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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光武帝刘秀的“知雄守耻”

更新时间:2018-10-06 23:02:44
作者: 黄朴民 (进入专栏)  

  

   从秦王嬴政横扫六合、统一天下登基成为古今第一位皇帝算起,一直到清朝小皇帝宣统逊位,封建帝制寿终正寝,其间两千余年,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皇帝多如过江之鲫。可是,他们中间真正有所作为的却少得可怜,而同时够得上历史和道德两把尺子衡量标准的,即既有功于历史的发展,勋业卓著,名垂青史,又宽厚仁慈,不为后人所诟病的,更是凤毛麟角。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算是首屈一指的一个。他开创的“光武中兴”辉煌业绩,令后人追慕不已,称颂有加。明末清初思想界臣擘王夫之的评价,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人们这一共识:“自三代已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光武帝)不无小疵,而大已醇矣”(《读通鉴论》卷三)。

   刘秀(公元前6-公元前57年),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他在王莽“新政”破产、社会动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顺应“百姓思汉”的时代潮流,与家兄刘縯在舂陵起兵,逐鹿中原,终结新莽,夷灭群雄,重建汉朝,继而“收拾旧山河”,整顿、改革前朝弊政,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

   刘秀能够芟夷群雄,成为逐鹿中原斗争中笑到最后的胜利者,并在平定天下后及时完成政治的成功转型,使得东汉王朝迅速崛起,原因当然很多,包括时代的际遇、民心的向背、方略的高明、措施的适宜,这些早已有人进行过总结,然而,笔者以为有一个因素更不能忽视,这就是刘秀的雅量与睿智,这既是他道德的境界、人格的魅力,更是他制胜的源泉、成功的秘诀。

   凡是读过《道德经》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其中的“柔弱胜刚强”、以退为进的论述,这是许多人推崇备至的“君王南面之术”,刘秀对其精髓的理解和把握可谓是入木三分。史称其:“(生)性谨厚”,这样的个性特征,决定了刘秀统治上的根本特点是“以柔道理天下”、“泛爱容众”,善于争取人心,凝聚众意。这就是他本人表白的:“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这一点即便是雄才大略如汉武帝,唐太宗之辈,也难以望其项背。

   正因为刘秀有过人的雅量,所以他在待人接物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宽容与仁慈。对士人(也就是今天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尊重厚遇就是这方面显著的标志。自从孔老夫子提倡士人“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来,中国的士人即以中华文化传统的承荷者自负,喜欢以社会良知的体现者清议政治、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汲汲于治学问道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这在封建家天下的时代里,很容易招致统治者的猜忌和厌憎。若碰到稍为开明的统治者,是我行我素,不去理会士人的聒噪;一旦遇上昏庸、暴虐的独夫民贼,则大事不妙,免不得蹲大狱、掉脑袋。汉末的党锢之祸,南宋的“伪学”风波,明末的东林党之禁,以及历朝历代的文字狱等等,就是例子。由此可见,如何妥善处理与广大士人的关系,笼络和争取他们为己所用,使得他们能够放下身段,半推半就挪移到前台替自己帮闲,乃至帮忙,乃是考验统治者有无雅量有无智慧的重要标志之一。

