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兴奋剂斗争的由来
体育运动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存在于社会中的药物癖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体育界。自古以来，人们都有意无意地寻求快乐与良好的感觉，以避开单调、枯燥与痛苦，药物的使用似乎是自然之理。运动员希望通过药物来增强身心能力由来已久，体育与药物早已结下了不解之缘。据记载，公元前3世纪的古代“奥运会”，运动员就试用蘑菇、仙人掌的提取液（含致幻剂）来提高运动成绩。到了19世纪，社会上使用的可卡因、士的宁、咖啡因、吗啡等药物已涉及多项运动领域，运动员以服药来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可见，体育界滥用药物是整个社会的缩影。
随着新药的出现，运动员的药物滥用也与之同步发展。20世界40年代末50年代初，新药苯丙胺（安非他明）已成为体育界内外滥用最严重的一种药。苯丙胺是一种拟交感药，可以明显呈现交感神经增强的一系列效应。苯丙胺通过加速代谢、提高肌肉收缩效率而增强快速反应的能力，提高警觉，减轻疲劳，提高运动员的攻击性。苯丙胺的流行在60年代已达顶峰。苯丙胺激发运动员生理机制的超常运转，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触目惊心的事例终于发生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丹麦一名自行车运动员在比赛途中死亡，尸体解剖的死因分析认定是服用了苯丙胺，这是体育史上令人震惊的用药事故。60年代由于苯丙胺等药物的滥用，直接或间接死亡的运动员就达30余人。苯丙胺使交感神经过度亢奋，可导致高血压、心绞痛和致命性的心率失常；苯丙胺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强烈兴奋作用可引起严重的行为改变，包括坐立不安、兴奋失眠、攻击行为，偏执狂与幻觉等精神失常。此外，苯丙胺还有明显的成瘾作用。沉重的代价唤醒了人们的警觉，体育界、医学界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必须展开一场反对以兴奋剂苯丙胺为代表的药物滥用的斗争。
1962年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通过了一项反对兴奋剂的决议，但由于缺乏适当的处罚权，未取得决定性的成功。
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以日本、法国、比利时为代表的15国医生联合上书，要求对使用兴奋剂采取控制措施。以后，以梅罗德亲王为首的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于1967年成立。
1968年，法国冬季奥运会与墨西哥夏季奥运会第一次成立了兴奋剂检测机构，结果破天荒地收回了4名运动员的铜牌、银牌和金牌。经过几年的努力，人类终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揭开了反兴奋剂斗争的新的一页。
二、兴奋剂检测及其进展
竞技体育中“失之毫厘”的胜负与随之而来的“差之千里”的荣誉与巨大物质利益，使某些运动员不惜用违禁药向自身的极限冲击。这不仅从根本上违背了体育竞争的根本原则，把人类超越自身极限的审美过程变成一种谎言与欺诈；而且给用药者带来严重的致命的身心危害。但是，仅靠说服教育、警告与声明却无法使运动员摆脱实际利益的诱惑而放弃兴奋剂的使用。实践证明，唯有兴奋剂检测及随之而来的处罚才是遏止药物滥用的最有效的手段。
因为兴奋剂（如苯丙胺）是体坛最早使用、也是最早被禁用的一类药物，尽管以后也陆续宣布禁用其它并不具兴奋性的药物，但国际上仍沿用兴奋剂的称呼，把它作为所有禁用药物的统称。关于兴奋剂的定义，国际奥委会的阐述是：“竞赛运动员应用任何形式的药物或以非正常量或通过不正常途径摄入生理物质，企图以人为的和不正当的方式提高他们的竞赛能力即为使用兴奋剂。”可见，竞技体育运动中的兴奋剂含义是很广泛的，即使是生理物质，但通过不正常途径或摄入非正常量也属于禁药之列。
自从1968年在大型运动会开展兴奋剂检测以来，发展是非常快的，可以说，体育世界快变成一个巨大无比的“药物研究所”了。由于新药不断问世，以及运动员使用禁药名单以外的药物，致使禁药范围不断扩大。1968年首次兴奋剂检测只有5类8种药物被列入禁药范围，即：① 拟交感药（苯丙胺、麻黄素）；② 中枢神经兴奋剂（苯丙胺、马钱子素、回苏剂）；③ 麻醉止痛剂（吗啡）；④ 抗抑郁剂（丙咪嗪）；⑤ 镇静剂（酚噻嗪）。以后，历届奥运会禁用药物的品种与数量不断扩大，目前（上世纪90年代——引者注）禁药已达107种。在107种禁用药物名单中，每一类别的最后都注明“及有关化合物”，即包括结构与性质类似的药物，可见实际禁用药物远不止107种。
