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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利兵:"组织起来"的历史实践及其思想意涵--以社会史视角重新理解新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1)

更新时间:2018-05-06 16:12:32
作者: 常利兵  

   1949年后新中国进行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中,既有城市的,也有农村的,历史表现各有不同,但又都有其共性。在此,本文讨论思考的主要限定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多是有关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进而又会牵连到革命年代的农民社会构造问题。就此而言,我们将建国后展开的社会主义改造称之为新中国的"三农问题"也未曾不可。

  

   那么,在谈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一问题时,我们会很自然想到新中国建国史话语中的一个经典表述"一化三改",即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相联系就是1953年初"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实行,以至1956年中共"八大"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等等。众所周知的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尤其是总路线的出台,在总体情势上意味着新中国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领域不断地被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所装置和重构。于是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有制形式以及社会组织机制等方面,出现了重组新中国城乡社会的集体化、国有化的基本规制和构造方式。所以,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集体化已经成为我们今天理解社会主义、理解中国革命的一个总体性的时代名词。但是,正如贺照田先生指出的,集体化中的"集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构成方式及其历史意涵到底是如何变化的,我们是否只有一种构成或构想集体的可能?如果"集体"是我们在历史中必须选择的构造社会和构造自我的方式之一,那可供我们选择的历史思想资源又有哪些?或者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集体化对其时的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对应的社会日常生活文化等层面又是如何展开并落实到每个人对待他人和世界的感受、意识和心情之中的?又在此时的中国人心中激荡出了怎样的道德情感伦理精神并将之转化为特定的历史实践?(2)

  

   由此出发,笔者主要从社会史视角来重新思考新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实践及其思想意涵,试图揭示出有关这一时代转型话题的更为深层的结构性理路和历史表征。个人管见,通过检视国内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专门集中地讨论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还不多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局限于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既有的讨论框架和思路,受其影响至深。(3)例如,许慧文(VivienneShue)的《转型中的中国农民:迈向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动力1949-1956》和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是为代表,不过此两种研究讨论在结论上又是基本互相对立的。许慧文通过对湖南湖北两地历史实践的分析讨论,认为中共带领中国农民向社会主义成功转型主要有七个关键要素:(一)细致地制定政策;(二)因地制宜地贯彻政策;(三)积极进取,及时改正;(四)招募新干部;(五)运用阶级斗争的策略;(六)激励机制;(七)发展中的中央-地方关系。而且这些要素也有赖于四种必需的环境:首先,地方与高层领导之间在致力于农村转型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其次,全国上下投身于国家经济建设,为政治体系运作提供基础;第三,党始终都有一套针对农村问题的阶级分析法;最后,在中央和地方干部之间有着一种相对透明的、直截了当的和指导性的工作关系。这四种情境也正是1949-1956年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转型的最基本特质,但是在后来的人民公社时期它们却相继被破坏殆尽,从而在持续进行农村转型的进程中使得中共领导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困难。(4)与此相反,弗里曼等人认为河北五公村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强行地将农民整合到单一的计划指令型合作社当中,最终失败是难免的。并举例说:1956年1月,五公村公布了它的发展计划。村民们整个冬天都忙于填沟和平整干涸的河床。徐树宽在带领人们为集体劳动时,既使人激动,又使人尴尬。这种强制的积极性产生了它的对立面、消极面和无责任感。他们感到,他们的命运和耕种的控制权已不在自己手中。而且,使人们在劳作中筋疲力尽。因此,"集体化并不是促进和刺激农民家庭经济的自然结果,而是一个经济上代价极高、政治上异化的大断裂。它打破了与农民经济合理性相一致的政策。种田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每一项都要求按时行动,而且只有在与购买者交换时才能赚到钱。无法决定劳动成果中百分之多少应归功于除草者或灌溉者,也无法测定并恰到好处地向最有贡献者付酬。……因而实施起来令人沮丧。"(5)进而,他们认为农业集体化是各级官员通过武力、行政命令或教条主义强加给中国农民的,它破坏了家庭经济,取缔了市场和自由贸易,破坏了宗族、家庭中的和谐关系等等,于是导致了农民的抵抗,最终走向失败。

  

