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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兵:清教徒笛福笔下的中国

更新时间:2019-03-19 00:51:19
作者: 陈兵  

   内容提要:在17、18世纪欧洲流行“中国风”的社会语境里,英国小说先驱丹尼尔·笛福却迥异于当时的文化潮流,在其作品中大肆攻击中国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经济文化落后、民众愚昧,体现出对中国文化的仇视。从未到过中国的笛福如此憎恶中国,其缘由值得探究。综合考察其经历、思想以及当时的英国社会文化语境,可以发现,笛福的严苛清教信仰以及与此相关的重商主义思想与民族主义情绪是其仇视中国文化的主要原因。

   关 键 词:笛福  清教  中国  重商主义  民族主义

  

   17世纪中期,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进入欧洲,立即风靡一时,受到各国上流社会的喜爱。与此同时,精巧雅致的中国园林艺术也传入欧洲并影响欧洲园林建筑。《大学》、《中庸》、《论语》等中国儒家经典也于1661-1662年间被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欧洲开始流行“中国风”。17世纪晚期英国的坦普尔爵士(William Temple)在自己的文章里盛赞孔子的为人及儒家学说。此后,英国的自然神论者柯林斯(Anthony Collins)、廷德尔(Matthew Tindal),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等人都著书立说推崇中国的儒家学说、开明君主和文官考试制度,甚至汉字也被认为是人类的初始语言①。但是,在这一片揄扬声中也不乏诋毁中国的声音。17世纪晚期威廉·尼克尔斯(William Nichols)面对自然神论者对基督教的责难,撰写《有神论者的对话》(Conversation with a Theist,1699),攻击中国宗教和道德。英国牧师威廉·沃顿(William Wotton)也反对坦普尔对中国文化的赞美,质疑汉字的难学以及中国阴阳五行学说的浅薄落后。18世纪中期的乔治·安逊(George Anson)在《环球航行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in the Years 1740-1-2-3-4 by George Anson,Esq.,now Lord Anson…Compiled from His Papers and Materials by Richard Walter,Chaplain of His Majesty's Ship the Centurion in the Expedition,1748)中更是以自己在中国广州的亲身经历攻击中国政府软弱,官员贪婪,文字笨拙,人民麻木不仁,并质疑此前欧洲人士对中国的褒扬。18世纪初,英国著名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对于中国的批评可能最为彻底。他早年在《联合机》(Consolidator,1705)中以极为夸张的笔调描写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各种匪夷所思的科学技术,虽貌似赞扬,实则是沿用那个时代英国文人习用的讽刺手法,以荒诞不经的描写来暗讽中国②。而在其后的《鲁滨孙漂流续记》(The Fu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1719)、《鲁滨孙沉思录》(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with His Vision of the Angelic World,1720)等著作里笛福对于中国的文化习俗、科学技术、政府组织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抨击。笛福生活在17世纪后期与18世纪前期,并未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了解完全来自当时的游记、传教士的海外记录以及商人、外交使团的报告等等。为何他对中国如此仇视,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此学术界莫衷一是。在国外学术界,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认为笛福在《联合机》里对中国态度友好,但后来开始仇视中国,可能源于其思想的变化,也可能有吸引读者和宗教因素、以及尊奉“英国至上”的心理作用等③④。罗伯特·马克利(Robert Markley)认为笛福对中国的态度是英国寻找现代自我中的‘梦魇’⑤,斯塔尔(G.A.Starr)则将笛福对中国的态度归结于对中国政府、经济和宗教三个方面的不满⑥。在中国,1930年代陈受颐发表了一系列以《丹尼尔·笛福:中国的严厉批评者》为代表的相关研究论文,但此后很长时间中国学术界没再重视这个问题。1991年范存忠在其英文博士论文基础上写作出版《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其中谈及笛福的中国观。近年来姜智芹、葛桂录、王丽亚、陈西军、管新福等国内学者运用东方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研究等批评方法,从社会、文化、科技等角度探讨了笛福的中国观,颇有深度。但笛福中国观中的一些重要因素比如宗教因素等,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阐释。本文认为,要想充分认识笛福仇视中国的原因,我们需要在考察当时欧洲、特别是英国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充分注意笛福清教信仰的因素。概言之,笛福对于中国的仇视,部分源于其严苛的清教信仰,部分源于其与清教信仰相关的重商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情绪。

