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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之二)

更新时间:2019-06-29 13:16:19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按照新文化派后来的叙述编成的民国学术史,老辈学人除以遗老身份存在外,不仅无所作为,而且几乎无声无息。实则清季学术虽已中衰,仍然不乏名家,并以各种方式尤其是通过国学研究,影响着五四和后五四两代学人。他们的学术观念或可算是文化遗民,政治上却大都并非遗老。他们对于新派的批评,可以成为反省的借鉴,而他们的理解旧籍之道,不失为回到历史现场去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门径。

   关 键 词:民国学界  老辈学人  国学

  

   面对接踵而来的批评,胡适虽然辩称整理国故旨在“捉妖”、“打鬼”,可是国立大学拿整理国故做入学试题,副刊杂志看国故文字为最时髦的题目,线装书的价钱十年内涨了二三倍,凡此种种,都使胡适的辩解显得软弱无力。所以他不得不认真反省,“深深忏悔关于研究国故的话”,断言国学是条死路,希望青年走生路。(注:《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1926年10月,第143-145页。)与胡适不同,顾颉刚坚持“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并且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们交往的人,也许有遗老、复辟党、国粹论者、帝国主义者,但这决不是我们的陈旧的表征。我们的机关是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只要这个人的学问和我们有关系,或者这个人虽没有学问,而其生活的经历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系,我们为研究的便利计,当然和他接近。我们所接近的原不是他的整个的人格,而是他与我们发生关系的一点。”(注: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第3-5页。)

   抗战胜利以后,胡适的态度平实了许多,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新学术界长期仍然深受老辈学人多方面影响的事实,令他不得不正视后者的存在并多少承认其作用。1947年5月22日胡适致函萨本栋、傅斯年,拟推院士名单,“提出三位老辈”:吴敬恒、张元济、傅增湘,并提出杨树达“做一老派古学者的代表”。(注: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01-1102页。)虽然胡适的人选并未得到完全认同,老辈的范围与以前也有所差异,至少反映他本人的态度变化。

  

   四、门径各异

  

   清季民初,社会变动天翻地覆,中西新旧,乾坤颠倒,影响及于学术文化,也日趋信奉不破不立,横逸斜出。1937年,张尔田致函杨树达,谈到治学的方法和途径,他说:“凡学之立也,必先循轨道,而后方可以言歧创……今之辍学,知稗贩而不知深研,知捷获而不知错综。以此求异前辈,而不知适为前辈所唾弃。”杨树达对此颇有同感:“先因后创,余虽不克任,然治学次第当如此,则笃论也。余恒谓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亦孟劬此书之意也。”(注: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129页。)两人所说,显然意在批评近代学术发展的偏向,而这些偏向又影响了学人对近代学术史的认识。中西新旧,截然两分,究其极,西往往意味着新,中则基本等同于旧。不仅新派如此塑造历史,其他学人针对此点立论,观念和脉络也不免为其所囿。钱基博评介晚清至民国的学风转移道:“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梁)而皖(胡、陈),以汇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这主要是就文学一支立论,所谓“文学之事,每随时代升降变易,代有新趋,成其主流”。(注:吴万谷:《王闿运》,张其昀等著:《中国文学史论集》(四),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第5辑,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8年,第1183-1185。)梁启超、钱穆两人先后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立意虽然相异甚至相对,于清季学术的论述都相当简略,而且不离上述脉络。梁氏的《清代学术概论》,亦不脱此范围。

