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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钊:“圣之时者”:儒学的兴起与毁掉

更新时间:2018-04-25 02:03:38
作者: 理钊  

  

   鲁迅先生曾引孟子的话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孔先生赶过时髦,这固然也是有的。然而,真正做了时代“弄潮儿”的,其实还是他的后世弟子。

  

   现在,人们都知道儒学大摇大摆地走上政治舞台,是在西汉,即所谓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仅从这一点上看,孔夫子的弟子们确乎是很争气的。想当年,孔先生坐在牛车上,辗转多少国家,吃过多少苦头,受过多少羞辱——以至于鲁迅先生曾考证出落下了慢性胃炎的毛病——来推销兜售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术思想。但奔波一生,却终无所成,以至落了个“恍恍若丧家之犬”的名号,至今还在受着人们的“戏落”。可是,仅仅数百年之后,他的弟子们,却是将儒学推上了“国教”的至尊,孔先生大约也是很可以含笑九泉的了。

  

   汉朝的皇帝为什么不像春秋时代的国王们,竟然“买”——那时的学者们是信奉“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生意哲学的——下了儒学呢?原因是汉朝的儒士们摸透了帝王的脾性,把个儒学稍加改造,弄得让皇帝们喜欢起来了。改造的方法,说白了就是“引法入儒”,亦即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儒学的法家化”。这正如对一件老旧的产品,给予了改进,使人喜爱起来一样——有一些儒士追赶了时尚,投了“消费者”的所好罢了。

  

   刘邦打败项羽,得到天下之后,虽然对儒生们多有羞辱,以至于曾拿了儒生的帽子做了便器,但儒生们还是愿意积极地向他靠拢的。因为,“入世”做官,帮助天子“治天下”,是儒学的最高理想之一。又因为儒家是不主张自己来做王的,这从他们主张的“孝道”中可以看出——孝亲是为了忠君,不像西人柏拉图,主张由极聪明的哲学家来做王,即“哲学王”,也不像刘邦,看见秦始皇的威风,但好生羡慕地大叹“大丈夫当如是也”。所以,要想实现这一理想,第一要务就是得到天子的信任。可是要得到皇上的信任,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要得到刘邦的信任,则更不容易,因为多少有点儿泼皮性的刘邦原本就是看不起书生的。然而,汉初的儒生叔孙通,却是在刘邦那里得意得很,因为他帮助刘邦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觉。

  

   刘邦做了皇帝之后,那些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由于差不多都是与刘邦相同的出身,除了会打打杀杀之外,于礼节上实在是乏得可怜。史书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这个景像,确实是有点不成样子,毕竟不是呼啸山林的大王了,刘邦怎会不有些忧虑呢?这个时候,叔孙通便看了出门道,提议由他到鲁地,也就是孔子的家乡去征召他的弟子来,“采古礼与秦仪”后“共起朝仪”。

  

   叔孙通曾经做过秦朝的博士,对所谓的古礼知道多少不敢妄猜,但对秦仪自然是很熟悉的。所以,从他为刘邦设计的朝仪看,其实倒是货真价实的“秦仪”,也就是“尊君卑臣”的那一套。果然,朝仪一行,刘邦大为赏识,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除此之外,公孙通又提出了“人主无过举”的高论,也就是说皇帝是永远是对的。这就更得了刘邦的心。所以,从那时起,“人主无过举”便成了对待皇帝的金科玉律,把个皇帝的尊严弄得至高无上。叔孙通得到了刘邦的赏识,看上去是给儒生们长了一个大脸,可实际上却是由此而始,儒学已是明里顶了儒学的帽子,暗中向着“法家”眉来眼去,阴相交通了。司马迁于史记中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现在,不妨来看一看“法家”。以韩非等为主要人物的法家的主要观点是:“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而在具体的治国方法上,则是强调“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也就是说,在“法家”统治下的国家里,只有“法”这一种东西,对有功臣的人赏以功名利禄,对犯上作乱的人,不论高低贵贱,有无功劳,一律处以死刑。其他,便全都要遵从“一教”,也就是“知万物之要”的明君的教育,这就是除了把个皇帝捧得高高在上,其他人全都微不足道了。

  

   “法家”,说到底,治国的方法无非就是严刑竣法,对治下的子民予以赤裸裸的武力管治而已。秦始皇的秦朝,据史书载,到后期,全国受过酷刑的人数已经多于正常人的数量了。秦皇何其雄武也,以偏僻之国,用史杰鹏先生的话说,就是靠了“数人头(割下来的人头)、赏功爵”办法,一举横扫中原,一统天下。可惜,凡事总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奉行了“法家”之术的始皇帝,虽然一心想着一世、二世,以至万世,但未曾料到的是二世刚始,被“法制”治得渐渐没了生路的黔首,只好“与汝皆亡也”地造起反来。结果,结果自然是让刘邦得了利了。

  

   汉朝在立国之初,除了缺少“朝仪”之外,也很为确立何样的治国思想,或者说是用什么样的治国之术而费了不少脑筋的。强秦快速灭亡的教训还在眼前,法家之术是不敢再明目张胆地用了。所以,儒士们还得再开动脑筋,想一些更高明的“学术思想”,以补旧儒的不足。

  

   这当然不乏后人,紧接而来便是有名的汉家儒生是公孙弘。这个人在政治上是大耍“两面派”的,比如他与众公卿事先约定好上奏的事情及观点,但到了武帝面前,却又违背之前的约定,去顺从武帝的意思。都尉汲黯曾因此对公孙弘不满,直接在廷议上指责公孙弘:“齐地之人大多欺诈而不说真话!刚开始与我等一起提出这个建议,现在却完全违背在之前的说法,为人不忠诚。”武帝于是问公孙弘此事真假。公孙弘却侧面回答说:“了解臣为人的人认为我忠诚,不了解我为人的人认为我不忠诚。”武帝赞同公孙弘的说法。此后但凡有在武帝身边的宠臣诋毁公孙弘的,武帝反而越发厚待他了。

