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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理论”?——与青年学生谈治学

更新时间:2021-01-19 23:07:43
作者: 王学典  

   摘要:“理论”在近几十年成为史学界谈虎色变的一个话题,在有些人那里甚至被视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这与乾嘉学派的深远影响与20世纪时事变迁高度相关。民国时代,学术界就存在着“新汉学”与“新史学”两种治史路径的对抗。轻视理论的倾向,与不能正确认识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与职能有关。历史研究有两大任务,一是发现和清理事实,二是说明和解释事实。而任何对事实的解释和说明,必须依托理论,甚至某些重要事实的发现和清理本身也离不开理论。历史研究离不开理论,如同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一样。健康的史学界必须在“史料”与“史观”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

   关键词:理论;新史学;新汉学;历史理论;20世纪史学

   作者简介:王学典,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9年第5期

  

   “理论”在近几十年成为史学界谈虎色变的一个话题,在有些人那里甚至被视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常有人通过“揶揄”“理论”来显示自己的学问是多么的“纯粹”与“学术”,这或许是学术上的钟摆效应使然,是对前几十年“理论”独步天下地位的反弹与报复!然而,老话说过犹不及,对“理论”的漠视已影响到学术的正常发展。针对这一情形,本文欲逆水行舟,谈谈“理论工具”在学术史研究中的作用问题。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学界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未出现专文探讨和研究什么是“理论”的文章,但需要说明的是,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要是一些临时性的想法,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完备且有一定深度的见解。

  

   一、乾嘉身影与“史论关系”问题的提出

  

   我先给大家谈一点关于史学史上“史”与“论”关系的情况,作为一个铺垫。

   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是以“乾嘉学派”为基本背景的,认清这一点极端重要。中国学术史上,汉学和宋学之间因路数和致思对象的差异而产生对抗,譬如“汉学”重“五经”,“宋学”崇“四书”等等,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是为“汉宋之争”。两大学派自宋代以来长期共存,各有轨辙,差异冲突至为彰明。发展至清代,乾嘉汉学取代程朱理学占据学界主流,这一点构成20世纪史学演化的基础。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对乾嘉汉学作了非常充分的阐发,乾嘉汉学对20世纪的整个中国历史学影响巨大。

   笔者在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学术界有所谓“回到乾嘉去”的口号。我们被笼罩在乾嘉汉学的身影之下,直到现在仍未完全走出。今天的所谓“国学复兴”,与“乾嘉汉学”路数并无实质性区别,这是我们大家在考察20世纪学术史、思想史以及史学理论时应该特别注意到的一个重要方面。

   实际上,20世纪史学有两条起源路径。一是由乾嘉汉学演化而来。顾颉刚先生等人的治学,早年在乾嘉汉学的滋润之下,慢慢演化,后来成为人所熟知的古史辨派,再后来走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形式上来,这是一条由经入史的路线。二是直接从国外传播而来,即先后从日本、法国、德国、苏联、美国引入。

   我把20世纪初占主流地位的,由乾嘉汉学演化而来的,包括顾颉刚先生在内的这一路径叫做“新汉学”;把另一条从西方传播进来、向西方学习获得的治史路径,叫做“新史学”。“新史学”和“新汉学”,是我用来清理20世纪前半叶史学史所使用的一对概念工具。

   由乾嘉汉学演化而来的这一学派,或曰治史倾向、治史风气,在进入20世纪之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占主流地位,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度登峰造极,风靡文史哲三界,直至30年代前期,也仍然如此。因为它的学术基础过于雄厚,以致很多人难以从中走出。

   20世纪那些史学大家之所以能够从容过渡过来,跟西方现代学术分类有关。西方现代学术分类把完整的学问分成中文、历史、哲学、政治学、法学等。中国传统的分类是图书馆分类,也即所谓的学问分类——经、史、子、集。西方现代学术分类和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之间,只有一门学科可以直接对接,即历史学。“经史子集”中有“史”,20世纪的西方学术分类有历史学这一门类,所以治历史的学者大都能较轻松地跨入西方现代学术分类、现代学科体系之中。

   而其他类目均不易对应现代学术分类。集部是文章别集、总集,很多是个人文集,其中内容庞杂,不完全属于文学。将子部对应于思想史,也未必尽然。而经部就更复杂。所以说,治其他学问的人要栖身于西方现代学术分类,须经过一系列的转型、调整和改造。可还没调整完,学术界形势已经大变,根本来不及调整。

   先师葛懋春先生曾说,20世纪最发达的一门学问就是历史学。他说,哲学,我们只能找到金岳霖先生或者其他极个别的一些人,像冯友兰先生等严格地讲都是历史学,中国哲学史是历史学。文学史也是历史学,包括萧涤非先生等都是研究文学史的。文学这一门类、哲学这一门类,在20世纪学术业绩都远远小于历史学,核心就在于历史学长驱直入,从传统的学术分类,直接进入20世纪的学术分类之中。