   刘秀不愧为读书人出身的皇帝,对士人的微妙心态与深层次意愿洞若观火,体察入微。他不仅舍得花费大钱投资不能马上显现经济效益的文化教育事业,开设太学,搜集图书,延聘博士课授生徒,自己也身体力行,投戈讲艺,息马论道,认真读书学习。他十分重视知识分子,敬贤尊才,达到了“求之若不及,相望于岩中”的地步。南阳宛城人卓茂,是当时著名的儒生,精通《诗》、《书》、《历法》等,待人宽厚,深受众人敬仰。刘秀他刚刚坐上皇帝的宝座,就把当时已年届七十有余的通儒硕学卓茂请到朝廷,亲自接见,任为太傅,封褒德侯,赐予食邑二千户。不久卓茂老死,刘秀素服车驾,为卓茂送葬。刘秀用这么高的礼遇规格优待这样一位老读书人,目的很清楚,就是希望通过它向普天下民众显示自己对读书人的重视态度,为百废待兴的建设事业奠定基础。事实证明,刘秀的这个优雅姿态产生了重大影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大批读书人,包括当时一些十分著名的宿学大儒,如宣秉、杜林、张湛、王良、范升、陈元、郑兴、卫宏、刘昆等,感觉到刘秀真的爱贤若渴,尊儒真诚,遂认定刘秀是可以完全信赖的“中兴之主”,纷纷归附了刘秀,成为东汉文化复兴中的重要角色。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读书人都热衷于出仕博取功名的,任何时代都有一些士人乐意隐逸山林以示自己的清高,这在东汉初年也不例外。对于这一类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对新王朝有意识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于持不合作态度的士人,明太祖朱元璋的哲学是砍掉他们的脑壳。道理很是简单,有才华而不肯为朝廷所用,即等同于抗拒皇命,与犯上作乱无异,所以只好让他们去死!刘秀可不同,他很能理解他们的志趣,以惊人的雅量宽待这些对新王朝态度消极,不肯与自己合作的读书人。太学生出身的周党,学问渊博,名高一时,刘秀称帝后即慕名而辟征他出仕为官,可周党就是死活不干。后来不得已,就穿着短布单衣,用树皮包着头去见朝廷大员,刘秀却亲自召见了他。按礼节,士人被尊贵者召见,必须自报姓名,否则便是不尊重对方。周党见了刘秀,不通报姓名,只说自己的志趣就是不愿做官,刘秀也没有强迫他。博士范升上书,说周党在皇帝面前骄悍无礼,却获得了清高的名声,应治“大不敬”罪。刘秀坚决不同意,特地下诏说:“从古以来,即使明王圣主出世,也会有不宾之士……人各有志,何必强求。”于是赏赐周党绢帛四十匹,让他带着家小回老家隐居。

   严光是刘秀的老同学,当年求学长安京师时,两人朝夕过从,情同手足。刘秀登上九五之尊后,曾多次礼聘他出仕为官,担任谏议大夫的要职,可是不管刘秀怎样好吃好住款待他,他就是不愿意干,整个儿“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潇洒作派。刘秀无可奈何,只好放这位性情怪僻、行事乖异的老同学离开洛阳回富春江畔垂钓,潇洒自在了却余生。东汉初年,这种“义不与帝王为友”的读书人还有牛牢、王霸、逄萌、井丹等多人,刘秀尊重他们的意愿,都不曾以帝王的权势去跟他们为难。

   正是由于刘秀具有宽广的雅量,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读书人,来者不拒,去者不究,所以争取到更多的读书人为他效劳,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秀不愧为“万古一帝”,真正做到了其股肱邓禹在《图天下策》中所主张的“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后汉书·邓禹列传》)这不仅仅体现在他治国统军上的杰出英明,也反映为他道德修养上的卓荦不群,从而成为后代统治者的一面镜子。可惜的是,历史上的统治者绝大多数都不乐意照这面镜子,这也正是中国数千年来“治世”少而“乱世”多,上演的悲剧众而喜剧寡的原因之所在。

   如果说,对读书人的宽容和接受还不算太困难的事情,那么对功臣宿将的信任和优待则是真正的为君之道所面临的考验。读书人的牢骚、怪话或故作清高、拒不合作,虽说让人不舒服,但毕章不对自己的皇位构成直接的威胁,常言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别看那些读书人伶牙利舌,“笔锋常带感情”,折腾得欢,到头来还不是事过境迁,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然而,功臣宿将却不同了,他们手握重兵,韬略高深,威望素孚,倘若真的萌生异志,反将起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江山改姓、社稷易主、人头落地、富贵东流真的是转眼之间成为现实,祸不旋踵,命若朝露,这危险的前景让人一想就不寒而栗,寝食难安。所以说,慰抚读书人,至多不过是个面子问题,而优容功臣宿将,这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权术问题。

