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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顾炎武对宋学的取舍

更新时间:2018-12-30 10:18:56
作者: 何俊  

   内容提要:宋明理学延异或反动为清代考据学是近世中国哲学的重大转型。清代考据学取汉学舍宋学,而顾炎武为其开山,但顾炎武对于宋学的取舍,实有待分疏。《五经同异》是顾炎武辑录宋、元、明以及清初诸儒论述经学相关问题的纂辑体著述,反映了顾炎武在论学旨趣、内容、方法上对宋学的取舍,以及他为清代考据学所奠定的哲学基础。

   关 键 词:顾炎武  宋学  《五经同异》

  

   从宋明理学到清代考据学,这是近世中国哲学的重大转型,清儒自己称之为宋学与汉学的区别。清代考据学取汉学舍宋学,以顾炎武为开山。但是,力挺汉学的江藩以为顾炎武骨子里是宋学,汉学只是工具,说他“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158页);而与江藩针锋相对,专撰《汉学商兑》为宋学辩的方东树,却大不以为然,视顾炎武为“得汉学之精,而宋学之粗者也”(《汉学商兑》卷上,第260页)。此外,对于近世中国哲学的这一重大转型的性质,学界或以为是基于宋学之反动的学术断裂,或以为是基于宋学之内在理路的学术延异,解释与论证都具有合理性。因此,如何认识顾炎武的学术思想,炎武究竟是深入宋学堂奥还是得其粗鄙?以及清代考据学与宋学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清代考据学的哲学基础是什么?顾炎武对宋学的取舍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前贤时彦虽多涉论此问题,但限于对顾炎武的零散论述,流于宏大叙述。本稿聚焦于顾炎武的《五经同异》,以求细致阐明。

  

一、《五经同异》及其性质与价值

  

   顾炎武尝谓少年时即“独好五经及宋人性理书”(《顾炎武全集》第21册,第216页),宋学实际上构成他的学术思想的重要哲学基础。在宋学中,顾炎武笃信朱熹,屏斥陆、王,强调“繇朱子之言以达夫圣人下学之旨”(同上,第195页),而“心学二字,六经、孔、孟所不道”(《顾炎武全集》第19册,第718页)。同时,他又指出,“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顾炎武全集》第21册,第109页),将朱熹与后世理学作了切割。上述材料及其呈现出来的顾炎武关于宋学的认识,为学界耳熟能详。但如进一步追问,顾炎武是否完全认同与传承朱子学?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否则顾炎武就不能被论定为清代学术的开山。

   按照顾炎武学术思想的自我界定,“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同上,第139页)这其中,“当世之务”与时代相随,清代有清代的问题,不必由此论定顾炎武对宋学的取舍;然“六经之指”却属于学术思想上的哲学基础。宋学既构成顾炎武学术思想的重要基础,而顾炎武又以后世理学为禅学,视经学为真正的理学,故顾炎武对“六经之指”的理解与诠释,适足以反映他对宋学具体的取舍。难得的是,《五经同异》恰恰是存其取舍的直接文献。

   《五经同异》三卷,是顾炎武辑录宋、元、明以及清初诸儒论述经学相关问题的纂辑体著述,共95条,其中上卷《易》7条、《书》30条,中卷《诗》5条、《春秋》12条,下卷《礼》27条,附《大学》1条、《中庸》1条、《论语》12条。由于此书纯系诸儒成说辑录,顾炎武没有作任何申说论断,与《日知录》论说经学的部分不仅体例不同,而且观点也不完全一样,因此自来即有怀疑此书系托名于顾炎武。但如果比较《五经同异》与《日知录》论说经学的部分,可以明确《五经同异》属于《日知录》论说经学部分的前期研究。具体地说,《五经同异》辑录的95条宋学诸儒关于经学的论说,是顾炎武所认同的观点,这些辑录的资料,一方面表达了顾炎武对宋学肯定的内容,另一方面它们为《日知录》的论述提供了前期依据。这里举两条材料略为佐证。第一条是《五经同异》上卷的“卦变”,该条分别辑录苏轼《易传》与王炎《卦变论》,校之《日知录》卷一“卦变”条,顾炎武于自己的论断后,自注“苏轼、王炎皆同此说”,表明顾炎武接受苏轼与王炎的观点。第二条是《五经同异》上卷的“西伯戡黎”条,该条详录金履祥的长段考证,重心全在辨明史实,因为有了《五经同异》的工作,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的同条中,关注的重心就有所不同,完全转到了地理与军事关系的论述上,他讲:

   以关中并天下者,必先于得河东。秦取三晋而后灭燕、齐,苻氏取晋阳而后灭燕,宇文氏取晋阳而后灭齐。故“西伯戡黎”,而殷人恐矣。(《顾炎武全集》第18册,第101页)

   因此,徐德明认为,《五经同异》“说经诸条与《日知录》不同,从反面证明了此书是顾氏所撰”(见《顾炎武全集》第1册,第125页),洵为的见。

   在顾炎武的宏富著述中,关于宋学以及具体人物的评论散见各处,这些评论虽然同样具有价值,如前文所广为引用的数条,但它们往往因具体人事而发,系统性欠缺是显见的。相形之下,《五经同异》是直接围绕着儒学的整个经典系统的论说辑录,在材料上涉及整个五经,单列《大学》《中庸》,并包括《论语》,材料的完整性毋须赘述。另一方面,如果统观《五经同异》诸条,顾炎武辑录的论说虽然因其纂辑体而没有附加他自己的论断,但他辑录的倾向性是非常明白的。由下文的具体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顾炎武辑录的经说,围绕着论学旨趣、论学内容、论学方法,三者不仅在形态上构成了完整的系统,更重要的是在立场、观念与方法上呈现出了高度的统一性。因此,联系到前文所指出的“六经之指”是顾炎武学术思想的哲学基础,可以断言,作为顾炎武系统研究宋明诸儒的经学著作,《五经同异》在材料上是充分的,在理论上涵摄了基本的思想要素,是顾炎武系统地由宋学进入六经,以及取舍宋学的见证。

   宋学的兴起与展开,从疑传、疑经到说经,甚至拟经,在诠释儒家经典方面可谓思想解放,论说纷呈。顾炎武系统地由宋学进入六经,意味着《五经同异》辑录的范围是很广的。从时段上看,宋、元、明以及清初同时代诸儒,都入视野;从史源上看,经解、史论、文集等,都被涵盖。但是,顾炎武仍然是有选择的,而其选择也是有明确意涵的。具体来看,《五经同异》所辑经说共出自29位学者,这些儒者见录于各种史料,在此不必一一说明,只需举其基本特征。首先,陆、王心学系统的学者一概不见,此足以证明顾炎武在宋学中是摈弃心学的;其次,虽然95条辑录中,朱熹的论说仅录两条,但朱子后学与尊朱者及其论说占多数,此亦证明顾炎武的学术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倾向朱学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顾炎武辑录了不属于朱学,甚至为朱熹所否定的前辈学者,如苏轼,或与朱熹虽同调但学有分歧的同辈学者,如吕祖谦,以及学术思想上与朱学多少有所异同的后辈与后世学者,这部分充分证明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基础不自限于朱学。这一现象以及《五经同异》这本著作表明顾炎武无论对宋学作怎样的取舍,在他的思想上,六经构成儒学的根本,宋学各家只是他返归六经以阐明思想的借鉴,他对宋学的整体认识是在置于六经的系统中加以衡定的。

  

二、论学旨趣上的取舍


   《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因孔子有“吾与点也”的喟然感叹,遂成为宋明理学讨论为学旨趣与境界的重要篇什。炎武于“吾与点也”条,分别摘录宋儒黄震与明儒杨慎之言,反映了炎武论学的基本立场。黄震曰:

   夫子以行道救世为心,而时不我与,方与二三子私相讲明于寂寞之滨,乃忽闻曾皙浴沂咏归之言,若有得其浮海居夷之意,故不觉喟然而叹。盖其所感者深矣,所与虽点,而所以欢者岂惟与点哉!继答曾皙之问,则力道三子之美,夫子岂以忘世自乐为贤,独与点而不与三子者哉!后世谈虚好高之习胜,不原夫子喟叹之本旨,不详本章所载之始末,单摭与点数语而张皇之。遗落世事,指为道妙。甚至谢上蔡以曾皙想像之言,为实有莫春浴沂之事,云三子为曾皙独对春风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于谈禅,是盖学于程子而失之者也。(《顾炎武全集》第1册,第300-301页)

   黄震的解读是否符合《论语》本旨,自然是可以讨论的。就文本的表层而言,含义是清楚的:三子之志在功名事业,一使有勇求生存,二使足民求发展,三使愿学求文明;曾点只要与好友于良辰美景行乐,于俗务雅不屑。对于曾点,孟子尝谓之狂。当然,狂也是气象广大,故朱子称胸次悠然,与万物同流,所以得孔子肯定。后来王阳明更是欣赏这样的狂者胸次。但黄震所言,亦足以说明宋学中确有遗落世事、陷于谈禅的显相。顾炎武显然认同黄震的判识,以为这是宋学中的根本性问题,其要害在于偏离了儒学的立场。

   黄震所言,尚替程颐回护,仅斥谢良佐,而杨慎则直指程颐之非。杨慎曰:

   程子曰“夫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向,便是尧、舜气象”。又曰“上下与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尧、舜可以当之。曾点何如人,而与天地同流,有尧、舜气象乎?且圣人之志,老安少怀,安老必有养老之政,怀幼必有慈幼之政,非隐居放言者比也。(同上,第301页)

   这就把宋学偏离了的儒家淑世立场又彰显了。儒学的立场在养老慈幼之政,而不在一己之优游林下、隐居放言。前引顾炎武自况,“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六经之指在哪里?正在当世之务。这是炎武对儒学的界定,也是他取舍宋学的根本依据。

   平实而论,宋学标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落脚终究还是在最后的“为万世开太平”。只是“立心”“立命”讲多了,虚理竞言,“开太平”的实学被遮蔽了。炎武于宋学,正是要舍虚理而取实学,如他于“性与天道”条中所引黄震语:

   子贡明言不可得而闻,诸儒反谓其得闻而叹美之。岂本朝专言性与天道,故自主其说如此邪?要之,子贡之言,正今日学者所当退而自省也。(同上,第299页)

   由此取舍,可以推知炎武对宋学中理学有关性理的讨论,即便不否定,也必是有取有舍。取的是平实一路,舍的是玄远之说。所谓平实,就是以性理问题为践行问题,重在日常生活的经验培植,而非主体精神的自我体会。在“《论语》吾日三省吾身”条,炎武引黄震曰:

   《集注》载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语意已足矣。又载谢氏曰“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后愈远而愈失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夫心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国平天下。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顾炎武全集》第1册,第296页)

   不仅作此取舍,而且直接将谢良佐为代表的性理论说归入禅学,以及指明与道家的内在关系。在“安仁利仁”条,炎武引黄震曰:

   谢氏谓“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非有所存而自不亡”,窃疑此佛氏心学之说。……又谓知者未能无意,窃疑此亦佛氏绝意念之说。……异端之说,皆从《庄子·寓言》“死灰其心”一语来。(同上,第298页)

   后来心学的泛滥,亦由此而来:

   后有象山,因谓曾子之学从里面出来,其学不传;诸子是外面入去,今传于世者,皆外入之学,非孔子之真。遂于《论语》之外,自谓得不传之学。凡皆源于谢氏之说也。(同上,第296页)

   由于立场在世俗生活的践行,炎武否定宋儒对引为性命天道经典的《中庸》作抽象的诠释,强调还原为阐明平常道理的著作。炎武引杨慎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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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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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2017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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