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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晨 杨君:创新“治理术”:网络政治视角下的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

更新时间:2018-03-20 14:47:20
作者: 刘成晨   杨君  

  

   摘要: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创新事关国家治理的成效。在网络时代,利用网络进行治理,既突破了传统“治理术”上的困境,又可以很及时地回复民众诉求,也可以第一时间公布事实与真相,从而消除集体性抗争。研究得出:当前的乡村治理,最终都会反映在乡村干部的腐败之上,原因在于乡村干部的权力太大而无监督。为此,本文的结论是:第一,加强基层政府在网络上的回应和基层网络建设;第二,于网络政治的角度,基层治理中要学会利用网络进行治理以创新“治理术”,从而加强社会建设。

  

   关键词:基层治理;网络政治;治理术;社会建设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一些原因导致的局部社会冲突值得我们注意。笔者认为,这种冲突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社会不公平与底层利益受害;第二,民众的维权意识与参与意识增强。也正如《2015社会蓝皮书》指出的那样:“我国仍处于快速的社会转型期,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依然比较突出,部分群体的社会受挫感和相对剥夺感表现仍然比较强烈;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诉求增强。从这两方面综合来看,作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综合反映的群体性事件频发的趋势短期内仍然难以改观,也仍然会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1]

  

   进一步说:首先,“不公”导致居民之间的待遇差异甚大。“不公”是我国历来已久的问题,甚至因为“不公”而引发的反反复复的底层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而今,“不公”依然存在,例如,从城市与乡村居民的不公的角度看,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从区域差距的角度来看,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年均收入为38587元,西部地区为18090元,差距达2万多元;从省际差别的角度看,最高的上海市年人均收入为76976元,最低的贵州省为9187元,两地相差67789元。”[2]所以,城市与乡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省份与省份之间存在的“不公”背后所反映出的本质是身处在其中的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等。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底层社会的获得感与剥削感成了反比,为此他们愤愤不平。其次,民众的维权意识与参与意识增强。笔者依靠多年研究网络政治的经验来看,的确如此。第一,民众依法和依理进行维权的增多,而不再以“闹”去解决问题,有的甚至聘请律师,或者自己在家学习法律知识,从而更好地进行维权与抗争。第二,网络成为基层民众维权的一个新工具。他们把乡村干部的腐败问题与证据公布在网上,还艾特(@)大V或一些媒体微博,希望传播的更广,从而在舆论层面实现倒逼的可能,进而把问题解决。同时,他们的维权还不仅仅只是发微博那么简单,还在专门的举报网站上(如中纪委的网站等)进行举报,诉求利益。[3]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些农民因不公和利益受害,所以选择反抗与举报,而地方干部又依旧延续原有的治理思维与路径,又在“一票否决制”的管理机制下,对农民的做法采取暴力的、强硬的的做法予以反击。

  

   当基层官员和农民之间形成对立时,问题也就很难解决,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性的妥协,更多的是“你死我活”的野蛮型政治在左右着官民之间问题解决方式,如采取暴力、威胁、恐吓等对上访民众采取“非法”措施。为此,这根本不能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只会引起民众的反感,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显然,当农民面对基层的某些强权政治时,作为弱势群体之一,他们会选择有“策略主义”(欧阳静,2011)的抗争方式。如“假装屈服”、“暂时放弃”、“形式上的妥协”、“故意认错”等成为了他们的“抗争伎俩”(抗争术),目的只有一个:缓和冲突,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从表面上看,农民是“输了”,但地方干部真的赢了吗?显然没有。所以基层“社会和谐”是依靠强控制得来的,而非真正的和谐,且和谐的背后并没有真正的把农民的利益诉求(于建嵘,2007)解决。同时,对于有些基层干部来说,他们“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而不是提出的问题”。这势必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所以,基层治理术需要创新。面对如此复杂、棘手的基层治理难题,我们应该想办法解决。从既有的研究来看,对基层治理而言,学界提出的办法是,如“选择性治理”(郑风田,2012)、“整体性治理”(段兴友,2014)、“分类治理”(申端锋,2010)等,这些办法虽然都很好,尤其是在治理思路上提出了创新,但真正的解决了问题了吗?为什么还是有“抗争”、“上访”等出现?