  

   一、清教徒眼中的异教中国

  

   清教兴起于16世纪的英国,反对天主教的森严等级制度、繁文缛节与腐化堕落,主张简化宗教仪式,强调对于基督教的虔诚和对《圣经》的绝对信守,提倡过勤俭、简朴、道德的生活。笛福出身于清教徒——当时也叫“不信奉国教者”——家庭,从小就接受清教的教诲,并在一所清教徒学校上学,养成了严苛的清教思想。当时欧洲启蒙思想家盛赞中国的开明政治制度以及先进的文化,目的在于挑战专制暴政和基督教神学,鼓吹像中国那样用世俗的道德和教育为人类营造一个现世乐园。中国的儒家学说成为他们——特别是英国自然神论者——用来攻击基督教神学的武器。廷德尔认为,异教的孔子有着比基督徒更好的美德,“我根本不认为孔子的教条与耶稣的教导有什么区别,而认为前者平易通俗的教条有助于人们理解后者更晦涩不明的教导”。柯林斯也宣称,理性是基础的信仰,在批评基督教信条时应到东方材料中寻找证据,东方的佛教徒有自己的经文,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宗教,基督教绝非唯一的宗教,《圣经》也不是所有人种的经典⑦。自然神论者通过美化中国儒学来贬损基督教和《圣经》,作为清教徒的笛福显然不能容忍。可以说,他在作品中对于中国的丑化其实就是对英国自然神论者的驳斥。在小说《鲁滨孙漂流续记》中,笛福通过其代言人鲁滨孙抨击中国是个崇拜怪诞偶像的异教徒国家:

   那里的百姓怀着强烈的错觉,崇拜魔鬼,匍伏在怪物、风土水火、形象可怖的动物或怪兽的图像或雕像面前。我们经过的每一座城市,都有各自的宝塔、偶像、寺庙,而无知的人们甚至在崇拜他们亲手制造出来的东西。⑧

   我们知道,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强烈排斥其他宗教,斥其为异教,认为它们崇拜偶像,秉性邪恶。鲁滨孙将中国描写为崇拜怪诞偶像的异教徒国家,明显是对中国的诋毁。在1720年出版的《鲁滨孙沉思录》中鲁滨孙继续攻击儒学和中国宗教,认为儒学不过是一些纠缠在一起的政治、道德和迷信因素的胡言乱语,既不一贯,也无多少逻辑思辨,还不如一些美洲印第安人的异教信仰来得完整实在⑨。由此出发,鲁滨孙继续大肆攻击中国怪诞的偶像崇拜:

   当我们谈到被人们誉为有识见、天赋伟大的中国人,我们发现他们其实深陷于偶像崇拜的污泥中无法自拔。他们顶礼膜拜的偶像狰狞可怕,形态怪诞,不取自真实的动物形体,也非德行、贞节、斯文的形象,纯粹是其祭司想象出来的狰狞形象……它们既无面目身体,也不能行走,站立,飞翔,不能视听、言说。这些丑陋狰狞的偶像的唯一作用,就是将一大堆乌七八糟、可怕而又可恶的观念装到偶像崇拜者愚蠢的脑子里。⑩

