书·洪范》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可见,《尚书》里面所讲的“执中”,虽然也包含了中正之道的意义,但是它更具体地表达了“无偏无倚”这样一种“中”的思想。

  

   这种思想在《尚书》里面,也把它上升为一种德行,就是说“中”不仅是道,而且也是德。道是根本的原则,比如说中正之道,它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在古代的政治文化里面,它是一个基本价值。在最近几年看到的一些出土文献里面,在记载上古历史的时候,都很强调这个“中”,它发挥了价值作用。但是在《尚书》里面,如《酒诰》篇讲“作稽中德”。《周易》讲“中道”,《尚书》讲“中德”,那就是说“中”,它不仅仅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个中正之道,它也是人之德,是从天子到庶人的一个基本的德行。在《尚书》里面,“中”字虽然没有《周易》里面出现那么多,但是从它出现的历史来看,它是从尧舜禹一直往下相传,天子都非常重视这个“中”的把握。“执中”的“执”应该是把握的意思,要掌握住这个中正之道,这个根本的原则。这是上古时代,特别在政治领域,对“中”概念的一种重视。

  

   “执中”是从尧舜禹到汤,都已经非常重视的一个观念。这个“中”不可能跟后来的中庸的“中”没有关系。比如说“执中”,到了后来,大家更多地把它表达为“执两用中”,对这个思想作了发展。在《尚书》里面,虽然有了“不偏不倚”的思想,但是关于“执中”这个表达,还没有用“执两用中”。到了孔子这个时代,就开始出现“执两用中”的概念,“执其两端而用其中”[5],不走极端。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不偏不倚。那么“执两用中”,当然就有“用中”的概念出现了。从后来的理解,“用中”就是中庸,中庸就是用中。因为庸就是用的意思。所以,中庸也就是用中。我们说从“执中”到“执两用中”,到“用中”,到“中庸”,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第三,孔子论“中”。《论语》里面,孔子明确把“中庸”作为重要的德行,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雍也第六》),至德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德行。这可以说是对《尚书》之“中德”作了明确的发展。《尧曰》篇记述了“允执其中”,这与《尚书》可以呼应。那么《尚书·大禹谟》,后人认为这一篇为古文《尚书》,有可疑之处,不是《尚书》的原本,可能是后人根据一些残留的片段,把它编成的。但是,《尧曰》篇的“允执其中”,与《大禹谟》的“允执厥中”不是巧合。应该说,《大禹谟》这一篇所组成的资料,它是《尚书》的原始资料的一部分,至少表达了跟《尚书》那个时代的同期思想。所以它能够跟《论语》有这个巧合。但是从孔子开始,我们看孔门论“中”,还有一个明确的发展,除了把中庸作为至德以外,他强调这个“中”的“无过不及”的一面,如孔子“执两用中”的思想。《论语》里,孔子还讲“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子路第十三》)。一个是进取,一个是有所不为,“不为”就有点不及,“进取”就有点过。孔子还说“师也过,商也不及”、“过犹不及”(《先进》第十一)。所以在《论语》里,孔子论“中”,不但继承了《周易》的“中行”的观念,而且把这个“中行”与“过犹不及”联系在一起。什么是中行?中行就是过犹不及,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这个就是中行。这也可以说发展了“不偏不倚”的思想。但是比较起来,我们说“不偏不倚”的这种思想,不如“过犹不及”在人生实践上我们体会得那么亲切。

  

在孔子的影响下,《礼记·中庸》之外,《丧服四制》里面说“丧之所以三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这是讲丧礼的实践怎么掌握,有一个中庸。什么是中庸?指三年之期。超过了、变成四年不行,两年不及也不行。所以“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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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古典学研究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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