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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话语权和组织权——重读《共产党宣言》

更新时间:2018-07-02 11:46:15
作者: 张文木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使资本主义在成为统治阶级不久便接到了死亡通知书。今天的历史已从工业资本主义进入更为腐朽的金融资本主义时期,重读《共产党宣言》,对于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的本质,重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话语权和组织权,仍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一、世界进入金融帝国主义时代

   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与列宁时代相同的是资本“从竞争到垄断”,垄断集中程度和规模没有大的变化,不同的只是,当代帝国主义已从“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1]进入金融资本取代工业资本并成为工业资本的主宰的过程,以前由工业资本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现在已为金融资本所主导。

   与此相应,资本增值的G(资本)?W(商品Ware)?G'(利润)的循环公式,已演变为G(资本)?W(战争War)?G'(利润)的公式,有的更是直接简化为“G?G'”公式,马克思说这是一种将货币“交换成更多货币”的公式[2],其间战争成了资本循环增值的手段。

   石油美元的出现就是资本通过战争增值的公式的开始。自从美元与国内生产相脱离而与国际原材料尤其是石油相结合之后,支撑资本的“信物”便从原来的国内产品转为远在天边而全球经济生活必须依赖的石油;美元在国际石油贸易是广泛使用并由此增值,这样原来依赖于使用价值的产品美元便转为依赖远方石油贸易的交换价值的石油美元。

   这个过程是从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政策开始的。这个政策使得原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产品——哪怕是军工产品——径直变成了脱离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此后,美国外交的重点就不是保证国内经济的增长,而是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用军事手段予以惩罚。就这样,石油美元使美国从一个依靠实体经济的国家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这时美国发展所依赖的不再是国民劳动而是对外战争,“美国制造”的不再是民生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这时的美国已由华盛顿的美国蜕化为华尔街的美国。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依附在美元之上的资产就不是美国国民劳动创造的价值而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家金融及其衍生产品。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 [3]是由于资本没有祖国[4],“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5]。确切地说,工业资本是有祖国的,因为工业资本需要的工业矿产和劳动力是以国家和民族为依存的,只有金融资本没有祖国。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底特律倒闭说明,工业资本制造成南北世界,现在金融资本则通吃南北世界;工业资本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向南方国家转移,而金融资本则使工业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同步衰落;工业资本依靠金融资本与无产阶级对立,现在金融资本则成了全人类的对立物。

  

   二、金融帝国主义是最腐朽的资本主义

   金融资本走到今天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金融资本是商业资本与近代工业资本融合而成长壮大的。它的先期形式是商业资本。商业资本不独是西方的现象——中国战国时期商业资本普遍泛滥并造成周王朝的分崩离析,但对世界发生较大影响的却是西方特有的现象。有持大量资金的商人们曾资助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打倒了欧洲教会的权威,解决了欧洲政教冲突问题。它随后又与欧洲资产阶级争夺国家政权并被后者打败并逐至美洲。欧洲资产阶级随后创造了世界工业高峰和工业革命的时代,此间的商业资本与工业结合转化为金融资本。此时留在欧洲的金融资本作为工业资本的附属物在工业革命中起着进步作用。

   流亡至美洲的金融资本重新扶持这里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美国并依此与欧洲抗争,利用欧洲的分裂形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击倒了欧洲的工业资本及其世界霸权,随后又利用美国的工业资本与世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双双击败了作为世界工业资本的中心美国和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组织的中心苏联。从1972年起金融资本逐渐在美国反客为主,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金融资本的世界霸权。世界从此“腾笼换鸟”和“转换升级”——实为堕落——为以所谓“新自由主义”为理论说项、以金融资本霸权为基础的金融帝国主义时代。

   这是一个聚集在华尔街的一小撮金融家统治和剥削包括全球工业资本家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人的时代,其间金融资本迅速向“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 [6]返祖,其破坏性已大大超过它的创造性,负能量大于正能量,这是资本主义最腐朽,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7]阶段。1965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点: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8]

  

   三、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和教训

   金融资本的胜利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组织权的严重弱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抵御金融资本的跨国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并为全世界第一个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写下《共产党宣言》,告诉无产阶级:“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宣言开篇提醒欧洲无产阶级,为了对付工人阶级,“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资本没有“祖国”,所以“工人没有祖国”。为了自身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9]。

   可见,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形式是由它的对立面资本家阶级的组织形式决定的。既然资本是国际性的,那么工人阶级的组织也不能不是国际性的。列宁理解这一点,第二国际变质后,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建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或初级形式——高潮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与资本主义同盟国建立统一战线以赢得反法西战争的胜利,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共产国际的解散与斯大林对战后形势的判断及苏联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承诺的义务的看法变化有关。