   这种攻击在《鲁滨孙沉思录》中多处可见,其言辞之激烈离奇,已近谩骂。难怪当年林纾先生翻译笛福作品至此,愤怒之极,差一点连译稿带原书一起撕毁(11)。

   与此同时,小说中鲁滨孙又一再强调基督徒的文明善良:“信奉基督教的国民,待我们只会好,不会差;只会有好处,不会加害我们的。”(12)在经过中国台湾岛时,鲁滨孙声称台湾岛民文明和善、谦恭善良,并认为这是荷兰新教传教士带来的基督教的影响(13)。小说中鲁滨孙到了中国昆山后发现当地有三个天主教外国传教士在传教,但是,这些中国教徒“只不过知道了基督的名字,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向圣母玛丽亚和圣子说几句祷告词,画画十字,如此而已……而这些所谓的传教士却坚信在他们的教导下这些人一定会得救。”(14)这里既有对中国人的丑化,形容中国人蠢笨无比——这是对于此前欧洲文人墨客颂扬中国人聪明的潮流的反拨,也有对当时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比较卖力的耶稣会士的讽刺和批评。这不仅因为耶稣会士隶属于天主教体系,是清教徒的抨击对象,也因为早期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时的灵活策略如吸收中国文化进入其教义引起欧洲宗教人士的反感,同时耶稣会士对于中国的褒扬正是欧洲“中国风”的源头之一。不仅如此,笛福还在其《魔鬼的政治史》(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Devil,1726)中把那些颂扬中国的耶稣会士都看成了魔鬼的团伙,并详细论及耶稣会士如何千方百计企图控制中国与日本,因而面临被赶出中国的危险(已被日本赶出去):

   勤恳刻苦的耶稣会教士们似乎比‘中国的魔鬼’智高一筹;由于他们的使命面临失败的危险,他们很可能会像在日本一样被‘中国的魔鬼’和皇帝驱逐出境,所以,他们狡猾地同当地的那些教士妥协,融汇了两种宗教的谋略,使耶稣基督与孔夫子协调一致,让人觉着中国人与罗马的偶像崇拜似乎能够结合在一起,而且并行不悖,中国人和罗马人最终将成为很好的伙伴。(15)

   其实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时吸收儒学思想的本意在于混合基督教的信仰与儒学思想,并以宗教的名义将儒学基督教化,从而达到传教的目的。但显然笛福非常不满意耶稣会士的这种传教方式,对他这个比较严苛的清教徒来说,耶稣会士吸收儒学思想进行的传教是对基督教的背叛,是魔鬼的把戏。耶稣会士对中国的颂扬自然也相应地成为需要摒弃的东西。史景迁认为,笛福的作品讽刺中国且明显含有敌意,部分原因在于其对宗教的看法:耶稣会士和天主教徒们忙于赞美中国,笛福受到刺激,自然就采取了与天主教徒对立的立场(16)。

   还有一个因素值得考虑。那就是,笛福成长的时代正是英国宗教纷争不断的年代。在笛福出生的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国王查理二世对此前推翻王室、杀死其父亲查理一世的清教徒进行清算,而其弟、王储詹姆斯是天主教徒,试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此后几十年内英国国内宗教纷争不断,清教徒则经常是牺牲品。因此,他们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恐惧和不安全感。笛福在成长期间就耳闻目睹不少清教徒被囚禁、杀害,他自己也因为在1702年写作并发表《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径》来讽刺和控诉托利党人对非国教教徒的迫害,结果被逮捕并判处枷刑示众和半年监禁。笛福晚年曾愤怒地斥责当时迫害清教徒的托利党人坚持的王权神授原则:“我曾听说这个原则公开宣扬,如果国王要我的头颅,派使者来取,我就应该屈服,乖乖站在那里等他割去。”(17)试将其与笛福在《鲁滨孙沉思录》中对于中国政治专制的抨击进行比较:“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绝对的暴政……如果你命令他们去上吊,他们只会哭一会儿,然后就乖乖地屈服了。”(18)我们发现,这两段话在内容和情绪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看来,笛福对当时中国暴政的想象和攻击也是其对英国国内政治压迫的曲折反抗,表达了其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清教徒的恐惧和不安全感。

  

   二、重商主义者眼中的落后中国

  

笛福年轻时上过清教徒办的高等教育学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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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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