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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甘泉: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

更新时间:2019-06-01 15:07:17
作者: 林甘泉  

   历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并不是一个很严谨的方法论的表述。作为基础知识,除了我们专业方向以外,应该充实一点古今中外法。比较宽阔的基础知识,研究起来才会有后劲,而非多少年来围绕一个课题转。此外,作为一名专业的史学工作者怎么处理古今、中外的关系?古今关系是历史的连续性和时代性的关系问题,中外关系是民族性与全球性的关系问题,也可说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我们研究断代史或专门史可能都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究竟什么是历史?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诠释,但有一个共同认识,历史是过去存在的事物和现象,是客观世界以往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①但按照我的看法,对我们历史学研究者来讲,历史学应研究人类史而不包括自然史,或者说自然史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上述话之后还有一句:“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这就是说历史研究的对象很广泛。过去有一个说法,史无定法,意思是研究历史不能拘守于一种方法。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稍微再作一点补充,说历史研究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博采各种史学方法,这样就更全面一些。我们研究古今中外法,也是这样一个意思。在方法论层面,我们不拒绝任何一个方法。

   关于历史研究方法,学术界已经讲得很多了。历史是一部百科全书,历史不仅有不同的研究领域,而且有不同的认识层次。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历史是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事实判断层次,通常我们讲的考据学基本是这个层次,这个层次主要涵盖的是占有材料的多少、真伪问题,研究方法主要是形式逻辑的方法,这里面没有阶级性。我从来反对讲究什么无产阶级考据学、资产阶级考据学。我们看的是功底、掌握的材料、怎么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层次是认识判断的层次,由表及里,涉及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区别主要在这个层次开始。但学一些唯物史观可能对考据学更有帮助一些。也不是说在这个层次只有唯物史观才科学。我们现在讲陈寅恪先生的两部代表性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当然既有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很多是认识层次的问题。

   第三个层次是价值判断的层次,不仅唯物史观者与唯心史观者会有不同认识,而且同是唯心史观的史学家也会有不同认识。同是唯物史观的学者在价值判断上也会有意见分歧。如对历史人物(秦始皇、曹操)的评价,反映了这个问题。

   不同层次都需要有人来做工作。第一个层次,清代学者和近代学者作出了很好的成绩。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但历史学确实不能局限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从历史学的功能讲,从推动历史学发展的制高点来讲,第二个和第三个层次要投入更多力量。我觉得像我们这样一个专业的机构,各层次布局力量是要有一个通盘的考虑。

   我们对西方的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各种方法论和代表论著,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多接触、多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观念的介绍和传播对历史学者扩大视野、更新观念,克服过去“左”倾教条主义毛病是有好处的。这里就探讨创新的问题。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讲创新。历史学的创新问题,历史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它已经过去了,作为一个客观研究的对象,它是不可能创新的,但是对历史的认识应该是与时俱进的,我们的观念、研究方法,甚至得出的结论,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史料的增加和新的发现、知识的丰富,对历史的认识是应该更新和与时俱进的。人文科学的更新应该是在一个积累的基础之上,不大赞成人文科学是所谓的“颠覆性”创新。一些认识在今天看来可能是错误的,但在了解学习时,对我们知识的积累是有好处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其实不是西方的主流,但是也叫得挺响,有些观念有其可取地方。但总采取“颠覆性”是很难达到科学的境界,很难达到超越前人的成就。

   还有一点,我们在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观念时,要有清醒认识。西方学术归根结底,是为西方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服务的。这是客观事实。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清醒认识,我们国家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有文化竞争力,就很成问题。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有个分析,文明系统有很多,就欧洲来讲,西方国家认为自己打不起来,继承的是希腊罗马的文化,中华文化是另外一回事。文明冲突是根本冲突,两种文明是没有办法调和的。另外,像中世纪不完全和希腊罗马一样,社会矛盾可以解决,政治上可以解决。中国和美国通过武力解决矛盾的危险是客观存在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两方要很好地正视政治文明的问题。西方一些势力,总认为中国是要获取过去中华帝国统治世界。

   现在文化界也比较乱,有的人是希望复古,把中国传统文化美化得不得了;有的是盲目崇洋,一定要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念。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情绪化的偏激言论。我们应该多关心知识界、文化界的思潮,但这些思潮都有一个问题,即缺少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变化、学术论争、文化思潮的激荡起伏的了解。其中有的人乱发议论、随风倒,对我们学术文化的发展没有好处,对自己学术积累也没有什么好处。

   就历史整体的方法论原则而言,我们应该认识到一点,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解读历史的方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马克思一段话讲得很好:“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②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我们总要对说明的对象有所取舍,不能笼统地将所有材料都凑集在一起。当然如果是史料汇编自然是另一回事。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主张要把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统一起来。这是对研究工作中材料和理论关系的科学说明。20世纪60年代对史论结合关系有过讨论,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说无论“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的提法都带有局限性和片面性。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无法把问题的复杂性说清楚。毛泽东讲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们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比较符合唯物史观创始人提出的方法论原则。毛泽东是个天才,但有时也很情绪化。所以有的人讲,说他不是史家胜似史家,有点道理。但问题在于他自己讲的事件,如“批儒评法”,自己就违背了方法论原则。