   就本文所讨论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而言,在此先从宏观层面对新中国成立后所进行的重要历史实践作一些学理性的解析和讨论。展开来说,我们首先需要充分地将它"对象化"、"历史化",即当作是一种历史性过程加以再思考,而不是一味地囿于有关党和国家政策下的一套意识形态话语的重复表达。也就是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生成性过程怎么一步步产生出来的?通过在地化经验又具有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很显然,这里面牵扯的问题复杂多样,接下来文章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的内容来加以讨论,一个方面是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另方面则是农业集体化。其实这两方面内容也是我们深入理解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结构和实践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是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已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6)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共同认识,就是大多数研究者热衷于讨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为何会在短时期内放弃新民主主义而急速地转向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在此逻辑推论下,认为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自然就是难免的了。比如关于建国初期山西省长治地委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问题,东北的富农问题、党员雇工和单干问题,以及伴随合作化冒进而导致的"闹社""退社"等诸多问题,甚至有学者由此得出了农业集体化注定要失败的论断。可以说,正是立足于现有的这些比较简单化的判断逻辑下,导致了很多研究者往往以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来全盘否定、批判、扭曲建国初原有的那一整套有关社会主义改造的种种设定和规制。毋庸讳言,此类论断多带有一种后见之明的眼光来看待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对历史当事人自身的立场和选择缺乏"同情之理解"的深度解读,或者说忽视了对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一项宏观的制度安排在新中国的广大农村引发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和讨论。由此,笔者认为韩国学者李南周关于这一话题的再讨论,为我们打开了一些新的思想空间。他指出,不应该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互相对立起来去处理新中国的历史经验,否则就会遮蔽掉那些有助于推进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继续深化发展。"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都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前提的。当时他们所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如何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这一目标。如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利因素消失或减弱的话,什么时候都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新民主主义在实践中不能不显示出很大的弹性,或者不确定性。"(7)至于建国初出现的几次重要争论,李南周认为,尽管它们为中共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出现根本性转变的主张提供了不少根据,但当时各级领导层面的分歧和争论还不足以就得出"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说是原来中共的既定方针,以及社会主义过渡论是中共路线重大变化的结论"。而是"这些争论及其结果与其说是中共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解的根本转变,不如说是中共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的明朗化。通过这些争论和实践经验,中共明确认识到新民主主义时期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期不是两个阶段,是实际上是一个阶段。"因此,"从新民主主义论到社会主义过渡论的变化不是中共在理论上的总体大修正,而是新民主主义内在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8)

  

   结合这些讨论,在笔者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本身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结构化规制的话,那么,这一套制度安排如何进入农村已有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性存在中去发挥作用,如何以新的结构方式去改造原有的惯性化的旧有的结构性存在,进而缔造出一套全新的社会重组的结构方式出来,并成为新的影响历史行为主体与客体的历史、社会、文化、生活的制度性力量?显而易见,要想对这些疑问进行深入的分析讨论,就必须重新回过头来对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史问题进行一番再研究,特别是要加强对其时的历史语境中,广大基层社会的丰富历史实践是如何加以展开的。因为我们只有立足在建国初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才可能对这一根本性议题有全面深入的把握和理解。

  

   其次,我们再以农业集体化为对象来展开对新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宏观性讨论。简单概括地说,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在农业上就是要引领农民走向"集体化",这也是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书写中为人熟知的话语表达。但实际上,在现有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对其中所蕴含的复杂多样的历史实践和经验展开又缺乏应有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关注和讨论。这确实又导致了作为后来者的当下人与农业集体化在建国史上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隔膜感和疏离感。当然也就对很多富有思想性和时代性论题的探究往往是视而不见,或者是自我封闭在已有的过于僵硬的研究设定而不能很充分的打开本该有的多样化历史空间。与此相反,我们更期待的是,在农业上的集体化规制对农民的生活世界到底形成了哪些历史性影响?对农民的固有社会结构和心性感觉又有怎样的解构和重构?也即是说,新中国的集体化历史实践在"新与旧""理与时""情与势"之间具体建构出了什么样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表象?在此基础上,又该如何去理解"社会主义"在新中国农村的具体表现和历史展演?事实上,这些最接近农民社会内在脉络和机理的问题其实在现有的研究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和讨论。就此而言,笔者认为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改造背后始终都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制度因素,那就是"组织起来"的问题。具体而言,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如何由原来的小农生产结构、自然经济方式、分散孤立的生产状况发展为一种"集体化"的组织方式?或者说,在由小农私有的社会结构发展为集体所有制结构的历史实践当中,中共究竟靠什么去整合、组织农村社会原来那一套松散、分化的生存状况的?在此过程中,改变了什么,没有改变的又是什么,变与不变的历史程度又有哪些经验事实的体现?这一连串的疑问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细致探究的时代性问题。所以,本文试图以社会史视角重新来理解新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就是想在相关的方法论意义上能切实的打开更多层面的历史空间,进而推动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显而易见,在如此的社会史视角架构下,农业集体化就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实践过程,而不是一个抽象化的先验性概念。而且,农业、农村、农民中的方方面面又会在新中国设定的这一历史实践演变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交织、互动、影响、形构;或正面,或负面,或短期,或长期,在在显示了中共在致力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长期探索与努力。为此,文章将结合一些具体经验对新中国"组织起来"的历史实践及其时代意涵进行分析讨论,以凸显出一个有关社会主义理念与在地化经验事实之间的历史生成关系问题。

  

在1953年-1956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期,各种社会主义改造日渐快速地加以展开。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社,对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作物开始实行统购统销,以及"闹社""退社"和整风整社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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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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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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