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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斯亮: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

更新时间:2015-02-12 09:32:38
作者: 陶斯亮  

    

   1987年,我的医生生涯正如日中天,当了20年医生的我眼看要修成正果,突然间一切全变了,一直栽培我的院长在手术台上突发脑血管意外,我的航船失去了动力。不甘心混日子的我决心放弃心爱的专业,转业到中央统战部一局当了一名处级调研员。

   这是一片崭新的天地。到部里后,经常见到一些名字如雷贯耳的人物:费孝通、雷洁琼、钱伟长、程思远、周培源、梁漱溟、周谷城、贾亦斌、谢冰心、吴祖光、萧军、王光英、吴阶平等等。开会议论的全是国家大事:听党外人士对教育法、新闻法、经济改革、知识分子政策、港台问题的讨论;参与过胡适故居是否应该修复、周作人汉奸案能否平反这类重大问题的报告起草;甚至有幸去中南海听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

   从1987年到1989年,我在统战部虽然只有两年,却一头扎进了我们党联系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回想起来,还真是全心全意(却又是徒劳无功)地做了一些事。其中,我身处几个重大历史关头,目睹了各方各面、党内党外、上上下下的政治表现,经常萦绕于心。将这些做一番梳理和反思,想必有其特殊的价值。

    

   组建六局(党外知识分子局)

   1987年3月初进中央统战部一局时,真有找不到北的感觉,幸而党外知识分子处的处长熊运藻将我要了去。热情而又经验丰富的老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信任。从此,我与党外知识分子结缘,有的至今仍是私人朋友。

   上世纪80年代,被文革中止活动的8个民主党派还来不及有什么像样的发展,总人数不过30万左右,而党外知识分子有2000多万。不仅人数庞大,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处于某种政治觉醒和要求独立思考的状态。在遭遇多次整肃后,他们灰头土脸、意志消沉,但是粉碎"四人帮"、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接连几个大动作,重燃了他们的希望之火,多年被压抑的愿望和政治要求,同党内高层改革派的主张出乎意料地契合。到了80年代中后期,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医卫界、社会科学界,以知识专长服务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而且逐步形成了具有独立政治需求的群体。他们当中,涌现了成批的代表性人物,活跃程度远远超过了8个民主党派。这种态势,给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提出了全新的任务,统战部仅仅在一局(民主党派局)设置一个党外知识分子处,已经明显地无法适应工作需要了。

   1988年10月12日,中央统战部六局又称党外知识分子局正式挂牌成立。熊运藻和我均任副局长,局长暂时空缺。

   虽然刚成立的六局不大,但引起了海外的关注,台湾《中国时报》用的标题是《统战部新机构,增设第六局专事怀柔被冷落的读书人》。

   从1987年春到1989年5月实际停止工作,我仅做了两年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而我在副局长岗位上才不过半年时间。扪心自问,可以用两个"一腔热血"来概括我这两年的工作:一腔热血地为党的统战事业卖力;一腔热血地为知识分子服务。至于孰轻孰重,还真没去多想,因为我不认为二者有矛盾。但实际上这里有个"屁股和脑袋"的问题,这是我以后被醍醐灌顶后所悟到的。

   我相信"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个新时期的统战方针,更牢牢记住了阎明复部长的一句话:"统战部的工作就是团结服务,修桥补路。"

   我还记住了吴阶平的一句话:"像周总理那样去做知识分子工作,这就是标准。"吴医生是周总理的主治医生,后来当了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知识分子独特的诉求与发声

   上世纪80年代末已是"众声嚣嚣",知识分子总体上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方针,虽然也有种种不满,但是对国家还是充满希望。正如一位知识分子说的:"我们这一代人有牢骚,对政府有意见,但乃是屈子之骚,焦大之骂,是为了楚国和贾府啊!"

   当时最突出的是知识分子待遇问题,所谓"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那个时候最流行的调侃。对这一现象,我曾有过这样一段概述:"我国有知识分子2500多万,其中科技专业人员只有868万(均为当时数字),占全国总人数的0.78%,而全国却有文盲2亿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本应很宝贵。然而事实不然,一组数据表明,劳动密集型行业职工平均工资高出知识密集型行业职工平均工资49元。从增长率看,工人工资平均增长率是15.5%,而工程技术人员工资平均增长率仅为11.5%。这种倒挂现象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知识分子平均工资是工人工资的5~6倍,这符合规律。连赵紫阳同志也认识到体脑倒挂问题,并说此问题不解决长期吃亏的是我们。"后来邓小平对老布什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看来改革的一大失误是没有重视教育和知识分子待遇低下。"承认这一现实是需要大智慧的。

   在我们举办的座谈会上,知识界最强烈的呼声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有位院士说:只希望在书店看到一本"我要求不高,好书,能够立即掏钱买下来。"我在北大见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等学界泰斗,对他们简陋的着装好生惊讶。北大老同学向新生这样介绍:"在校园里你看谁穿的最破谁就是顶级教授。"

   1988年,在1214期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刊发了一篇文章《但为教师求一屋》,描述了北京37中教师刘××住房的悲惨景象:夫妇二人均是师院毕业的中学教师,在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低矮霉臭的小屋里居住了17年,儿子身高1.7米,但床只有1.4米,睡觉只得长期弓成虾米状。阎明复部长看后很动情,立即批示"请知识分子处商市委统战部,先解决刘老师的住房困难,解决一户,安定一大片"。(写这个批示时,党外知识分子局尚未成立,所以批到一局的知识分子处)后来我们找北京市给解决了。

