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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燃烧镜底下的真实

——笛福、“真瓷”与18世纪以来的跨文化书写

更新时间:2016-04-14 15:27:26
作者: 刘禾  

  

也许出于直觉,也许出于某种超常的洞察力,佛吉尼亚 • 伍尔芙在解读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时候,发表了一番不同凡响的见解。说不同凡响,是因为她在这部18世纪的小说里发现了一个长期被笛福小说研究者们所忽视的细节。这一细节乍看微不足道,而伍尔芙却在里面找到了某种启迪,使它一跃而成为导读整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线索。这一富于启迪性的细节是什么呢?它是伴随着鲁滨逊在荒岛上生活的那些平常的陶罐、瓦罐。普通的读者即便能够回忆起笛福小说中的诸多细节,也不过把这些瓶瓶罐罐看作是鲁滨逊在荒岛上制作的许多生存工具之一,而不会特别留意。伍尔芙则不同,她的解读给鲁滨逊的瓦罐赋予了谜一般的象征涵义:

   笛福通过强调前景中一只普普通通的瓦罐 (earthenware pot),企图说服我们去观望那远方的岛屿和孤独的心灵。笛福对这只瓦罐的泥性和结实毫不怀疑,他叫大自然服从于他的设计,将宇宙万物绳之于人的意志,由此达到和谐。可当我们掩卷之时,是否有理由这样发问:为什么一只普普通通的瓦罐所提供的视角,一边让我们感悟到宏伟高大的人头顶灿烂星空,屹立于崇山大洋之前,一边却让我们仍得不到充分的满足感?[1]

   伍尔芙把鲁滨逊的瓦罐作为小说中的主要表征意象,提醒我们要注意人类与其所创造的物件之间的借喻关系 (metonymy),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这种借喻形象的局限性。在她的解读中,笛福(不如说,鲁滨逊)对于瓦罐的泥性及真实性的执着,营造了一种拜物教的氛围,从而诱发了这一借喻的历史意义以及它在18世纪的美学蕴涵。此处的瓦罐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物神(fetish),但它绝对不是原始人的那种物神而是现代人的物神,因为伍尔芙认为它承载着现代人将大自然统治于自己的意志之下的象征。笛福让其主人公主宰宇宙万物的意图,给小说嵌入某种隐密的暴力因素,促使伍尔芙在上述引文的结尾处提出了一个并不希求回答的问题。然而,伍尔芙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修辞性的反问,因为它同时还为鲁滨逊作为陶罐的制造者与拥有者的身份蒙上了一层疑问。笔者认为,这一疑问可能源于陶罐本身的来历不明。

   18世纪以来,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反复使用鲁滨逊作为经济学的原型,并由此出发,建立他们宏大的理论体系。自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头两卷在1719年初次面世以来,那个在荒岛上踽踽而行的鲁滨逊就不断地出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写作中,直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鲁滨逊生产方式的所谓“原始”状态做出如下反讽:“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帐来。”[2]马克思又说:“作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出发点的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绝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过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3]

   前面已经提到伍尔芙对鲁滨逊的瓦罐的解读,尽管伍尔芙没有细致地为我们分析小说中的美学虚构形式,但由于瓦罐在笛福的小说中应运而生,成为鲁滨逊“原始生活”写照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接着马克思和伍尔芙,再进一步追问:鲁滨逊在荒岛上制造那些瓶瓶罐罐的“原始生活”究竟成就了怎样的一个美学虚构形式?本文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打算围绕鲁滨逊的瓦罐,以及鲁滨逊作为罐子的制造者和拥有者这一身份,展开对近代英国文学研究和科学史研究中的大前提和方法论的质疑,并在史料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新的研究思路。

   从科幻小说到现实主义

   我们知道,欧洲人开始直接参与亚洲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始于15世纪,大宗的进出口产品包括丝绸、茶叶、布匹以及瓷器等等。弗兰克在他最近出版的《白银资本》一书中写道:

