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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学术兼容与兵儒合流

更新时间:2018-11-25 21:09:17
作者: 黄朴民 (进入专栏)  

  

  

   兵家借鉴并吸取其他诸子的思想内涵,走上兼融综合、全面总结的康庄大衢不是偶然的。这首先是战国中晚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政治上说,随着封建兼并统一战争的顺利进展,各诸侯国政治上的交流和联系日趋加强。于是统一的曙光便渐渐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孟子在答梁惠王时指出天下“定乎一”,准确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趋势。从经济上说,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业的不断繁荣,交通的初步发达,各个地区在经济上的依赖与联系已相当密切。到了战国晚期,已出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崭新气象,这种政治、经济上的大一统社会发展大势,作用于当时兵学的发展,使之呈现出综合融汇的倾向。

   当然,兵学综合化的发生,也直接与战国中晚期的学术文化走向有关联。当时学术文化走向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兼容与总结,它对于兵学的嬗递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稍晚出的兵书,其中尤以《六韬》为代表,就开始较多地受到诸子学说的某些渗透与影响,传递当时各家学说的各种政治文化信息,并对兵学理论的各个层面进行综合性的总结了。而《荀子》、《韩非子》等诸子领域中的集大成之作,也一样大量引入兵家的重要原理,以丰富自己的政治伦理学体系了。

   在兵家与其他诸子互补律动过程中,兵儒合流也许是最重要的内容和最富有意义的贡献。这里,我们可以《六韬》和《荀子》为例,具体说明兵儒合流历史现象在战国后期的迅速形成。在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六韬》一书那里,当时社会政治思潮的广泛渗透和高度规范乃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细加考察我们能够看到,《六韬》尤为重视对儒家思想的借鉴和吸收,这方面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对儒家民本观的坚持和弘扬。它一再指出:“无取民者,民利之;无取国者,国利之。”(《六韬·武韬·发启》)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六韬·文韬·文师》)。反对繁刑峻法,“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六韬·武韬·文启》),主张以教化治国,提倡“爱民之道”:“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诸身,赋敛如取于己,此爱民之道也。”(《六韬·文韬·国务》)这些言论与孟子“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荀子“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荀子·议兵》)等言辞如出一辙。另外,像《六韬·虎韬·略地》强调“无燔人积聚,无毁人宫室,冢树社丛勿伐,降者勿杀,得而勿戮,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云云,更是《荀子·议兵》有关作战纪律、用兵宗旨的翻版:“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不获。”“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可见,儒家民本思想在当时已深入渗透到兵学著作之中,兵儒合流正在循序展开,成为不可逆转的文化现象。

   与兵家借鉴儒家相仿佛,儒家同样从兵学中吸取有益的成分。这可以从《荀子》的有关论述中找到足够的证据。与孟子一概否定战争,鼓吹“善战者服上刑”的做法不同,荀子在推崇王道的同时,也肯定霸道的地位。他注意到军事自身所具有的独立价值,认识到在正确政治指导的前提下,要最终赢得战争,必须通过必要的军事手段。这样,像孟子那样侈谈“仁者无敌”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充分借鉴和吸取兵家的理论和智慧。基于这样的认识,荀子借助兵家的观念来阐述军事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如对将帅品德修养和有关指挥艺术进行精湛的分析总结。提出“六术”:“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阐说“五权”:“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孰而用财欲泰。”畅言“三至”:“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论述“五圹”:“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荀子·议兵》)荀子这些关于将帅修养以及作战指挥原则的概括,是其他儒家人物无法望其项背的,却可以从兵家那里寻找到思想的渊源与理论的出处。如“五权”的精神直接脱胎于孙子的“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的思维;又如“三至”的要义纯粹渊源于孙子“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论述。

   这些情况表明,兵儒合流不仅是兵家的选择,同样也是儒家的追求。荀子既重仁义,也言实力,既坚持了孔孟等先辈反对残酷战争、提倡仁义之师的原则立场,又清醒地区别了政治与军事之间既联系又不等同的关系,广泛引入兵家的理论,从而使战国中晚期学术兼容大背景下的兵儒合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与《六韬》一起,共同奠定了两汉以后兵儒合流文化格局的基础。

  

  

   当然,战国中晚期的兵儒合流,尚处于初始的阶段。这首先表现为兵家接受诸子政治伦理思想的选择多元化、泛延化,并不以儒家学说为唯一对象。如《六韬》就在张扬儒家民本主义的同时,大量引入道、墨、法诸家的要义,彼此交相混糅,很不纯粹。其次也表现为儒家对兵学的借鉴与吸取,仍有很大的保留。如《荀子·议兵》虽然对“霸政”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但从根本上仍否定兵家“兵以诈立”的原则:“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明确地把仁义礼乐置于军事活动的首位:“秦之锐士不可以遇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遇汤、武之仁义。”这些情况的存在,固然是受当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大环境的制约,但同时也说明兵儒合流在战国中晚期仅仅是初步的尝试,与真正的融合尚有相当的距离。然而,自西汉中叶起,随着整个社会政治、文化形势发生根本性的转折,渊源于战国中晚期的兵儒合流也逐渐走向了成熟的阶段。当时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它被采纳的结果,便是儒学合乎逻辑地成为正统的统治思想。于是,儒学精神开始全面渗透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的举动都必须遵循儒学的原理或借用儒学的名目,诸如以《春秋》经义折狱,以《禹贡》治河,以《诗》为谏书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尽管统治者并没有真正放弃法家的理论,实行的是外儒内法的政治形态。用汉宣帝的话说,便是“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而杂用之”。但儒学既然成为名义上的统治思想,那么,这块招牌便高高矗立在那里,不再有动摇,不但儒家人物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等人得“以经术润饰吏事”,而且连酷吏张汤之流也不得不推崇儒学,装潢门面了:“(汤)决大狱,欲付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吏,平亭疑法。”(《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