   当时别说是普通教师,就是知名人士生活条件也都很差。如著明音乐教授沈湘,三代人挤在两间小屋里,连钢琴都放不下。作家梁晓声一家三口住在北影筒子楼一间小屋里,除床外只能放一张矮饭桌,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就是趴在矮饭桌上写出来的。而更凄惨的还是1982年从香港回京定居的知名老编辑经明士,他终身未娶、孑然一身,又被亲戚抛弃,住在一座破败的高层建筑里,大门对着垃圾桶,又脏又臭,非人所居。大名鼎鼎的红学家周汝昌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家里破破烂烂,让人看了唏嘘不已。

   知识分子第二个不满是教育问题。当时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直到2012年教育经费在GDP中比例才首次超过4%这一国际最低标准),百岁老人雷洁琼曾怒斥1987年教育经费被挪用。国家对教育的不重视,造成大批儿童辍学,上大学更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正是对当时进大学的写照。由于教师收入低,队伍不稳定,人才大量流失,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令人感动的是,有识之士忧虑民族兴亡甚于自身的贫困,北京三中的聂老师含泪说:但最让我"尽管我们是知识分子里的乞丐,痛心的还不是待遇问题,而是教师素质下降,这关系到民族的命运。"时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在《中国青年报》上也痛切直言:不重视教育的人将成为千古罪人!一石激起千层浪,北大学生高呼:"丁校长好样的!"我们支持你!轰动一"丁校长,"时的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和《国殇》,振聋发聩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教育的状况。

   腐败也是知识分子热议的话题。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从党、政、军到社会的全面彻底的腐败,而主要是"双轨制"催生出的"官倒"现象。官倒本质上是"权倒",他们倒卖土地、项目、批文、矿产……几乎无所不"倒",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的经济秩序。

   1987年我去部里时,正值"反自由化"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内心造成了一个沉闷的低气压状态。1986年底的学潮只是暂时平息,1987年元月开除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党籍,这股浪头最终导致了胡耀邦被迫辞职。这一系列政治事件都让知识分子感到阵阵寒意。他们的情绪在我面前袒露无遗。

   在六局我只是个过客,但这两年联系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经历,却让我全过程地观察了海上热带小气旋是怎样发展成12级台风的。

    

   截然不同的两位副部长

   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胡耀邦总书记下台,激起了社会上,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的逐步高涨的不满情绪,同时,一些不切实际的、过激的言论如潮水般汹涌而来。无疑,统战部被推到了风口浪尖。1989年4月的一天,阎明复部长召见一局的郑洪溪、孙楠两位局长,研究室的任涛主任,还有六局的我,研究应对当时复杂形势的对策。阎部长先传达了中央常委胡启立与加籍华人、清华大学教授彭培根的谈话,彭提出中央领导层应与方励之对话。阎说我们对不同政见者应该有个清晰的指导方针,让我们几个局室搞一个方案出来。他让我们打消顾虑,大胆去想,有问题他负责。这个活儿具体派给了一局的王彦君和六局的沈冲。次日就拿出了初稿,标题是《对处理党外知识分子朋友中的不同政见者的几点建议》,我认为写得不错,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做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方法。

   但主管副部长看后很不满意,尤其对"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以往知识分子政策失误"一句批得很重,认为我们太右,坚持让推倒重来。这位主管副部长是老统战,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他坚持认为当前仍应遵从党的一贯方针,即"依靠左派打击右派团结中间派",因此对右翼的自由知识分子有本能的反感。有次开座谈会,我请了文革史专家高皋参会,这位主管副部长质问我为什么邀请高皋这样的人来统战部?我急了,说:"知识分子反感被称为统战对象,每次开都要我们三请四请的,现在他们肯来,是由于觉得在统战部可以说些真话,他们的意见有渠道反映上去。"后来主管副部长在一次会上说:"陶斯亮对统战理论的理解,猛听上去有点道理,实际上是违背党的一贯方针政策的。"

   几天后,常务副部长李定叫我去他办公室,对我们按主管副部长意图修改的关于"敏感人物"的做法第二稿很不满意,说我们还是旧观念,本质上把这些人当"臭老九",视为圈外人,而我们统战工作就是要把圈外人拉到圈里来。他又认为我们太"左"。

   两位副部长的意见相去甚远,让我很为难,但心里还是认可李定的。李定是统战理论家,有修养有水平,很受阎部长倚重。1989年,他主动承担了部里干部行动的一切责任,是第一个被免职的部级干部。这是后话。

   李定对我们的批评我们是服气的,后来我写了一篇《敏感人物之我见》交差了事。该文核心要点是:1.提出对"不同政见者"的定义,要慎用这顶帽子。2.对方励之这样的不同政见者在处理原则上以法律为度。3.对绝大多数党外知识分子以爱国为界。4.对旗帜性人物要重点做工作,要下大功夫。

    

   "京丰宾馆会议"觅精英

   六局是由一局的党外知识分子处演变而来,所以一成立就已经有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朋友队伍,有些是国宝级的大知识分子,如梁漱溟、程思远、吴祖光、萧军、沈湘等。还有一批是在各自专业出类拔萃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如许嘉璐、梁从诫、刘西拉、王立平、韩美林、梁晓声、傅敏、郑也夫、何新、刘世定、章立凡、林毅夫、黄方毅、陈兆纲等。我们还与一些"异见人士"或"敏感人物"有所接触,如方励之、金观涛、温元凯、许良英等。

除了邀请这些朋友开会议政,在内部刊物上反映他们的诉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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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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