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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光宗:人口优化:人文人口学的使命

更新时间:2019-03-12 20:31:38
作者: 穆光宗  

  

   摘要: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背景下,重温人口经济关系如何从紧张转为缓和直至进入良性循环的过程可以发现, 人口红利很大程度上是人口流动创造的。今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城市外来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和社会融合问题。反思和讨论人口治理的方式和机制,以及人口控制的特点可以得出,低生育水平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终结, 而是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当下人口控制论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我国需要更富远见的鼓励生育和优化人口的政策。人口政策的改革就是不断还权于民和造福于民,以及提高人口总体社会福利水平的过程。人文人口学的使命就是构建中国本土特色的人口优化理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有很多经验和教训。改革开放的中心思想是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塑造公信力,提升综合国力。“改革”就是对内搞活,破除体制的束缚,解放生产力。“开放”就是打开国门,汲取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但学习先进科技的同时,也必然进行商品贸易、引进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很有可能丢了自己的根本(传统文化)。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99 不战而胜》中曾写道:“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这给我们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因为在人文人口学的视野中,人口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的发展问题,是如何做人、如何生活的问题。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揭示了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言简意赅的平衡之道,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珍惜传统,取长补短,文明共享,家国共荣。

  

   回望1978—2018这40 年之峥嵘岁月,改革开放与中国人口的关系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过去经验谈得多,教训谈得少,其实正反两方面都不可或缺,都需要看,历史的反思对中国人口的健康发展真正有益无害。

  

人口流动、人口活力、人口红利和人口推力


   改革开放前,中国掉入的不是单纯的马尔萨斯人口增长陷阱,而是体制性人口贫困陷阱。僵化计划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制造出了规模巨大的相对过剩人口,长时期内人口如“一潭死水”不能流动也就难以释放红利。上世纪80 年代农民进城就被看作“盲流”,城市采取的办法是简单粗暴的堵和赶。人口的自由城市化实际上是历史的“潮流”,只不过这股潮流与中国积重难返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僵化的城市治理体制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碰撞和严重冲突。将人口远距离流动所产生的问题归咎于流动人口的流量、素质、结构等是片面的,人口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体制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

  

   改革开放使人口的“一潭死水”变成了“欢快流水”,将流动人口的梦想、激情和干劲带去了远方,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回望40 年,可以说是人口流迁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循环的最佳时期。毛泽东为中国改革开放留下了一笔丰厚的人口遗产——“人是第一宝贵的”。中国一方面收获了毛时代积累的巨大的人口增长红利,另一方面又欠下了新一轮的人口亏损债务。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力实施导致人口少子化进程加速,0~14 岁少儿人口占比从1982 年的33.6% 下降到2010 年的16.5%,为未来“青年赤字”、年轻人口亏损埋下了伏笔。

  

   改革开放创造了“全国人口一盘棋”的格局,将大量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业过剩人口”转化成“工商业必要人口”,从而为中国几十年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资源,释放出巨大的人口红利。依笔者之见,人口红利应该是指人口的价值与贡献,关键在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我国的问题是农村教育的不发达,年轻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人力资本积累有限。所以在人口红利的构成中,人口素质红利贡献比较少,农村年轻劳动力具有近乎“无限供给”的数量优势,人口红利主要应归功于人口的数量红利。笔者还认为,人口红利不存在有无问题,而是早晚和大小问题。任何亚人口都可能创造人口红利,如老年人口红利和残疾人口红利。

  

   当人口成为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或者内生变量时,人口活力和人口推力就产生了。市场经济天然要求人口的自由、有序流动,在流动中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有效组合。人口与经济是相互作用的关系,人口以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给予经济发展以推力,一是产品创造的推力,二是消费欲望的推力,两者相得益彰。特别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全国思想得到新一轮的大解放,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为市场导向,蕴藏在亿万人民身上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得到肯定,无穷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喷涌而出,人口经济良性互动,中国进入活力四射的工商业社会。

  