   1943年12月1日,在美英苏三国首脑第四次会议上,斯大林提出芬兰应当用实物补偿它因与德国结盟在战争中给苏联造成的损失的要求,在回答丘吉尔如何理解苏维埃早期政权提出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口号的问题时,斯大林半开玩笑地回敬丘吉尔:“我对您说过,现在我成了一名保守分子了。”[10]1944年10月14日,丘吉尔来到莫斯科,在谈判中向斯大林提出自己的担忧说,他还记得在1919~1920年间全世界都在世界革命面前吓得发抖,斯大林知道丘吉尔在试探他对接近夺取全国胜利的希腊共产党的态度,便明确告诉他:“现在世界不会吓得发抖了。苏联不准备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11]1944年夏天希腊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解放了2/3的希腊领土。10月12日希腊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第一集团军解放了雅典,10月底解放了萨洛尼卡,希腊的政权实际上已经在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手中了。此时红军进驻南斯拉夫,离希腊边境只有咫尺之遥。诱惑是巨大的。但是据丘吉尔事后回忆,“斯大林并没有失信” [12]。

   1947年12月24日,希腊共产党已宣布成立希腊临时民主政府,衰落的英帝国已无力控制希腊的局势,于是不得不请求美国的帮助。在此紧急关头,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于1948年2月10日拜见斯大林并请求苏联支持,斯大林的回答反映了他对苏联地缘战略能力极限以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承担的义务有新的理解。在回答保加利亚工人党书记、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斯托夫·特拉乔伊提出“希腊的游击运动的失败将会给其他巴尔干国家造成非常困难的局面”的问题时,斯大林说:

   自然,对游击队应该予以支持。但如果游击运动的前景无望的话,最好将斗争推移至最佳时间。即使在力量对比上有什么差距,那也不能喊叫。必须理智地计算力量。如果计算表明,当时工作不可能有进展,那也无须羞于承认这一点。如果局势不利的话,可以收缩游击运动。即使今天不可能,明天也会是可能的。你们害怕提出尖锐问题。你们总是处于“道义责任”的影响下。如果你们对所承担的责任力不胜任的话,那就应该承认这一点。你们不应该担心在“道义责任”方面的绝对命令。我们这里没有这种绝对命令。整个问题在于力量的权衡。如果你们能够打的话就打,如果不能够打的话,就别去战斗。我们不能在敌人想战斗的时候去战斗,而是当我们的利益需要战斗时再去战斗。[13]

   斯大林的话说白了,就是让希腊共产党自生自灭!这时的斯大林已不再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绝对命令”遑论“道义责任”,而是一个“必须理智地计算力量”。

   不仅如此,当时苏联也利用共产国际解散在西方人面前撇清与“共产主义”、尤其是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关系并由此获得西方的支持。1944年3~4月间,中国战场发生了与同期希腊战场的类似形势,蒋介石在几个月内丢掉了豫、鄂、湘、粤等广大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壮大到47万,民兵227万,根据地人口达到8000万。面对中国国共对垒的形势,6月,罗斯福派哈里曼返回莫斯科“同苏联领袖讨论中国问题”。6月10日,哈里曼拜见斯大林。此前4天,英美军队在法国登陆成功,斯大林心情特别好,他对哈里曼说:“战争史上从未见过如此辉煌的一次战役。拿破仑本人从未试一下。希特勒想到了,但他是个笨蛋,也从未真正试过。”[14]关于中国问题,哈里曼的译员爱德华·佩奇记录道:

   哈里曼大使开始回顾了罗斯福曾在德黑兰说过的,即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在一起的人。斯大林同意说,是这样。哈里曼接着说,总统认为,应该首先鼓励蒋介石同华北的共产党寻求一种解决办法,以便团结起来抗日;其次应该鼓励蒋介石把他的对内政策搞得开明一些。斯大林评论道:“说比做要容易。”接着,斯大林进行了看来比通常更自由的谈话,他重申他的看法,即在目前情况下,蒋介石是最恰当的人,因而必须给予支持。但是,这个最恰当的人也是差劲的。他认为,在蒋领导下的中国,仗打得不好,并举出了一些或许公正或许不公正的例子。他有这个印象,即蒋介石周围不少人是骗子,甚至是汉奸,因为日本人似乎对重庆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清楚。他抱怨蒋介石没有使用中国共产党人抗日,相反,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跟他们发生争吵。他认为这是愚蠢的。因为,他说——记录说他笑着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尽管如此,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要跟日本作战”。

他重申,苏联对中国的立场,仍然是以1924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15]为基础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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