   欧洲人通过参与亚洲国家内部的‘短途贸易’要比他们从亚洲的进口贸易中获利要多得多,尽管后者使得他们能够在向非洲和美洲的再出口贸易中进一步获利。因此,欧洲人能够通过参与亚洲内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从亚洲国家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他们最终还是靠美洲的白银才达到这一目的的。[4]

   欧洲人喜好的亚洲商品中有丝绸、茶叶、印花布、瓷器。中国瓷器,也叫真瓷(白瓷),在世界贸易中流传甚广,成为其它地方的瓷器制造商极力效仿的产品。[5]时至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瓷器成为欧洲贵族家庭中最为时髦的奢侈品。可以说,在笛福时代,是瓷器而不是伍尔芙眼里的瓦器,得以在全球的转喻交换网络中广泛地流通。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来讨论的陶罐或瓦罐何以在《鲁滨逊漂流记》一书中应运而生,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笛福小说的出版时代正值早期现代世界贸易进入高峰,而后者与欧洲对他国的殖民扩张又紧密相关。

   在《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鲁滨逊把他自己制作的器皿叫做earthen ware,没有叫porcelain 或china ware。但笛福写作这部小说的时代正是欧洲人追求中国青花瓷的鼎盛时期,而同一时期,笛福还发表过几篇文章抨击进口瓷器,他认为进口瓷器给英国经济和社会道德风貌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6]如此,《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的陶瓷实验在这种背景之下就显得具有双重意义了。笛福的评论文章显示,他对于白瓷和其他陶制器皿之间的技术差异及其象征意义有着浓厚的兴趣。事实上,在威廉国王的治下,笛福本人曾经在大火后扩建伦敦的建筑工程中,试图生产砖块和一种荷兰式的仿宜兴瓷波形瓦片,以迎合伦敦在重建和扩建中对建筑材料的需求的增长。在1690年代,他还与别人合伙投资,成了一个砖瓦厂的业主。根据珀拉 • 贝克沙埃德(Paula Backscheider)的研究,笛福在英国埃塞克斯的砖瓦厂是他的主要产业,每年可以使他净得600英镑的进帐,同时他也相信这项产业比起其它的项目来,将是他家庭经济的一个更可靠的保证。[7]

   威廉国王的统治时期正值中国瓷器风靡世界市场,成为正在上升的欧洲“中国热”的顶点,并在此后几十年一直统治着贵族们的品味。笛福对这一趋势不满,责怪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倡导了四种奢侈的嗜好,继而为国民效仿,成为举国的“异教偶像。”这四种嗜好分别是:园艺、绘画、东印度棉布和中国瓷器。笛福不无忧虑地说,皇家的品味业已普及为“平民百姓的品味,以致于伤害了我们的贸易,毁坏了我国自己的制造业和穷人的利益;因此议会曾几度被迫制定两条法案遏制这种趋势,从而最终禁止使用这些产品。”[8]谈及进口瓷器,笛福写道:

   用瓷器装饰室内我认为是王后首开先河,在国内渐成风气,继而发展到一种奇怪的地步:每一个橱柜、壁柜、和壁炉烟囱上面都摆满了瓷器,一直顶到天花板。在缺乏这类空间的地方,甚至专门设置摆放瓷器的架子。最终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乃至危及到家庭和产业。[9]

   撇开笛福对于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的反感不谈,他在生活和创作中对瓷器所形成的观念却值得我们思考。作为一个实业家,笛福曾投资砖瓦厂,与此同时,他又是外国进口瓷器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甚至在《鲁滨逊漂流记》的第二卷中对瓷器大加讽刺。(笛福小说前两卷于1719年初版,第三卷在1720年问世。林纾和曾宗鞏两人合译的文言文《魯賓孫飄流記》包括头两卷,而后来流行的白话中文译本只译第一卷。)瓷器与其它陶制品之争的主题,无疑表达了笛福抵抗外国奢侈品侵入英国市场的保护主义立场。然而,经济领域的现象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它很容易就在隐喻的层面上实行灵活的符号转换。也就是说,18世纪的瓦器和其它陶制品不能不令人联想到瓷器,反之亦然。《鲁滨逊漂流记》中的earthen ware正是在隐喻的层面上与瓷器互文,从而使瓷器以“缺席”的身份存在于小说之中。