   所幸的是,刘秀的这方面同样做得天衣无缝,独步天下。后人对刘秀的评价如此之高,在相当程度上是推崇他在处理功臣问题妥善恰当,既保全了功臣又稳定了统治,避免了血腥残杀悲剧的重演;皇上固然为圣主明君,功臣宿将亦不失为忠臣贞士,共保富贵,同享安乐,君臣相得,皆大欢喜。唐卫国公李靖称:“光武虽藉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籍;寇、邓未越于萧、张,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宋人叶适道:刘秀“能宽以待臣,使各尽力,其臣亦自检饬,居功不挠,法度过高祖文景时远矣。”(《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四《后汉书一》)这些评论,都不约而同点明了刘秀“将将之道”的高明之处与“柔治”特色,恰如其分,洵无虚辞。

   对待功臣宿将,刘秀总的原则是恩宠优渥,多方笼络,视之为腹心而不人为地假设敌人制造异己,同时限制其实际参与朝政、把持兵权,免得君臣互不相安,诱生嫌隙,这就是所谓的“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刘秀手下的那些功臣勋将,没有重演“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式的历史悲剧,这是刘秀政治上的最大成功之处。

   刘秀能够保全功臣,有几个环节非常关键,值得我们引起注意。一是能做到推心置腹,以诚待人。他心胸豁达,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力,所以对于那些功臣宿将,遂敢于坦诚相待,用人不疑。在这方面,他对待冯异长镇关中、威名甚炽一事所采取的态度,可谓典型。

   冯异是刘秀手下的一员大将,他文武双全、韬略超伦,用兵持重又“能御吏士”,战功卓著,威信素孚。刘秀根据他的能力,曾委派他镇守关中地区。冯异到任之后,“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很快稳定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的局面,声誉鹊起,被关中当地的广大民众称为“咸阳王”。有人劝谏刘秀对冯异要有所戒备,以防止其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刘秀凭自己对冯异的了解,否决了这个建议。冯异本人得悉这一情况后,心里自然也不怎么踏实,立即上书表明心迹,并申请尽快调离关中,以避嫌疑,杜绝流言蜚语。刘秀对冯异的举动颇不以为然,认为冯异未免神经稍稍脆弱了一些,不要听到风便是雨,应懂得“谣言止于智者”,难道朕还会不相信将军这样的亲信心腹吗,于是立即复书宽慰冯异,让他完全放宽心思,切不可想入非非:“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后汉书·冯异列传》),一下子彻底打消了冯异的顾忌,使之更好地为自己效忠尽力。如此推心置腹、以诚待人的雅量,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之中可真的找不出几个来。

   二是重赏轻罚,笼络人心。刘秀不仅对众功臣高度信任,而且处处优渥有加,恩宠备至。这反映为他赏赐功臣宿将不惜血本,丰厚无比。刘秀知道,功臣宿将当年毁家纡难追随自己起兵打天下,干的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危险勾当,没有他们的全力翊戴,自己就不会有今天位居九五之尊、主宰天下的机会。知恩图报方为君子,忘恩负义乃是小人,刘秀当然愿作君子而不欲为小人,所以理当对功臣宿将加以应有的报答。既然“国之利器”不可与人,兵权不能授予他们,朝政不便交付他们,那么也就只好在经济上提供最大的好处,生活上给予优厚的照顾,使得这些功臣宿将感到当年的冒险投资是正确的选择,心满意足享受浴血奋战后所换来的成果。在这样的认识制约下,刘秀给诸功臣创造了舒适优雅的生活环境。

建武二年(公元26年)正月庚辰,刘秀“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功臣食邑最多达四县之多,大大突破了功臣食邑不得超过百里之地的古法,这种封赏是匡古所无的优渥,所以有人感到这么做是出格了,对此表示了不赞同的意见。如博士丁恭就奏议道:“古帝王封侯不过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诸侯四县,不合法制”(《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可是刘秀听了却大不以为然,不客气地反驳说:“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毫不动摇地坚持了重奖厚赏的做法。功臣宿将既蒙信任,又得实惠,感激涕零,实属正常,于是自然而然效忠尽力,为刘秀打江山、坐江山而出生入死,勇往直前了。即便被剥夺了兵权,也因经济上得到丰厚报偿而尽释嫌疑,不抱任何的怨望。到头来,从中真正获利的还是聪明豁达的刘秀。要知道,锱铢必较,是没有出息,难成大事的表现;高瞻远瞩,收放自如,才是治国安邦的大智慧,大手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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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朴民读史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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