   20世纪初期,“新史学”虽已被提出,但乾嘉汉学的影响,如治史方法、学术观念等,根深蒂固,包括章太炎先生在内的很多老先生很难从中走出。像王国维先生这样经过西学训练的是极少数,多数人只获得了一些西学的皮毛,骨子里仍然是中国传统学术,仍然是乾嘉汉学。乾嘉汉学的治学纲领之一是实事求是、从材料出发,按照钱大昕的说法,就是不要评论。他说治学、治史不要评论,只要把事实清理完就可以了。而我们现在看,乾嘉汉学的学科属性,就是20世纪的国学、汉学,从20世纪学科划分的角度,我们如果给它找一个学科属性的话,完全可以把它归到文献学学科范围之内。乾嘉汉学就是文献学,在历史系就是历史文献学,在中文系就是中国古典文献学。新汉学或者说是史料派,在20世纪的学科属性基本上是在文献学的范畴之内,包括今天的国学。国学里大多数是文献学。为什么国学一兴盛,对古书的点校和整理都跟着发达起来了,因为这是它的学科属性、学术本性决定的。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乾嘉汉学的治学纲领在20世纪初叶依然占主导地位,占主流和支配地位。大家的观念仍然是这样,它的纲领就是所谓的实事求是,从文献出发,一字一句地考证、训诂。这是一套古文献学的作业方式。

   但分歧发生在了李大钊这里,其他包括梁启超先生等人都不明显。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明确提出:考证不是历史学的终极目的,考证只是手段。李大钊特别提出,历史学有两项任务,一是发现事实,二是解释事实,而解释事实异常重要。虽然李大钊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先驱,但是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地位至今未能得到充分肯定。大家大多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史观派史学的正统上溯到郭沫若,很少上溯到李大钊。这一状况存在很大问题。

   从李大钊开始,一种有别于新汉学的研究路线出现了,注重对历史的解释,注重理论、观念、概念的作用,这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当然,此前从日本传入的一些教科书当中已有类似的东西,但那是结合大量中国历史上的实例所作的说明,表述并不清楚。从李大钊开始,唯物史观派诞生了。唯物史观派高举的旗帜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五种生产方式,这个我们稍后还会涉及。

   从李大钊开始,再往后演化,则是郭沫若、范文澜等人。再往后,一派高扬理论,一派强调史料,治史分野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翦伯赞在他的论著中断定:没有理论,史料等于废物。他说的非常清楚,对史料派很蔑视。当然,两派在对抗的时候都有意气之争的成分。史料派看不起唯物史观派,认为是空论、空头史学;唯物史观派看不起史料派,笑之为“四脚书橱”。

   这两条治史路线,从李大钊时就已经或隐或现地开始对抗。但是史料和史论的对抗——或偏重史料,或偏重理论,或两者结合、两者平衡——本来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没什么了不得。问题在于强调理论的人更多地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到1949年之后变成意识形态。所以史与论之间的争论或多或少地带有了意识形态属性。强调史料的这些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严格地讲,在现实的分野当中,马克思主义者就认为强调史料的人是站在另一个阵营当中。所以说,如果单纯的史料和理论之间的差异,单纯地强调这一侧面或是强调另一侧面,根本不带有意识形态属性,至少并不十分明显,但是因为“论”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被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之内,使得这一争论带有意识形态性质,变得很尖锐、很敏感,格外引人注目。

   到了1949年,唯物史观派所从事的社会事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获得了成功,翦伯赞、范文澜等人摇身一变,成为史学界的主宰,陈寅恪先生等人被迫南迁,有一本书叫《南渡北归》,就是记录这些问题。既然唯物史观派所从事的社会运动获得了成功,唯物史观派自然也就成为学术界的领袖,所谓的“史界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成为史学界最高的权威,史料考订派在一段时间之内低下了头。

   但是,当唯物史观派蔑视材料的倾向走向顶点超出一定限度时,史料考订派重又出来发声。这次争论,一派将“以论带史”作为旗帜,另一派则以“论从史出”为旗帜,争斗由此开始。这个争斗一直到现在仍然或隐或现。在特别强调史料的这一派学者看来,拒绝理论带有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意味;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过于强调史料则是想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现今史学界仍然多多少少带有这样的意识形态倾向。

   从1949到1979年,“以论带史”占主导地位;从1979年到现在,“论从史出”占主流地位。我的文章《从反思文革史学走向反思改革史学》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文革”之前把“论”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文革”之后则把“论”贬低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我们今天仍然处在把“论”贬低到无以复加程度的阶段之内。我之所以提出要反思“文革”之后,即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学,主要目的就是要像我那篇文章的副标题一样,对若干史学关系再平衡进行思考。

  

   二、什么是与历史学相关的理论

   接下来进入主题,分三个部分给大家谈三个主要问题:即什么是理论,包括什么是历史理论?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理论?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究竟有什么作用?

   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

   所谓的理论,在我看来是对那些带有普遍性、全局性、宏观性、结构性、一般性的历史现象或者比较重大历史事件的假设或者说明。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带有这些规定性。与这里的规定相对的另一面,是经验、事实、细节、局部、个别、现象等等。换言之,所有的理论,一定是关于普遍性问题的一个陈述、一些规定。

   比如唯物史观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它绝对不是针对个别事实,也不是针对某一个社会形态的事实。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它是针对人类历史当中某些共同的东西。它提出了一套假设: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人类历史的规律、社会形态的演进。迄今为止,还没有另一套理论能够取代马克思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在前些年英国的千年思想家评选中排名第一的主要原因。在西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马克思本身都已经进入主流课堂,得到大家的公认。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已被世界公认为一门学问。

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诞生后,几乎成为所有理论的分水岭。几乎所有后来产生的理论,均可分为赞成马克思理论的,或者反对马克思理论的。反对马克思的理论中,最著名的是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要靠某种精神因素,而马克思是在历史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把经济因素、物质因素置于历史发展链条的终极地位。这一点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表现得比较明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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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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