   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而不是人口控制帮助中国跳出了体制性人口陷阱。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有赖于毛时代的人力资源的储备,虽然人口储备是在吃不饱饭的艰难条件下实现的,1949—1978 年新增人口4亿多。但随着时间的推演,生命历程(life course)将新生儿一个个转化成年轻劳动力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正如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所言:“一个婴儿从出生到成长为合格劳动力之间有一个抚育的过程,你负担得起就不是问题,你负担不起才是问题。”在传统体制下,一方面由于缺乏避孕节育的知识和措施,人口增长没有得到内在的抑制,新生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消费力时刻挑战家庭和社会的养育力,即人口压迫生产力;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农村一端成了新增人口的“巨大蓄水池”,大量剩余劳动力堆积在有限的耕地上,无法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流动转移,导致人口贫困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口流动迁徙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也越来越广。人口自由度是经济增长活力的晴雨表。人口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流迁所创造和贡献的。人口的活力来自人口的流迁,人口过剩问题随之化解,而人口融合问题随之产生。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往往会带来新的问题,这是社会转型的基本规律。

  

   近年来中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2016 年已达到64.7%,成为2.45 亿流动人口中的生力军。其中“80 后”(出生于1980—1989 年间)流动人口比重由2011 年的不足50% 升至2016 年的56.5%;“90 后”(出生于1990—1999 年间)流动人口的比重由2013 年的14.5% 升至2016 年的18.7%,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由乡及城的人口流转已成大趋势,人口城市化之后提出了人口市民化的新课题。

  

   人口流动激发了人口活力,大批青年农民“洗脚上田”,从一开始的“离土不离乡”到后来的“离土又离乡”,人口流动的半径和范围不断扩大,展示了流动人口“不流动”的新特征,开始了人口城市化之后市民化的新征程。中央现在的提法是“人的城市化”。2014 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3 个1亿人,即“促进约1 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 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 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从“全国一盘棋”出发,大城市的人口发展问题恐怕需要内外兼治。对“内”来说,根本上还是城市管理与社会发展水平的问题。变化的人口问题时刻在考验城市政府的执政能力、接纳能力与统筹能力。二元结构下户口情结和城市本位偏向根深蒂固,需要不断的反思和持续的改变。对“外”来说,接受考验的还有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综合调节和治理人口问题的时代已经到来。“人口治理”的提法比“人口控制”更合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理应有人口治理的一席之地。现代人口治理的基本构想是:以人权为中心,以自治为底色,以优化为目标,不仅人口增长适度,而且人口素质优良,人口结构合理,人口流迁有序,人口融合有效。

  

   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聚集到城市发达地区,导致人口地区分布失衡。一方面,大城市面临人口过度城市化的巨大挑战,出现蚁族、蜗居现象,城市流动人口老贫民和知识人口新贫民并存现象,人口城市化之后的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日趋突出;另一方面,2003 年前后很多农村地区劳动力转移已经超越“刘易斯转折点”,不少村庄再无“剩余劳动力”可以向外转移,出现大批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孩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缺乏人口支撑。

  

   让人口流动起来、自由择业,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可谓中国改革开放解决人口存量问题的成功经验。市场化改革调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人口在流迁中逐渐提高了社会总体和平均福利水平。

  

从控制到优化:人口治理方式需要转变


   回望过去,在人口问题的认识和治理上,我们走过一段很长的弯路。对人口规律缺乏了解和敬畏,对国家意志和政府权力过于迷信,这种权力的傲慢在中国并不鲜见。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政府采取了严苛控制人口出生增量的片面的人口治理方式,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功绩的同时,也使得不少家庭人口结构和社会人口生态遭到破坏,出现了一些独生子女风险家庭和失独痛苦家庭。中国只是被僵化体制中的庞大人口总量和阶段性的人口增长压力吓住了,其实人口问题是结构关联和阶段演变的,具有强烈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在解决人口增量问题的同时可能带来人口的结构失衡问题,亚人口之间的关系和平衡需要用“大人口”框架来统筹。

  

   1980 年9 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称《公开信》)发布,中国自此进入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急刹车”时期。《公开信》的发布是我国人口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概括而言,我国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草率性。一孩化政策的出台缺乏一个广泛讨论、严格论证、征求民意的过程,其时人口科学还很不发达、很不“科学”。人口纯分母论(人均概念)、纯经济论甚嚣尘上,实则非常片面、消极、静态和表象。

  

   二是强制性。缺乏对生命和因果的敬畏之心,政府计划外的怀孕和生育不被允许,家庭生育意愿的自主性和多样性被忽视。

  

   三是极端性。生育一孩和二孩有很大的质的差别,强迫一孩化可以说是比较极端的社会干预;而人口零死亡、零风险假定也不符合事实。现在相当数量的独生子女失独家庭的存在,证明了一孩化政策巨大的风险代价是难以规避的。

  

四是一致性。计划生育是汉族一刀切,全国一盘棋。虽然中国地域差别甚大,实现的却是同质性人口转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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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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