  

   在笔者看来,主要还是权力缺乏监督。一方面,农民的监督权力因为诸多原因而形同虚设,村民选举甚至成为一些地方家族的游戏,成为乡村企业家们可以左右的一场闹剧,农民的权利(徐勇,2007;张英洪,2011;周其仁,2011)与尊严何在?他们似乎是乡村社会最边缘的一个群体,只能充当配角。另外一方面,上级政府中的某些人对一些村干部们的腐败视而不见,甚至同流合污,政治庇护,为此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就不存在。“拉帮结派”的基层社会政治生态导致农民有苦无处说、不能说、不敢说的局面。农民只能一忍再忍,当他们可忍无可忍时就会采取暴力抗争。如此,基层社会的“激烈性冲突”(刘晨,2016)就会爆发,如有的村民血刃村干部,而理性一些的农民则会选择更高烈度地举报。

  

   农民会采取什么样的更高烈度的举报呢?如线上和线下结合起来抗争,疯狂地发帖、歇斯底里地举报。为什么这样?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权力-利益结构之网”[2](吴毅,2007)。也就是说,基层社会的权力与资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关系网,农民无法从中得到缝隙来诉求利益。所以,农民就会转而在“线上社会”(Network Society)中寻求一丝帮助。

  

   同时,不难发现,当农民在对腐败的基层干部进行反抗时,政府基于“政治艺术”对基层社会也作出了回应,尤其是在治理策略上“术”成为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他们会采取“拖拉”、“踢皮球”的原始性“反抗争技术”,也会采取水军、删帖等“互联网+”的网络时代的“术”来制止舆论爆发与丑陋外传(丢脸的政治)[3]。

  

   在笔者看来,这些“治理术”并不符合现代社会地需求,可能还会引发新的矛盾。由此,创新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中的“治理术”(福柯,1978)已迫在眉睫,更好地回应和解决农民问题,已经迫不及待。所以,本研究在网络政治的视角下,所要进行的研究是:在当代社会,如何实现基层治理的“治理术”创新以化解基层冲突,进而,如何利用网络来进行开展更好的社会建设。

  

   二、相关概念界定

  

   就本文而言,主要的几个核心概念为治理术、网络政治、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只有弄清楚这些核心的概念,我们才能在下文中更全面、精准地分析。

  

   第一,什么是“治理术”?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一书中谈到:“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以及使得这种特殊然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的计算和手法组成的总体,其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并且,比起所有其他权力形式(主权、纪律等),这种可称为‘治理’的权力形式日益占据了突出的地位。”[4]其实,福柯在这里面所谈到的最主要的两个核心概念就是“政治”与“策略”,而将这两个合起来进行统筹性的理解,即为一种“政治艺术”和“政治技术”。

  

   第二,什么是“网络政治”?笔者曾经在一篇拙作中谈到:“在中国网络社会的崛起,并非是2000年,而是1994年左右。只不过,到了2000年才开始逐步的形成一个具有‘中国体验’独特之物。在中国,作为虚拟社会的网络社会,博弈却又无处不在。因为博弈而导致的政治对抗或利益冲突,进而就发生了网络政治研究。”[5]这也就是说,网络政治其实就是研究网络中关于权力的一些现象和事实,例如权力博弈等。当然,学界现在提出的网络政治更多的是“网络政治的运作”等,笔者认为,这样的提法固然有道理,但没有触及到真正的网络政治议题。说到底,就目前的网络反腐而言,恰好是网络赋予了网民以“权力”与基层干部之间进行较量。所以,我们认为,网络政治的“根本性议题”(孔飞力,2012)在于“权力博弈”而不是其它。

  

   第三,什么是基层治理?“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主体多元、内容繁杂、方式多样、直接面对民众、直接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等特点。”[6]同时,周智庆认为(2015):“历史地看,基层政府治理是一个建构权威结构和提升社会动员与控制能力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就基层治理现代化而言,治理不只是一个制度法治化问题,也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后者甚至更具有本源意义,因为制度的适应性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中。”[7]所以,基层治理,从古到今都是面向基层所开展的一系列技术性或政策性的政治制度行为。且参与治理的主体包括基层干部、群众等,治理的对象包括基层事务中的各个方面,例如乡村政治、乡村生态、乡村公共事业等。

  

   第四,什么是“社会建设”?邓大松认为(2008):“社会建设是指社会主体根据社会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改善民生和推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为与过程。其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实体建设;二是制度建设。——·社会实体建设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社会制度建设则使社会更加有序与和谐。”[8]本文大致同意这种说法。社会建设的根本在于秩序性的建立,而秩序性又对基层社会的冲突解决可谓是非常有用。

  

   三、问题:基层治理与社会建设的困境

  

当前基层社会的问题可谓繁多。比如,在《农村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与改进路径》一文中曾谈到:“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农村的稳定发展与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密切相关。”[9]所以,只有把农村治理好了,那么基层社会才会团结,才会有序,才会稳定。问题是,现在的基层治理又呈现出以下几种问题。如韩长斌(2014)就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村的主要问题——·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发展之基,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村土地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10]《社会体制蓝皮书: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报告》(2016)指出:“目前,乡村治理面临:第一,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突出;第二,农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第三,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第四,村民自治实践还需要完善和创新;第五,乡村治理主体参与度需要提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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