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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斯亮:耀邦叔叔

更新时间:2019-02-28 20:27:02
作者: 陶斯亮  

  

   2016年,在一次胡耀邦新书发布及思想研究座谈会上,满屋坐的都是当今思想理论界最知名最活跃的学者,我夹在其间不敢吭声。可偏偏主持人点名让我发言,慌乱中脱口而出〝我认识耀邦叔叔的时候德平还没出生呢!〞 众人先是一愣,继而哄堂大笑。后来再遇德平,他说:“我怎么也想不到你怎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不过也对,你比我先出生么!”

  

   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我们的父辈在延安时期就是朋友,又是王家坪的邻居,我出生后耀邦叔叔和李昭阿姨岂能不来看我?所以我在婴幼儿时期就认识了耀邦叔叔。待德平出生后,我们就成了小玩伴。我一直认为调皮的飞飞(德平小名)小时候总欺负我,德平不认账,前几年寄给我一张儿时相片,大概四岁左右的我披着一个小斗篷,神气活现的,而德平比我矮一截,还嘟着个小嘴,“在你面前我就像个受气包!”德平在信中写道。这段究竟“谁欺负谁”的公案就此有了一个了结。

  

   在延安时,由于我父亲与王鹤寿是南京监狱里最忠贞不屈的共产党人,1937年同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又同来延安,关系自然不一般,我从一岁便认下了王鹤寿这个干爹。而我父亲与胡耀邦同为在军委工作的年轻人,就这样三个人成了好朋友,他们共同的爱好是读书(这习惯伴随他们终身),于是成立了个读书小组,经常聚首读书,被人戏称“桃园三结义”。

  

   1945年父母奉调去南方开僻新游击区,行前将我托付给带我的杨叔叔,父母是做好了与我生离死别思想准备的。行军中途日本投降,中央命父母急速去东北。父亲的一位战友(至今也没搞清是谁),知道母亲为这次长途跋涉做了绝育手术,我成为已人到中年的父母的唯一独苗,于是发电报给延安,让组织上把我送到东北去,杨叔叔义不容辞的承担了这个任务。1946年夏我们从延安出发,到张家口时正逢国共开战,大量兵源物资要转移,时任晋察冀负责人的耀邦叔叔忙的满弓满弦,可仍要为我操劳。他和李昭阿姨安排我们食宿,为我们的下一段行程接洽关系,开介绍信,找车,找路费……在兵荒马乱中让我们安全上路。后来我病了,只好在一个小村子里躲过严冬,如果没有耀邦叔叔给的盘缠,我们一老一小将不知如何生存。革命年代是供给制,个人是没有任何钱财的,我的千里寻父之路,完全是靠组织上一站一站转送的。在漫天烽火路上我们整整走了一年,才终于在吉林白城子与父母团聚。

  

   我的“男妈妈”杨叔叔,是位参加过长征的残疾军人,我们相依为命7年,他“千里送亮亮”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我写的“杨叔叔”讲的是一个绝对真实但又让当下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对这位“平凡的圣人”,耀邦叔叔给予很高的礼敬。1978年杨叔叔参加“贵州瞻仰毛主席代表团”来北京,经历了文革浩劫父女终于得以团聚。那时耀邦叔叔已出任中组部部长,他的家一直是黑帮子女的避难所,现在更成为平反冤假错案的希望之地。他每天要办的事要见的人数不胜数,但他仍诚意满满的邀请杨叔叔去他家里吃饭叙旧。当上总书记后,耀邦叔叔在贵州干部大会上说:“杨顺卿同志将陶铸同志的女儿用萝筐从延安背到东北,那是怎样的辛苦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大大的辛苦啊!”。我杨叔叔无官无权无钱无文化,对这样一个花溪公园管理员,总书记是这样有情有义,以礼相待。对其他党内老干部和人民群众,莫不如是。心怀平等观念并付之于行动,耀邦叔叔将党性和人民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文革后,为含冤而逝的父亲平反,邓小平,胡耀邦是关键人物,耀邦叔叔更是具体操办者。最近我看到一份1979年9月5日中组部的文件,标题是《关于为所谓陶铸同志等在敌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写 ‘呈文’ 的同志的平反通知》,我这才知道中央专案组早在1977年前就作出结论,诬陷父亲为〝叛徒〞,幸而主席未批。1978年“四人帮”都倒台两年了,中央专案组不思悔改不肯罢休,又弄出个给国民党的“呈文”,仍给陶铸扣上“政治上动摇”的莫须有罪名。耀邦叔叔任中组部部长后,甩开中央一办另组专案组,重新审查南京监狱案,最后形成上述通知,为父亲和牵入南京监狱叛徒案的一大批老同志彻底平反。关于父亲,通知中这样写道“复查结果表明,陶铸同志1933年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后,没有暴露福建和上海党组织的任何秘密,政治上没有问题,对敌斗争坚决,在被囚禁的四年期间,是监狱进行斗争的积极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七年九月经我党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交涉出狱。所谓陶铸同志等五人,在狱中起草的一个要求释放政治犯出狱参加抗战的呈文,是根本不存在的。……对因审查所谓的呈文、呼吁信问题受到株连的同志,均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如果父亲九泉之下知道是他的老朋友为他洗刷了沉冤,还他政治上的请白,这个钢铁汉子一定会喜极而泣的。