   笔者这里要强调的是,18世纪物质文明之间的竞争,在笛福的写作中经历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嬗变,才使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成为一个纯粹的关于(白)人“在自然状态下独立生存”的故事。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把鲁滨逊在荒岛上进行的制陶实验称作是“殖民否认”(colonial disavowal)的修辞表征。下面的分析将展示这种“殖民否认”的修辞是如何在文体与语境等多方面极大地影响了笛福的小说叙事。若要理解这种修辞是如何在文本中发挥功能的,笔者认为不应简单地将常见的(鲁滨逊的冒险故事)寓言式的解读置换成另外一种解读,而应该去追问故事中瓷器的“缺席”,并试着解释这一“缺席”是如何规定了鲁滨逊的器物在小说中的转喻作用。瓷器在《鲁滨逊漂流记》第一卷中的“缺席”十分显著——这一外来物如同鬼魂一般,游荡在笛福的书写边界,并与试图将其排斥在外的叙述者的权威力量进行较量。

   尽管鲁滨逊瓦罐的实在和独特一经伍尔芙解读,似乎已被消解或变形成为其它事物的象征,但它在本文中仍有另一个复杂的层面有待考虑。18世纪的欧洲人,在极力控制进口物品中奢侈品的价值,生产赝品参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的同时,对下述问题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科学兴趣:如何分辨真瓷、“软胎”瓷 (pate tendre) 和其它类型的陶瓷?如何将它们分门别类?[10]炼金术士以及科学家们花费了多年的精力,试图发现和确定所谓“真瓷”(true porcelain)与较常见的欧式“软胎”瓷以及陶器之间的不同“科学”价值。与此同时,欧洲人开始对真瓷的基本构成,继而对中国高岭土和瓷石进行研究。对高岭土和瓷石及其欧洲变种的探索使得陶和瓷之间产生了有趣的质的区分,即真瓷与软胎陶瓷的区别,如faïence和delft。换言之,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来自中国的真瓷与普通陶器和欧洲本土的软胎瓷品之间出现了“本质性”的区别,它赋予对象在价值和品质上的差异,而这一类差异对于当时的商人、科学家、收藏者和制造者是至关重要的。

   了解这一点,对我们理解《鲁滨逊漂流记》的瓦罐情节能够带来什么新的启示呢?它是否可以导向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新阐释呢?彼得 • 休姆(Peter Hulme)在其《殖民遭遇》一书里,有一章写到“鲁滨逊与星期五”,并由此对伊安 • 瓦特 (Ian Watt) 1957年出版的《小说的兴起》以来,关于笛福研究中颇有影响的两派批评提出了挑战。其中一派即是由瓦特本人代表的“经济个人主义”和形式现实主义的学说;另一派则是将笛福的小说作为“清教寓言”的所谓的“精神自传”读解。[11]与之相关的问题是,《鲁滨逊漂流记》作为英国文学史第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的说法到底能不能成立?休姆对瓦特著作的论点是这样概括的:其一,《鲁滨逊漂流记》是一部了不起的具有现代现实主义特征的“个人主义”小说;其二,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瓦特所谓“形式现实主义”的一般规范;再者,小说通过鲁滨逊的冒险行为展现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动力趋向,它从来都不仅仅是满足于维持现状,而是不断地改变现状。”[12]但是休姆认为,笛福小说流水账般的叙述和无所谓形式的故事情节,并不能满足瓦特所要求的形式现实主义和内在的统一之规则(此乃资产阶级美学之试金石),这样一来,瓦特的理论基础就不攻自破了。

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也为了捍卫《鲁滨逊漂流记》的形式和叙事上的统一,另一些评论家则开始将小说与清教徒的日记类比,用所谓“清教寓言”的方式来解读它。[13]根据这种解读,《鲁滨逊漂流记》中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模式,此模式使得叙事人在对每时每刻平凡经验的记录过程中去理解神的旨意,他的日常生活由此获得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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