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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何如此迷恋市场: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思维批判

更新时间:2019-01-31 22:00:31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极力推崇自由市场机制,其中,新古典经济学构建了逻辑化的市场来为市场出清辩护,奥地利学派则将自由市场与企业家才能发挥结合在一起,而这成为当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然而,奥地利学派的分析逻辑却存在严重局限:(1)在市场主体的“异质”内涵的设定上,仅仅关注自然性差异,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社会性差异;(2)在市场主体的行为逻辑的理解上,将自然性差异嵌入在理性分析框架中,从而忽视了社会性差异带来的权力因素对理性的侵蚀;(3)在企业家精神的内涵认知上,主要从警觉性而非创造性来定义企业家精神,进而就理想化了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和企业家的逐利行为;(4)在社会大众的能力认知上,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分析框架,从而忽视了有限理性的市场主体往往会被错误的信息以及强烈的诱惑所误导;(5)在分析思维和范式上,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根基于科学主义认知观的科学不思,却又陷入了根植于神秘主义认知观的科学不思。

  

一、引言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热衷于为自由市场辩护,认为自由竞争可以达到市场出清的帕累托状态。为了证明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在一系列假设前提下构建了逻辑化的市场模型,由此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原理以及科斯中性定理等。当然,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定律和命题都建立在大量前提假设的基础上,而这些假设往往与现实存在很大距离;因此,当这些假设遭到越来越大的质疑和挑战之后,自由市场的理论基础就开始松动了。在这种情势下,奥地利经济学就取代新古典经济学成为自由放任之市场理念的理论基础,因为奥地利学派不再将市场视为一个均衡状态而是视为一个过程,其中企业家和自由竞争成为市场协调和有效的两大基石。譬如,张维迎近年来快速地从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忠实信徒转变成了奥地利学派的热心传播者和呐喊者,其中心思想就是否定政府的积极功能,否定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而推崇自生自发秩序和企业家的根本性作用。问题是,奥地利学派为自由市场所提供的理论基础果真如此坚实吗?

  

   很大程度上,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教义派将企业家的行为和作用理想化了,既没有界分不同类型的企业家,也没有界分企业家创新活动的不同性质,更没有从全局上来把握企业家行为的不同后果。那么,这些奥地利学派的信徒们为何会持有如此坚定的理想化的企业家信念呢?这不仅涉及奥地利学派自身的思维特色,而且也涉及这些信徒们对奥地利学派大师思维的认知。可以说,奥地利学派的教义派传人并没有深刻领会奥地利学派先驱们所开辟的方法论思维:哪些体现了深邃的洞识?哪些又存在明显的不足?正因为不能甄别出嵌入在奥地利学派思维中的高次元方面和低次元方面,他们也就不知道应该如何进行发展而不是简单照搬奥地利学派的方法和思维。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对奥地利学派的流行思维和分析逻辑作一逻辑而系统的剖析,以此来反思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迷思。

  

二、奥地利学派对企业家破坏性的无视


   一般地,人们往往将市场经济中那些将科学发现应用于产业和实践的人称为企业家,他们的创新活动带来了新的产品和产业,进而极大地推动了财富创造、经济增长和市场扩展。进而,通过将这类企业家的“典型”化,奥地利学派将市场经济中的创业者乃至逐利者都视为企业家,并赋予其以极高的荣耀:不仅将之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源,而且由此主张无节制的市场化政策。不过,如果对企业家精神内涵和企业家类型作一深层次的爬疏和界分,我们就可以更为全面而清楚地识别企业家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进而至少可以形成这样两点认识:一方面,企业家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市场演化中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它有助于防止经济活动落入成规,进而推动市场秩序的持续扩展;但另一方面,企业家本身也有不同类型,而不同类型的企业家行为对社会经济产生的作用往往截然不同(朱富强,2019)。鲍莫尔(2010:11-12)就强调指出,“很明显,企业家精神并不能被认为是高尚的代名词。不能说那些带有创新性的东西就一定值得赞赏的,因为它并不总是能够提升社会的利益。所以,本书的一个论点是,要制定与企业家精神有关的合理政策,关键之一在于要寻找到那些阻止或防止企业家精神被用于非生产性用途的各种措施。”

  

   同时,鲍莫尔还通过历史和现实的大量例子来证明:(1)在特定时空下,其主导作用的游戏规则往往是决定企业家行为和引导企业家资源配置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规则支配作一种企业家行为相对于另一种行为的报酬水平,进而寻求收益最大化的企业家就会随着游戏规则的改变而改变其创新活动;(2)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上的配置,反过来又会对经济中的创新能力以及技术发明的扩散程度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样,通过对自由市场以及企业家行为所潜含问题的深刻揭示,阿克洛夫和席勒(2016:前言)也告诫说:“如果商家信奉的是‘利益至上’这一经济学假定,自由市场经济就会充斥着操纵与欺骗行为……(因为)市场竞争的压力会迫使他们以设局和欺骗为手段,诱导顾客花冤枉钱购买自己原本不需要的东西,让员工做毫无意义的工作,使我们的生活最终变得一团糟。”显然,奥地利学派仅仅看到了那些具有明显生产性且影响广泛的“明星”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却忽视了大量由逐利驱动而具有明显破坏性的市场行为。为何会这样呢?这就涉及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思维。