   这样的文化氛围,为当时的兵儒合流思潮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换言之,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兵儒合流现象遂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主流,儒家政治理论与兵家权谋之道两者间得到有机的结合,相辅相成:儒家学说发挥统治思想的指导作用,规范了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以及用兵的宗旨、目的和对待战争的态度;而兵家的权谲诡诈用兵之道,则被运用于具体的战争实践之中,力求使战争活动符合规律而达到克敌制胜的最终目的。应该说,这种结合,是军事思想健康发展的最好选择。道理很简单,在理论上,儒家代表了中国古代最好的治国安邦之道,而兵家则体现为最好的克敌制胜之道。没有儒学仁义原则作用兵的指导,那么,军事活动便会失去正确的方向,甚至陷入穷兵黩武、自取灭亡的泥潭;而不运用兵家的权谋智慧,那么,便会重蹈宋襄公的覆辙,在残酷的军事较量中败下阵来,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失败者。所以必须由儒学来统领兵学,让兵学来服务于儒学的仁义道德。

   当然,这种结合,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其间充满着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学说体系的深刻冲突与斗争。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的论战就反映了这种磨合的曲折性、复杂性。贤良文学恪守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学派之立场,一味崇尚以德服人,对战争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声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坚持认为“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竭力主张“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盐铁论·本议》、《盐铁论·险固》、《盐铁论·世务》)。而桑弘羊等人则充分肯定战争的意义:“列羽旄,陈戎马,以示威武。”明确指出:“兵革者国之用,城垒者国之固也。”(《盐铁论·崇礼》、《盐铁论·和亲》)。这些分歧的存在,表明兵儒合流步履艰难,也表明兵儒合流的真正完成,必须由处于实践第一线的统治者来承担,而不能寄希望于那些习惯于“坐而论道”的儒生本身。

   不过,这个过程并不过于漫长。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那里,兵儒合流终于圆满完成了。在军事实践活动中,刘秀始终注意将儒家的仁义治国之道与兵家的克敌制胜之道加以有机的结合,系统地建立起以儒家战争观为核心的融合兵儒为一炉的军事思想体系。他一方面打出“吊民伐罪”“救万民之命”的醒目旗帜,“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积极争取民众的归附,把自己所从事的统一战争界定为“义战”,从而使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赢得对敌手的优势地位,有力保障了军事活动的顺利展开。与此同时,他又充分吸取兵家“诡道”的精髓,在战略方针的制定和战役战斗的指挥上,“好谋而战”,灵活用兵。坚定贯彻集中兵力、先东后西、先易后难、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方针,善于刚柔相济、后发制人、出奇制胜、以长击短、围城打援,致人而不致于人。从而在军事斗争过程中牢牢掌握主动权,一步步走向最后的胜利。在军事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刘秀也做到了兵儒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既息战养民,“修文德”以“徕远人”,又注重实力建设,严边固防,确保军队的集中和政治的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秀的成功,标志着兵儒合流的完成,这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历程中实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刘秀的理论建树与实践活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兵儒合流的历史命运,从此,儒家战争观的统治地位得到了确立,而兵家的作战指导思想也获得了更好的合理运用。在随后的封建社会历史里,兵儒合流的表现形式虽然各有不同,在某些情况下也曾遇到来自迂儒或穷兵黩武者的干扰,但是,它作为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主流,却一直未被根本逆转,而始终处于不断延续与丰富之中,这乃是理性的胜利。

   两汉以降的兵儒合流,在军事思想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都有突出的反映,说明这种融合汇通是全方位的,它最终决定了中国古典军事文明的性格。我们可以从具体的战争观、治军观、国防观以及作战指导的对立统一的阐述中,领略到经久不衰的兵儒合流的主要表现与显著特征。

  

   (一)战争观

  

兵儒合流在战争观问题上具体表现为既提倡“吊民伐罪”的儒家民本主义战争理论,又主张采用兵家“诡道”的战争指导。战争观是军事思想的总纲,是人们从事军事活动的出发点与根本宗旨,它包括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对战争的目的和性质的分析,对战争与政治、经济关系的认识,对战争与民众关系的理解,对战争与天时、地利以及主观指导的考察等诸多方面。所谓“兵儒合流”,首先要反映为战争观认识上的儒学指导和兵家原则。具体而言,两汉以降的战争观,在阐述战争宗旨,对待战争态度等方面,主流乃是弘扬儒家政治伦理原则,突出体现儒家“兵胜本于政胜”、“民为兵本”的基本立场。如提倡道德仁义以规范战争活动的宗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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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朴民读史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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