  

   谈到父亲平反事,还有一件趣事要说说。吹响改革开放号角,启动拨乱反正伟业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为父亲,彭德怀,薄一波,杨尚昆平反是这次会议的决议之一。而《人民日报》提前一周,在12月10号11号就连续两天发表了我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在乍暖还寒,党和国家仍徘徊在“两个凡是”的那个过渡时期,《人民日报》刊发此文,让全国人民感受到春天即将到来。在父亲还没有正式平反前《人民日报》就发了我怀念父亲控诉“四人帮”的文章,常识告诉我,这不合程序,尤其是做为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根据以往的经验,时任《人民日报》总编的胡绩伟一定没有往上送审,否则不可能一字不改的在三中全会前发表,我暗暗钦佩胡绩伟、李庄、缪俊杰(《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我向他投的稿)的勇气与担当。最近看了一篇胡绩伟回忆胡耀邦的文章,其中有段写道“登陶铸女儿的文章,我事先向耀邦请示过。”据缪俊杰的回忆,耀邦当时的答复是“你们自已做主吧!”“既然耀邦让我们定,我们就敢定!”缪俊杰不无自豪地说。困惑了我四十年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对这件事,叶永烈在他的《1978年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中有生动描述。文中说,我的文章耀邦叔叔是在京西宾馆会议上读到的,回家后他高兴的对德平说:“亮亮的文章写的很好,写的很有感情。我们的子弟对父母有这么深厚的感情,是很令人欣慰的。”

  

   1977年12月10日,中央正式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母亲在她的书中,描述了12月12日耀邦叔叔首次去中组部的情景,〝组织部前院顿时鞭炮齐鸣,烟花朵朵,广大干部群众满怀激情欢迎他的到来。不知内情的行人驻足观看,西单商场的顾客也纷纷跑来围观,不知过去总是铁门紧闭的大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耀邦带着他的秘书小梁快步走上办公楼,立即召集处以上干部开会。〞

  

   现在回想,很多人都有拨乱反正,为老同志平反的良好愿望,但敢于闯开一切禁区,抛开一切框框,以大风流云般的气势,将55万右派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一风吹,并使其受牵连的600多万亲属命运立转,这样大无畏的气魄,超人的胆略,雷厉风行的作风,唯我耀邦叔叔当属第一人!

  

   耀邦叔叔担任组织部长后,启用了被郭玉峰打入另册的一批老同志,其中包括我母亲。在耀邦叔叔高风亮节的感召下,已65岁的母亲就像鱼儿回到水中一样,再度迸发出工作激情,以对党的高度责任感,协助耀邦叔叔平反冤假错案,直到1983年以72岁高龄退休。

  