  

   事实上,斯密提出并倡导“无形的手”原理的社会基础在于,他那个时代的市场经济正处于迅猛发展阶段,市场交易依然以熟人之间的小规模交易为主,并且交易行为依旧受到社会伦理的明显制约,因而市场之恶还没有得到显著的传播开来。但是,后来随着市场交易半径的越来越长,逐利心就冲破了社会伦理的束缚而恣意横生,乃至市场之恶也就得到了充分的展露。凡勃伦在《企业论》中就指出,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工业扩展带来了破坏性竞争和兼并浪潮,资本主义竞争已经变样了,斯密意义上的竞争已经退场了;其理由是,此时的竞争变成了控制生产的商业企业与作为消费者的公众之间的竞争,而商业企业实现有效竞争的主要支出就是以广告为主的推销和削减产品之类的人为破坏。尤其是,随着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分裂以及金融霸权的兴起,逐利的金融资本甚至不惜以破坏生产和财富创造来获取高额利益,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及2015年的中国互联网经济泡沫都反映出了这一点。为此,明斯基就将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图景成为“物物交换范式”或“乡村集市范式”,而将现代市场中银行家与企业家之间的交易并关涉金融相互关系和现金流网络的图景称为“华尔街范式”,进而认定“华尔街范式”才是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市场运行的适当范式(参见李黎力,2018:120)。

  

   然而,尽管各种类型的市场失灵和市场堕落效应在过去一、两个世纪里已经展露得非常明显,金融资本的危害在21世纪更显突出和严重,但奥地利学派的信徒们却依旧漠然视之。这是为什么呢?多德(2013:42-43)就写道:“或许对斯密而言,‘工业化成就的副作用’是可以饶恕的罪过;但我们无法原谅今天的经济学家对人们已经认清的过去和现实的漠视:他们的忽视是蓄意的——这是他们专业训练的一部分。”由此就需要思考: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思维何以导致经济学人看不到市场内含的问题?根本上,这就涉及奥地利学派对于市场主体的特征设定,这包括市场主体的理性特征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差异这两大方面。有鉴于此,接下来就致力于从市场主体的特征维度对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思维作深层的考察,由此挖掘其为自由市场和企业家行为进行辩护的逻辑缺陷,进而也就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一个真实的市场。

  

三、奥地利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推进


   一般地,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思维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特色在于,它采用了方法论个体主义而不是原子个体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强调,任何可作社会现象分析的事物都是由个体组成的,从而必须从个体行为和动机的剖析入手;同时,由于每个个体的行为都嵌入了特定的意向性和目标,因而作为个人主义的行为又必然是独特的。相应地,如何从现实存在的个体行为出发成功地过渡到宏观整体现象,从而实现微观行为与宏观现象的整合,就成为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关键。在这里,方法论个体主义就潜含了行为主体的异质性设定。究其原因,同质的原子化主体只是将个体行为的简单倍数或简单加总,从而就无法理解宏观现象与微观行为之间的差异,也无法理解宏观行为与平均行为之间的差异。正因如此,奥地利学派就将市场主体设定为异质的,并从异质个体的互动中探究社会现象的形成和演化,由此来剖析和揭示市场的运行机制及其动态变化过程,而市场的动态演变过程实质上就体现出货币、利率、资本、生产、收入、产品以及市场等的结构性特征;相应地,奥地利学派不仅仅是关注货币、储蓄、投资和产品的总量,也不是关注一般的物价水平或利率水平等。

  

   问题在于,究竟该如何设定异质的市场主体呢?根本上,这需要将社会个体“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需要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探寻与特定社会角色相联系的目标和价值;相反,这不能先验地依据理性选择框架来确定个人偏好,因为这种个体偏好必然是空泛的。正是由于市场主体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这又派生出两点含义:(1)人们在不同时空下所显示的偏好和目标往往会存在差异,由此产生的行为方式和逐利手段往往也有很大不同,从而就不能先验地给定特定的行为目标和分析框架;(2)不同社会关系所孕育的偏好往往具有不同的性质,如昂贵性偏好、廉价性偏好、冒犯性偏好等,不同偏好的追求和实现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也是不同的,从而就不能不加区别地合理化各种偏好及其追求行为。不幸的是,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恰恰就是对这些不同偏好“存而不论”,同时就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分析思维;这样,奥地利学派就将所有的偏好、目标和行为方式都视为一种合理的存在,从而也就无法深刻地揭示市场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大量不合理行为和现象。为此,这里就奥地利学派在分析思维所存在的缺陷作一逐层剖析。

  

四、局限之一:市场主体的“异质”性设定


奥地利学派承认人际相异性,具体表现为,现实个体之间先天地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能力、天赋、出身等等),由此就产生出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不平等。进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个体间的不平等具有这样的积极意义:(1)它是人类社会分工与合作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2)个体间的不平等也是自然的,在一般性法律规则面前就可以拥有人人平等的机会。问题是,奥地利学派所理解的人际相异性在内容上又是非常片面和狭隘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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