   其实,趋新与守旧,都是相对而言,而且不占多数。对于双方的言行,居中的学人早有持平之论。1926年闻宥将研究国学者分为两派:“其第一派之特点曰抱残守缺,凡学之属于古者,不问其精粗美恶,而一切珍视之,甚至其说之已与常识相违背者,亦竟不欲弃置。其第二派之特点曰舍己从人,视我一切学术,皆若为西洋学说之附庸,甚至其说万不可合者,亦竟曲加比附。此两者之态度,适成两绝对,而其误乃相等。由前之说,在乎自视过满,由后之说,在乎自视过卑。自视过满者,固不欲引人以自广,自视过卑者,亦不惮尽弃而从人。自满则国学不能得他山之助,自卑则国学不能立最后之基,而国学之真,于以尽失矣。”(注:闻宥:《国学概论》,《国学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12月10日。)无独有偶,与此同时,缪钺亦致函《学衡》编者,对新旧两派各走极端提出批评:“居今之世,尊人尊己,举无一当。惟有镜照衡权,撷长弃短,镕冶为崭然之真新文学,兼蓄新质而能存故美,庶几得之。自三五钜子,以肤受末学,投国人嗜奇趋易之心,登高一呼,得名而去,使后生嚣嚣然狂走不已,其敝既为识者所洞鉴矣。而鸿生硕彦,湛溺旧闻,墨守故榘,傲然自尊,于西人之作,一切闭拒,以为绝不可相谋,斯亦未为得也。荀卿有言,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今哗众取宠之士,既蔽于今,蔽于浅矣,而老师宿儒,抱残守缺,又不免蔽于古,蔽于博。闳达不出,孰通其邮。此千钧之责,惟冀诸君子负之,而华夏文运,亦将于斯卜盛衰焉。”(注:缪钺:《与学衡编者书》,《学衡》第59期,1926年11月,“文苑·文录”,第5-6页。)“学衡”派虽然被后人指为守旧或守成,主张却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不激不随”,并且实际贯彻其宗旨。这与不分中西新旧的温故知新大体同道。

   胡适和顾颉刚等人在为整理国故辩解反省之时,尽管态度已经有所区别,均仍然不忘与老辈学人划清界限。这也是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他们与老辈分歧的延续。本来新派与老辈学术上并非截然对立,似乎新派一味趋新,老辈则一心守旧。但新派不断鼓动新潮,老辈却往往与复古逆流相联系,在接二连三的冲突摩擦中,各自意气用事,易走极端,形成公开对垒。张尔田就曾将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中胡适的序言撕去,并当面向陈垣表示不以其请胡适作序为然。(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07页。)这种水火不相容的态度使得双方难以平实相待。1923年,汪东针对“新旧两派的争执,往往各走极端”的情形批评道:“讲学这件事,应当凭着商量的态度,新文化固当虚心容受,旧文化也断不可以一概抹杀。如果一个人能够新旧兼贯最好,不能便联络两派的学者,通力合作,重在互相引证发明,不要互相诋毁。至于辩论,自然是不可少的,却只要研究过的人,循持条理,破他自成,不要完全不懂的人,立在门外谩骂。”汪东认为:

   平心而论,学术也有分别,一种是求是的,只问是非,不论新旧,譬如哲学之类,后人发明,可以补苴或改正古人的地方,固然很多,但是古人有极精确的议论,任是如何,颠扑不破的,却也不少。一种是应时的,斟酌情形,务在可行,譬如政治法律之类,有所建制,必定要适合当时环境的需要,环境既变,旧的自然不甚适用,至少也要容纳几分新的来修正调和。但是把旧的一刀从根铲了,却换一个簇崭全新的来代替他,这新的是否与环境适合,也自有审慎讨论之余地。从前帝王,凭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把学术定于一尊,绝不许人对于钦定的学说,丝毫有所怀疑,那些学者,便也兢兢业业,遵守功令,除了父师相传的几本故书,把其余的一概贬作异端,所以新学家诋诃他是专制,是盲从,是一点不错的。然而,我要问提倡新文化的学者,垄断学籍,排斥异己,俨然有一派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气象,是不是专制?一般青年学子对于新文化,若者为是,若者为非,若者为适,若者为否,并没有充分考量判断的识力,一味跟着附和,是不是盲从?我们反对的是专制啊!盲从啊!却不论他是用哪一种学术来专制,盲从的是哪一派的学说。(注:汪东:《新文学商榷》,《华国》第1卷第2期,第1-2页。)

