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清 武艳:包容性法治社会建设论要

更新时间:2018-09-12 08:27:08
作者: 张清   武艳  

   【摘要】 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经济发展所遮蔽的转型期社会矛盾不断显现,表现在价值观、身份认同、社会分层、社会共识以及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等诸多方面。为了有效应对因经济新常态而带来的社会转型的掣肘,系统性、协同性法治思维和法治化方式可以引发我们对机制、秩序、治理能力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型构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法治体系,建设高质量的“法治社会”。包容性内涵“自治、宽容、开放”特质并立基于“人的团结、人的平等、人的参与”,通过“社会共享”、“社会融合”和“社会参与”等要素,可以激发社会治理的内在动力并构建包容性法治社会的发展体系,即能力层面的自治诉求、机制层面的兼容性发展以及秩序层面的开放性结构。能力建设强调自治权基础上公民意识和宪法爱国主义的可行能力,机制建设祈求为弥合社会分化而建立多元规则的兼容系统,秩序建设希望建立达致良法善治的共治结构。

   【中文关键词】 包容性法治社会;可行能力;社会共享;社会融合;社会参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经济年均增长7.1%,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总体而言,经济的增长动力不再依赖于政府投资而依靠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所遮蔽的社会矛盾不断显现,导致因价值观、身份认同、社会分层、社会共识以及社会治理模式变迁而发生社会冲突。[2]面对这些社会冲突,如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立在怎样的思想平台和分析框架之上,以系统性、协调性法治思维和法治化方式对社会治理的能力、机制、秩序等问题进行思考和把握,促成单向管理到多元治理的范式转换,引导法治社会建设走向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法治体系,进而建设“常态法治社会”[3]。立基于“社会国原则”[4]的包容性发展已经凝聚为我国改革发展尤其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基本共识,“社会共享”、“社会融合”和“社会参与”等要素,可以激发社会治理的内在动力并构建包容性法治社会的制度体系。该体系包含三个层面:能力层面的自治诉求、机制层面的兼容性发展、秩序层面的开放性结构。能力建设强调自治权基础上公民意识和宪法爱国主义的可行能力,机制建设祈求为弥合社会分化而建立多元规则的兼容系统,秩序建设希望建立达致良法善治的共治结构。

  

一、经济“新常态”、“高质量”与社会转型的掣肘


   人对社会的认识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个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是事物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人类总是经历事物的正反面发展、总结正反面经验,经过感性-知性-理性、具体-抽象-具体的否定之否定后,才对事物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与本质。经济“常态”到“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发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进的成果。经济新常态的最大特点是速度“下台阶”、效益“上台阶”、“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5]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以“新常态”来描述我国现在及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形势,经济新常态下的社会发展面临许多新问题:失业率上升导致社会不稳定;国内外社会矛盾不断显现;社会冲突成为社会常态;社会新常态尚未形成,旧常态和常态共存。[6]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7]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未来较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将在高质量下发展,并由此引发社会转型,使得社会分层逐步加剧,身份认同出现危机,不公现象日益明显。具体而言表现在:(1)价值观方面。随着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社会分层不断加剧,阶层结构发育不良造成社会成员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危机;阶层分化削弱了一些阶层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阶层流动的封闭性造成社会固化影响了弱势群体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阶层分化带来的多元化价值观。[8](2)身份认同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社会利益急剧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我国宪法主体的工人阶级以及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层结构不断被冲破、分化,出现了严重的主体身份认同危机。[9]同时,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10](3)社会分层方面。阶层分化是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标志,是向高质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反映的是社会成员因其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的不同而在社会等级次序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就目前开始逐步定型下来的中国社会结构而言,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入社会的门槛在不断加高。社会阶层再生产机制业已形成。“第二代富人”和“第二代穷人”的存在,说明社会地位继承和世袭的现象开始出现。[11]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一种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开始形成。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深刻的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在代际传递,社会阶层趋向固化。阶层分化改变了传统社会资源占有的关系,使社会成员在收入分配、社会声望和教育资源等方面有所差异,这也势必造成人们社会心态、利益诉求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12](4)社会共识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组织结构、人口流动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思想文化结构等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也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的改变。社会关系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利益诉求的多样化、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在一定意义上讲,多元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新常态。在社会多元化的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寻求和凝聚社会共识。[13](5)社会治理模式方面。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公共管理是出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要求而产生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中产生的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它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需要实现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以及公共行政的继承与超越。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社会治理模式如何实现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服务进而达致“善治”的转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14]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要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公正以及“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必须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新常态下,非常态的社会冲突,甚至是社会转型遇到的掣肘,既是经济新常态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社会治理的发展指向,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化解经济社会矛盾,关系到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更关系到法治中国的有效推进。包容性法治社会作为一种理想、稳定的社会状态,不仅符合法治建设的自身逻辑,也为解决冲突、掣肘、困境提供了制度化的方案。

  

二、走向包容性:法治社会的可能框架

  

   包容性发展既是一种发展理念,也是一种发展方式,其所具备的共享、融合、参与的学术品格不仅能够应对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社会治理存在的结构性缺陷,也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社会治理的新思路。包容性法治社会的论辩框架正在对中国宏观政策的选择、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变、法治秩序的建立以及法治社会的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包容性:共享、融合、参与

   对于市场主体而言,仅有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远远不够,还需要营造一个集共享、融合和参与为一体的富涵包容性的法治社会氛围。从“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 - based growth),到“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 - poor growth),再到“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15],体现的是对整体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持以至消除贫困的不懈努力。包容性增长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它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寻求社会经济协调而可持续的发展。社会不平等包括“机会的不平等”和“结果的不平等”,机会不平等涉及个人背景,而结果不平等更多包含了个人努力和勤奋程度的差异。倡导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发展”的核心,目标是缩小结果的不平等。[16]从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发展”到社会发展的“包容性”,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和拓展的过程,也是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过程。[17]以“包容性”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有三大支柱:共享、融合、参与,即通过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共享改革成果;确保人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消除社会排斥,融合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提倡公平参与。[18]

   首先,发展成果分配上的利益共享,是包容性发展追求的最重要目标之一。无论是强调发展主体的参与,抑或发展过程的公平公正,实质上都是为了实现发展成果的利益共享,利益的共享性是包容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包容性发展本质上就是要让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贫困者能公平合理地共享发展权利、发展机会。这种权利实质上也正是阿马蒂亚?森所说的具有建构意义上的“实质”自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

其次,包容性发展是一个不断消除“社会排斥”的过程。在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首脑会议上,“社会排斥”被视为消除贫困的障碍。阿马蒂亚?森在《论社会排斥》一文中,考察了社会排斥与贫困、能力剥夺之间的关系,论述了能力剥夺的关系特征,并指出“社会排斥”兼具建构性和工具性两种特征,分析了“社会排斥”的多样性,讨论了不平等与关系贫困、劳动力市场上的排斥、信贷市场上的排斥、与性别相关的排斥与不平等、医疗保健、食品市场与贫困等问题。[19]包容性就是要调整发展方式,引导发展方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2273.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