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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利兵:新革命史研究何以可能

更新时间:2018-04-12 13:13:10
作者: 常利兵  

   编者按:

   作者在对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重提革命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对新革命史研究的可能路径进行了思考。本文原题为《“告别革命”论与重提革命史——兼论新革命史研究何以可能》,出自《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7年第1辑(总第5辑),有删节。作者常利兵,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当前,学界时有“新政治史”、“新革命史”、“新党史”的提法,试图对传统的政治史、革命史、党史国史研究进行解构,而建构出一套新的史观,对政治、革命等问题进行再研究,以重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这既得益于近些年来不断有地域化新资料的发掘与利用,也是现实社会变革的内在诉求使然,正可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文即是以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最新代表性成果为切入点,对其史料与史观进行了分析讨论,并通过重新审视“告别革命”说及其争论,提出了重提革命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问题,进而对新革命史研究的可能路径提出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希望能对深化中共党史学科发展史和中共史学的学术史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静悄悄”的革命史研究热

  

   近年来,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再次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辛亥革命,二是国民革命,三是中共革命。王奇生指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习惯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中共革命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三次革命,而很少关注三次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革命来考察。其实正是这三次革命的相互关联、递进,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前一次革命如何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如何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就革命史而言,其研究架构大致体现了革命史观(1949年后的30年间)、去革命史观(1980年后的近30年间)、重构革命史(2010年以来重新审视中国革命)三个相对分明又互有交叉的时代特征。接下来,以第三阶段研究状况为讨论对象,以展现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最新趋向,尤其是与传统革命史观的异同。

  

   当下重新审视辛亥革命的多重意涵和复杂面相,突破单一的意识形态制约,深入历史细节,已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史观的新图景。杨天石对辛亥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讨论就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认为究竟谁领导了辛亥革命这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至今仍未明了。通常流行三种说法:一是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二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三是由资产阶级中下层领导的。各说法间言词有异,本质上却主张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为此,杨天石从活跃于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新型知识分子着手,将其分为“洋务知识分子”、“维新知识分子”、“共和知识分子”、“无政府知识分子”和“共产知识分子”五种类型,并重点通过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共和知识分子的比较分析,认为共和知识分子才是辛亥革命的真正领导力量。

  

   个人管见,近些年来,杨念群倡导的新史学路径不仅对近现代史研究影响较大,而且对当代史研究范式转换也起到了积极影响。这在其《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及《新史学》系列丛刊在学界的广泛影响中均有所体现。以新史学的视野重构中国革命史,王奇生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堪称典范之作,从视角到史料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问题意识上,王书中强调,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革命史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20世纪的中国革命应该放回到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不仅要研究“革命”,同时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只有将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革命的敌对力量以及局外各方放在同一个历史场域来考察,才能再现其“众声喧哗”的历史本相。作者在书中对1920年代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三大政党对“革命”与“反革命”的话语认知及行动进行的深入剖析,打破了以往“国共合作”、“一党立场”的传统框架,从观念史层面讨论了不同政党、派系竞相争夺和垄断对“革命”话语的阐释权,争夺“革命”的正统,并试图建立各自对“革命”话语的霸权地位,“唯己独革,唯己最革,唯己真革”,而贬斥对手和潜在同盟者为“不革命”、“假革命”甚至“反革命”。因此,王奇生认为:1920年代国民党、共产党和青年党三个政党都主张革命而否定改良,认为革命是解决国家民族问题的根本手段。这种对革命的认知和遐想使得革命日趋神圣化、正义化和真理化。革命被建构成一种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时代意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另者,三个政党又以各自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为考量来诠释其“革命”行径,于是在革命话语渐趋神圣化的同时却又蕴含着强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因素。

  