一般而言，兴奋剂检测是通过对运动员尿样的定性分析来进行的，对咖啡因等少数物质还要做定量分析（如当尿中的咖啡因含量超过12微克/ 毫升时才能定为阳性）。随着禁用药物不断增加，检测手段与方法也在不断改进与完善，这是与分析化学的发展分不开的。
为保证兴奋剂检测工作的可靠性，国际奥委会对检测实验室有十分严格的要求，合格者才能取得国际检测资格。合格实验室有效期仅一年，第二年初要复试合格才能取得当年的检测资格，每年都有几家实验室因不能顺利通过复试而被取消或降低资格。目前（指上世纪90年代——引者注）全世界共有17个合格的实验室。可喜的是，“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是其中之一，自1989年建立并取得合格证以来，年年通过复试，保持了国际先进水平。
1976年是反兴奋剂斗争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一年令人注目地将合成类固醇（甾体）列入禁药，这对于净化体坛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随着50年代中期不同类型的合成类固醇的问世，体育界内外使用类固醇日益广泛，到了60年代，类固醇的使用几乎遍及所有运动项目。
类固醇是人体肾上腺皮质激素的一种，合成类固醇是人工合成的具有类固醇基本结构的一大类化合物。它们具有雄性与蛋白同化作用双重效应，也称为雄性/ 合成类固醇，不同结构的合成类固醇的雄性作用与蛋白同化作用的比例是不同的。体育界常用的雄性/ 合成类固醇按结构可分为五大类60余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大力补、康复龙、康力龙等。合成类固醇能使全身肌肉处于亢奋状态，肌肉纤维变粗，从而使肌肉收缩的力量超常增长，保持竞赛的高水平。合成类固醇开始只用于决定成败在于力量与体能的运动项目，如举重、投掷等，也用于健美运动。以后在整个体育界泛滥成灾，这必然给运动员本人带来损害。合成类固醇是人工合成的一类激素，它扰乱机体内分泌系统的正常运转与平衡，继而对机体健康造成多方面的不良影响。
在各类禁药中，合成类固醇的使用最为严重，特别是在训练期间普遍使用。一些投机取巧者往往采用周密的服药方式，一般在赛前停用，以逃避赛时的兴奋剂检查。因此要控制合成类固醇的滥用还必须把目光由赛场移到赛场之外。
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和个别国家的奥委会开始实行赛外检查的新举措。赛外检查也称飞行检查，即检测人员事先不打招呼，随时飞往运动员集训基地或休息场所进行不定期的随机抽查，赛外检查药物的范围主要适合于合成类固醇及肽类激素。基于赛外检查的积极作用，国际奥委会专门设立了一个分管赛外检查工作的分会，并于1992年召开了工作会议，使赛外检查工作逐步走入正轨。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反兴奋剂斗争是竞技体育的永恒的主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利益巨大的驱使，赞助商会千方百计催生一些新药问世，而药物检测总是滞后于新药的运用，因为确定一种新药是不是兴奋剂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就造成兴奋剂使用的风险相对于获得的利益来说是比较小的漏洞。因此，国际范围内的反兴奋剂斗争最终还需依靠更为完善和更有效的检测手段。据统计，1995年国际“举联”对1196名选手进行药检，查出17例阳性（占1.4%）；1996年到世锦赛前为止，检测1310例，查出64例阳性（占4.9 %）。这并不是越打击服禁药者越多，而是因为检测手段的进步。值得提出的是，上述64例药检阳性中有56例是德国科隆一家兴奋剂实验室查出的，这家实验室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检测仪器，对兴奋剂更为敏感。这种仪器已得到国际奥委会认可。而且将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显示其威力。
总之。竞技体育中的反兴奋剂斗争是一项维护奥林匹克体育精神的长期的任务。尽管还面临重重困难，已引起国际奥委会的高度重视，决心以崇高 的道义与责任对反兴奋剂斗争加大资源投入，进一步健全检测制度，对药物滥用者加大严惩力度，从收回奖牌直至终身禁赛。唯有严控兴奋剂的使用，奥林匹克五环旗才能高高飘扬在纯洁的和公平竞争的奥运会的竞技赛场上！
附注：原载《百科知识》1996年第3期。
收入萧静宁著《论人脑潜力的开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