   同年,胡怀琛论及当时学界风气,也有如下评议:“今之学者,新旧互相攻击,夫攻击非治学之弊,攻击之结果,恒有以策学问之进步……今之互相攻击者,不仅不见进步,且日见退步,于是知其相攻击也,非以诚恳之心,研究学问,徒以利禄之心,标榜声名,相当之战守器具,皆所不问,惟日以攻击为事,此真治学之弊也。”他进而批评道:

   今之学者不求所以自立,徒为虚之气所乘,以盗窃为能事,以标榜为名事,不仅文话白话然也,一切学问,莫不如是。于是不知算学而言罗素,不知生物而言杜里舒,不知经史而言崔东壁,不知小学而言高邮王氏父子,无闭门读书之人,只有登坛演讲之人,无执卷问业之人,只有随众听讲之人。演讲与听讲,非不可行之事。然必演讲者对于所讲之学问,有彻底之了解,听讲者对于所讲之学问,有相当之根基。今演讲者自知学问之未了解也,于是好为新奇之说,以博听者之感情;而听讲者不仅无相当之根基,并无听讲之诚意……真正为学问之宣传而演讲,与为学问之研究而听讲者,可谓决无其人。至其比较稍善者,亦不能有具体之研究,而求治学之条理,或抽其一二枝枝节节为之。此等治学者,一中于欲速之心,二中于好奇之念,盖具体的研究,非穷年累月不为功,且无新奇可喜之说,足以动人闻听。今摭拾一二事,彼此钩稽,甚且穿凿附会,为之者计日可成,听之者诧为未经人道,于是治学者遂有二途:一曰求中国隐僻之书,以比附西方最新之说;一曰求单文孤证,以推翻前人久定之案。尤以翻案之学说,风行一时。(注:胡朴安:《论今人治学之弊》,《民国日报·国学周刊》(上海)第14期,1923年8月8日。)

   汪、胡二人批评的矛头虽然同时指向新旧双方,实际上对采取攻势的新派更加严厉。新文化派中有些人对于上述批评也大体认账。与汪东同门的钱玄同私下反省道:“仔细想来,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所以对于主张不同的论调,往往有孔老爹骂宰我,孟二哥骂杨、墨,骂盆成括之风。其实我们对于主张不同之论调,如其对方面所主张,也是二十世纪所可有,我们总该平心静气和他辩论。我近来很觉得要是拿骂王敬轩的态度来骂人,纵使所主张新到极点,终之不脱‘圣人之徒’的恶习,所以颇惮于下笔撰文。”(注:《致周作人函》,1920年9月25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32-33页。)

   调整新旧即是非的观念,考察新派与老辈的分歧,至少有相互联系的三点可重新考虑。其一,中国的固有学术,究竟是安身立命的所在抑或仅仅是单纯客观的学问。其二,考据能否作为治学的旨归。其三,中国固有学术是否只是一堆散漫的材料,能否用西学的系统来重新条理。

   在新文化派的学人看来,老辈是将学问作为安身立命的凭借,而不仅仅是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的客观对象。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写《一九二六年始刊词》说:“至于老学究们所说的国学,他们要把过去的文化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律,要把古圣贤遗言看做‘国粹’而强迫青年们去服从,他们的眼光全注在应用上,他们原是梦想不到什么叫做研究的,当然说不到科学。”胡适对待整理国故,观念前后数变,但始终反对将国学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据。他以为:“我们所提倡的‘整理国故’,重在‘整理’[两]个字。‘国故’是‘过去的’文物,是历史,是文化史;‘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求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去组成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国文化史。不论国粹国渣,都是‘国故’。我们不存什么‘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来供我们安身立命。北大研究所的态度可以代表这副精神,决不会是误解成‘保存国粹’、‘发扬国光’。”(注:《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第143-144页。)所以他始终批评一些同辈甚至后进学人在研究中国学术之时怀有卫道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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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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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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