   退下后,母亲开始着手她的自传,她几十年来已断断续续写了60万字的素材稿。她认为写自传是对党做最后的总结汇报。与此同时,她也想将在中组部与耀邦叔叔共同战斗过的那些轰轰烈烈的日子写出来,向人民昭示耀邦叔叔那段岁月的丰功伟绩。为此她召集了当年一起工作过的中组部老人,借了一个房间,摆了两只沙发,还有一台电脑。正当她踌躇满志准备动手写耀邦叔叔时,“晚期恶性淋巴瘤”将她击倒。但她意志如钢,为了完成这两本书,她硬是以85岁高龄,不到70斤的体重,接受了十多次化疗,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一方面与癌魔病痛做斗争,一方面只争朝夕的完成两本书。目前她的自传已被多家出版社出版,受到很高评价,喜爱的读者不计其数。但写耀邦叔叔的书只能请河北省委一年轻同志根据她的口述和一些资料代笔了。《胡耀邦中组部纪实》一书,由于来不及审阅,故由杨筱怀先在香港的中华儿女出版社出版。我给曾庆红去信,呈述母亲心愿,希望能在国内出版。庆红对母亲一向敬重,他立即责成时任中办主任的王刚与我和作者商量修改稿件之事,很快获准通过出版。但我犹豫了,因为有人发文,说母亲这本书大量直接用了戴煌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的内容。为了母亲的名誉,我将此事扣下。一扣就是十几年,最近因为要接受傅高义教授(《邓小平时代》作者)的采访,李盛平给了我一本香港出版的《红墙外的胡耀邦》,作者是曾志。翻看后发现相当部分内容是母亲所见所闻所感,这是谁都代替不了的。 母亲是当年中顾委唯一女委员,她对耀邦叔叔被解职震惊困惑不平,这也是她下决心要写耀邦的原因。她说她是耀邦历史功勋的直接见证人,把她眼中的耀邦写出来她责无旁贷。所以我想重新整理她写耀邦叔叔的这本书,在国内出版,也算告慰母亲在天之灵。

  

   耀邦叔叔解职后,母亲曾带我多次去看望。但记忆最深的还是1988年春节前夕去他家里的那一次。第一印象是耀邦叔叔瘦了,愈发显得矮小,他说体重掉了八斤,不过精神气色还好。他穿件绛红色旧毛衣,外套件旧的西装背心,下面一条肥肥的裤子,一双拖鞋,怎么看都像胡同里的一个老头。但已72岁的他,头发依然是黑的。

  

   耀邦叔叔说:“我一直让李昭去看看大姐,你和亮亮说的一些话我都知道了,心里很明白,谢谢你们! 我出了事后,一年没见人,现在老了不能工作了。”母亲说:“我们都认为你是政协主席最合适的人选,你还能工作。”“不行了,不行了,工作不了啦!”耀邦连连摇头。他告诉我们他现在的生活情况,每周同工作人员打两次麻将,每次两小时。每个周末同孩子们打次桥牌,每天走一万步,其余时间看书学习。耀邦叔叔有着如年轻人般的澎湃激昂的心性,这种悠闲的日子他能习惯吗?

  

   免不了谈到父亲,耀邦叔叔说:“一个人最怕精神折磨,尤其是陶铸这么要强的人,就更是难以承受。〞耀邦叔叔难道不也是这样的吗?又说:“陶铸这个人还是有胆量的,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人,还是敢负责的。其实主席并不喜欢他,他热情爽朗,心胸豁达,还有那么点人情味,同时又有点个人英雄主义,主席不喜欢这种类型的人。主席也并不喜欢林彪,认为林对自已的病采取的是唯心主义的作法。也不喜欢陈伯达和康生,认为陈伯达老夫子味重。”耀邦叔叔一席话,让我明白了,包括我父亲在内的许多高级领导人都误以为主席赏识自已,可见主席魅力之大,无人能及。也由此判断,对党内的邀宠文化,主席内心是轻蔑的。但是他却未能阻止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直至“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89年4月15日,记者耿军给我来电话,告诉我一个睛天霹雳的消息——耀邦叔叔于清晨七点多去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大事不妙!当时知识界和大学生们,普遍为86年耀邦下台而忿忿不平心情黯淡,如今耀邦叔叔突然离世,犹如一把火烧向干柴堆,谁会料到将发生什么事呢?

  

4月17号中央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讨论《教育法》草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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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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