   历史是指过去的人类史,过去是一个流动的概念,今天的现实,明天就成为过去,历史长河是无穷无尽的现实所组成的。我们生活在现实中,同时也生活在历史中。我们提倡要按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历史,但实际上,对历史的理解和诠释往往不能不受现实的影响。大家可能都知道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过: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当生活的发展需要时,死的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现在史。他讲的是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关系的问题。他对历史的解释主要着眼于人的思想活动,他否认过去史的客观性,就不免要把历史研究引向唯心论的歧途。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主编克拉克在这部书总导言里面说的一段话:如果过去和现代之间没有连续性,如果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历史学家不能把过去融化在他的现代中,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过去,或者写出能使他的同代人认为真的可以理解的有关过去的任何情况。我认为这个思想是比较深刻的。

   中国传统史学很重视经世致用的功能。一些杰出的史学家都很重视今与古的关系,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王迹所兴,见盛观衰。这就是他的通古今之变。《资治通鉴》全书294卷,记载战国到五代1362年,其中隋唐五代371年,可是它的篇幅是118卷,占全书的40%,贯彻了详今略古的精神。司马光讲: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诫。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优秀的史学家都把关注现实,通古今之变看成是一个自己的使命,而且正是他们抱着这样的宗旨,所以他们的著作可以一直奉为经典,可以流传下来,成为史学史的标志性经典著作。

   今天的中国是从历史发展而来,学习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反过来说,关注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些历史的深层次问题。现实与历史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人类历史是从前到后、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顺势发展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对文明的认识,都是从后来追溯先前,逆向考察,来逐步深入和发展的。从来对历史的认识总是后者胜于前者,总的趋势是这样。所以马克思才会以生物学作一比喻:猴体的解剖对人体的解剖是一把钥匙。当然马克思也讲不应当把二者等同起来。马克思还有一段话对我们有启发:关于人类生活形态的考察及科学分析,一般是与人类生活形态的现实发展,循由相反的道路,总是从发展的完成结果开始。我们对古代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上的一些现象、制度等的认识,都应该站在今天历史的高度来认识。我过去写过文章,不赞成把当时当地的标准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要考察当时当地的一些标准,但价值判断要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进行。历史研究要涉及好多古今关系,如语源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学要借助于语源学的研究,但是不能停留在此,现在有的学者对这两者没有区分开。如果没有区别好,很多事情都要乱了。因为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解释和说明,很多词汇、观念都不是古代的或古代有过的意思,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如民主、革命。要借助语源学,但不能用语源学代替历史学。在使用一些词汇和概念的时候,既要说明它的最早的出处,又要说明它后来内涵、外延的发展变化,哪些是源出本土的,哪些是从外域输入的。不做这样的区分的话,古今就搞乱了。如果只考虑今天讲的意思,不考虑它的历史变化,或者只固守它最初的源头的意思,排斥它后来的变化,都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而只能导致刻舟求剑,或者胶柱鼓瑟式地误读历史。正确处理历史研究中的古今关系,不仅要注意一些历史现象、制度、人物的时代性、阶级性,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说明历史,还要承认对历史的价值判断是受当代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中国”这个概念,指意有多种,原来是一个地理概念,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都开始称我国为“中国”或“中华帝国”。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次在外交文献上出现“中国”一词。我们现在讲“中国”是一个近代主权国家概念,有主权、疆域不容侵犯的这样一种主权国家概念。怎么处理古与今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我们既不能违背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不能违背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历史上中国王朝的疆域有伸有缩,近代以来又受到帝国主义的宰割。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认定在清初康雍乾时期,在这以前有的朝代疆域往外推,有的朝代往里缩。为什么讲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认定在清初康雍乾时期?这样讲不仅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政治上也是站得住的。康雍乾奠定的历史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不无巧合的是从欧洲来讲,近代主权国家基本上是在17、18世纪形成的。就是从国际法来讲,我们也站得住。我们为何不选择鸦片战争以后,而选择鸦片战争以前呢?康雍乾时期疆域基本上稳定了。我们讲中国历史的时候,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土地,我们是必须记的。但除了香港、澳门,我们并没有要求把这些土地都收回来。在今和古的问题上,我们不能书呆子,要考虑到今天的政治。

还有民族关系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往往把汉族建立的王朝说成是中国,西方也是把中原王朝称中国。这在政治上、理论上都站不住的。今天的中国是多民族统一的主权国家,是几千年历史发展而来的。南北朝时期,南方称北方为索虏、北方称南方为岛夷,都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偏见。实际上南北两方都说自己是正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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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与史学》2017年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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