  

   武帝之所以厚待他,拜相封侯,我觉得主要还是公孙弘的“学术”更对刘彻的心思,比如公孙弘主张“人主广大,人臣俭节”,把“尊君卑臣”的主张推广到了日常生活方式之中。(余英时《儒家的法家化》)尤其重要的是,公孙弘与汉武时的另一个重要大儒董仲舒,发明了一种至绝的办事方法,那就是“缘饰”“润饰”吏事。关于公孙弘,《史记》载:“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馀,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悦之。”《汉书·循吏传》中载:“孝武之世,唯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经文,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

  

   皇帝为何对“缘饰”大悦之,对通“润饰”者器之呢?天子对那些犯了法的人要施之于刑,这似乎是天经地义,人们自然也是知道的。然而,儒生们办起这类案子时,不但要依法而刑,还要引经据典地数其罪恶,用现在的话说,对于犯法之人,不但要杀头,还要将其批倒批臭。不但要毁灭他的肉体,还要毁灭他的精神。董仲舒在这一方面是堪称专家的,为此他著了一部《春秋断狱》,使人每遇案,便可引经书春秋判决。后世学者戴震说:“人死于法,犹有可怜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所以,这种法子在政治上真称得上是至绝之术。而后世帝王所搞的“诛心”“腹诽”之类的文字狱,也正是由此而来。

  

   这些汉儒们如此地为天子卖力,天子自然是高兴的。于是,发明了“春秋断狱”的董仲舒更进一步,提出了“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也就是说,凡异于儒学的全部定为异端邪说,予以打击和压制。

  

   现在,法家提倡尊君,儒学也已经将皇帝奉为永远不会犯错的天子了;法家讲以法治民,儒学也制定了春秋断狱法;法家要一统思想,儒学也要一统思想,所不同的是法家要用“一教”,也就是皇帝的思想来一统,而儒生们则是要用儒学来一统罢了。至些,儒学算是彻头彻尾地法家化了。

  

   现在想来,汉武帝之所以最终接受儒学为一统全国的学说,肯定也是经过一番仔细度量的。一方面,经过汉朝“圣之时者”的改造,儒学已经很是合于皇家的口味了;二则,这经过“引法入儒”了的儒学,治起国来确也是比只讲实用的“法家”好看得多。

  

   所谓“法家”,严格地说起来,算不上是一门学问,它除了有心狠手辣之术外,实在是没有什么自成一体的理论思想,实乃一门实用性的技术而已。而且,那一套法术也确是太过于直露,不过“杀,杀,杀”。如果将这一套“学问”像后来推广儒学那样,让全国的学子们都来“学而时习之”,帝王之道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呢?况且,如果真的将“法家”之术在全国赤裸裸地推而行之,也一定会引起人们在精神和心理上的逆反。将“法家”定为独尊的秦朝短命而亡,就是最好的例子。

  

   可是,一旦将法家之术披上了儒学的外衣,便大有不同了。儒学是讲“仁义”求“道德”的,仁、义、礼、智、信,虽也不太成体系,但也颇有“理论思想”的样子,念起经书来也极为动听,不像法家那样,满口尽是诛呀杀呀地使人恐怖。可是,当年孔夫子为什么到处推销儒学而不售?就是因为当时的儒学虽有治国思想,内里却是缺少治国之术的。现在,经过他的精于赶时髦的后世弟子这么一改造,可谓成了“两全之学”了,外面讲着仁义道德,内里则又布满了法家之术,既好看又好用起来了。这样的好理论,好思想,只要不是糊涂蛋在做皇帝,哪有不将其定为一尊的道理呢?

  

   这样“外倡儒学,内行法家”,有一个问题似乎就出来了,那就是后来的儒生们,从小学习的都是讲着“仁爱”的儒学专业,可进入皇家机关后,使用的却又全是法家之术,这中间是不是会有一道隔膜需要打通呢?或者说那些初进皇家体制的儒生们会不会有一种“专业不对口”的痛苦呢?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者自汉家儒生们始,后世儒生所学的儒学,是已经过“圣之时者”的精心勾兑的儒术了,法家的精髓已经不动声色地融合进了儒学之中,正像调合好了的油彩,你已经很难分出哪是“原儒”,哪是“原法”的东西了,比如“春秋决狱”之法,诵读的时候,除了觉得它天经地义之外,哪里又会觉得那原本是法家的技术呢?

  

   更重要的是,儒学是最讲“道德治国”,最看不得有人“背德乱道”的,现在引“儒经”而断狱,不但于肉体,还于精神上惩罚那些“败德坏道”者,其实正暗合了儒家要义。孔子是儒学的宗师,他曾在鲁国掌过一段时间的小权。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很快就杀掉了少正卯。也就是说,从逻辑上讲,讲道德讲到极至,就已暗含了“以德杀人”的合理性了。这也是从学术上,法家正从儒家中发展出来的原因——韩非正是从荀子一派的学生。

  

再从现实的一面说,其实法家的“学说”是太合人的心性和欲望了。皇帝的欲望是他要独享尊荣,独掌权力,统治万民,不受节制,恣意而为。其实,这样的欲望和心性,又岂止天子和能够做天子的人有呢?恐怕是所有心智正常的人所共有的,尤其是在中国这个没有超验精神追求,只讲物质享用的国度里,人们所求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所以,后世儒生,即便是学得满腹经纶,一心要广大儒学,一旦经过征召、选举、科举进入皇家庙堂,在皇帝面前虽低微得像个孙子,但在他所管治的小民面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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