   此外,《革命与反革命》中对基层档案文献资料的重视和利用,从微观个案角度讨论了中共党组织在城乡环境中的发展史。作者指出,1980年代以来,中共地方组织的相关文献资料大量汇编出版,为中共党史研究在注重全局性讨论的同时开展区域性微观研究提供了可能。这些文件不同于中央高层的理论性、计划性和宣传性的文件,内容多为地方各级组织的工作汇报、请示材料以及上级党组织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性文件和会议决策过程记录。它们更多地反映了中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情况。这些文件当时是高度保密的,从未打算公开甚至保存下来,内中不少出自文化程度甚浅甚至不知名的党内基层干部之手,行文和内容表述大多直白,未加修饰,有的文句不通顺,错别字亦不少见,但亦因此而更显生活、鲜活。众所周知,1927年7月国共合作第一次失败,中共遭受了重大打击。面对白色恐怖,广东省中共地下党如何求生存、继续革命,党组织及其路线政策如何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应变和实施,尤其是外来的组织体制和意识形态如何进入中国乡土社会等问题,王奇生利用六十多册《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探讨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组织的内部调适,党员、党组织与乡土社会的多重关联以及党与农民在早期革命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相比之下,杨奎松和黄道炫有关国共两党的革命实践研究以实证见长,注重对革命史实的复原,彰显历史本相。杨奎松的“革命”四书与“建国史”二书是其积数十年之功从宏观视角深入探讨国民革命与中共革命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与杨奎松的研究相比较而言,黄道炫有关1933~1934年中央苏区的革命研究在集中讨论上层革命实践展演的同时对基层民众在遭遇革命情境中发生的变化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展示了革命在上下层之间的历史画面。首先,在对中共革命源流的论述中,作者通过解读大量苏维埃时期的土地调查材料和中共创建中央苏区的历史过程,认为在赣南、闽西地区土地普遍分散,尤其苏区的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但是革命集中爆发的地区,这种土地占有状况与土地革命呈现的是一种负相关态势,因此,以往人们一般把土地高度集中看作苏维埃革命主要成因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其次,尽管土地集中程度与苏区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作者指出理解农民对土地的需求仍具有重要意义。也即是说,在土地革命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然后进行平分,对农民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对土地的渴望便成为农民认知革命和走向革命的直接驱动力。再次,除了土地问题之外,中共给农民宣传自由、平等、权利、尊严、身份等理念也是农民投身革命的政治心理原因。这一对农民精神状态变化的关注,对理解在苏维埃时期并不完全成功的经济变动下农民高涨的革命政治热情提供了新解释。最后一点是,苏区革命的进行又是以强有力的军事武装力量作为后盾的。作者认为这一点也是当时苏区革命面临的最现实的考量。就像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一样,即是突出军事运动对于中共革命成功的重要性。毫无疑问,黄道炫对革命源流的四点剖析丰富和推进了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解和把握。

  

   另外,黄著中最精彩的篇章应该是关于中共在创建中央苏区后自上而下全面开展的苏区革命建设内容,集中体现了作者将革命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的叙事路径。主要包括苏区的党政建设、民众教育和文化的宣传活动、革命动员下的社会风俗变革、妇女解放、群众团体组织与改造等方面,展示了中央苏区“燃烧的革命”景象。中央苏区的宣传动员形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尤为中共所擅长,主要有红色歌谣、工农剧社和苏维埃剧团,以及为群众文化活动提供场所的俱乐部。至于妇女解放,苏区不仅颁布了新婚姻条例,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而且妇女地位的提高激发了她们参加政治经济活动的热情,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妇女参加犁耙、耕种等繁重的生产劳动。但是,在肯定妇女解放正面效果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共的妇女政策对数千年来的社会结构的冲击,造成了不小的社会动荡,如片面提倡妇女解放导致的性错乱现象直接威胁到了农民家庭的稳定。从黄道炫的苏区革命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在改变着国家、社会、家庭乃至个体时彰显出巨大张力的同时,最终还是要受到具体历史情境和现实环境的制约,不可能轻易越过固有的界限而任意所为。

  

   综上所述的研究成果,既有宏观与微观的,也有总体与区域的,还有理论与实证的,这些不同层次的革命史研究都试图重新思考革命在20世纪中国的展演过程及其对当今社会造成的或隐或现的影响。前文中指出,从研究进路上看,可以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中国革命史概括为前后相继又互有关联的三个阶段,一是以阶级斗争学说为主的革命史观架构,时间为1949年后的三十年间,二是侧重现代化论的去革命史观架构,时间为19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间,三是对前两种史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出现的重构革命史观的架构,近几年来学界重新审视中国的革命实践即为代表。

  

   二、新革命史研究路径的再思考

  

   因此,本文以重提革命史为讨论重点,就是试图立足近年来革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期对今后新革命史的研究路径提出再思考,权且当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正名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谈论新革命史,从新史学视角研究中国革命史,无论是从方法论层面,还是从具体史实层面,应该是近些年来为这一看似过时的历史性主题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李金铮指出,站在21世纪的伟大时代,不仅不能削弱中国革命史研究,而且应该加大革命史研究的力度。在他看来,中共革命史研究的传统模式和问题在于其党派史观的范式,遵循的是“政策—效果”的书写路径,注重对重大历史事件、精英人物的研究,主要呈现的是其政治意义。但历史还有更丰富的社会、经济、文化内容,所以,最应当引起重视的正是中共革命中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变迁,或者说中共革命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由此,他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突破传统革命史框架,转向新革命史。第一个角度是加强中共革命史与中国乡村史的连接,既要将中共革命纳入乡村史范畴,也要在乡村史研究中重视革命问题的引入。因为“中共革命实际上是农村革命、农民革命,中共政权与农村、农民的关系是最值得重视的核心问题。必须从乡村史视角考察中共革命问题,也只有将中共革命纳入乡村史范畴,才能避免就中共革命论中共革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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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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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7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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